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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仍未被彻底遏制，本文将搜索汇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传染病与社会危机的学术论文，供读者参考。 1. Lynteris, C. et. (2020). COVID-19 Forum. Science, Medicine, and Anthropology. 本论坛汇集了十七位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COVID-19带来的社会危机与影响。此论坛旨在探讨COVID-19流行病本身，并与其他流行病和流行病控制过程进行比较。学界希望该论坛将针对当前的COVID-19流行病研究，促进跨学科的讨论和合作，并希望就新的冠状病毒流行病的讨论激发新的批判性和分析性方法。 其中，项飚的文章指出，流行病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但是，COVID-19疫情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2020年的人口流动不仅空前普遍，而且已成为全球经济和世界上许多人维持生计的基础。COVID-19疫情及其后政府的应对措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突然终止了我们所谓的“流动经济”。 而政府采取了“网格管理”来进行COVID-19流行病的管控。居民社区，地区，城市乃至整个省份都充当网格的角色，对所有居民进行全面监视，最大程度地减少流动性并隔离自己。针对此次疫情的网格效应也可能会造成多方面深远的破坏。其中经济中断带来的影响最为明显。由于中国在2020年的经济规模是2003年的四倍，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流通中的任何故障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那些依靠流动性谋生的人民可能要付出最大的代价。 详见： http:///2020/covid-19-forum:-introduction.html/?fbclid=IwAR1eU_NEf6SZ0gn9TxQoU6g5FEa3Y0FW_BqHbf_fuHExUVqJNqxEfU5w7d4 2. Webster, E. (2019). Tubercular landscape: land use change and Mycobacterium in Melbourne, Australia, 1837–190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十九世纪晚期，澳大利亚墨尔本经历了严重的肺结核危机。本文依据公共卫生管理研究中对于土地使用和传染病的紧密联系，检视了文化，政治，经济活动对于十九世纪墨尔本肺结核危机的影响。本文使用流行病学技术，GIS分析和历史记录，分析了这座城市应对废物，积水和其他疾病传播媒介的能力，并反思了当时政府如何通过调整景观来适应不断增长的城市的卫生和商业需求，从而加剧了结核病的传染性。作者的结论是英国殖民城市的外来特性促进了当地土地利用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肺结核疾病的发展和扩散。 详见： https://www./science/article/abs/pii/S0305748818300963?fbclid=IwAR2p5_BhFLAqSLggiTglAMELPgjzW0wWm5aoDDP9wenHZ-01w2K-1ubVHNI 3. Pescosolido, B. A. (2006). Of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role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grating the health scienc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7(3), 189-208. 文章指出，理解形成卫生和医疗保健的原因及后果的情境和环境非常重要。社会学认为，社交网络已成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重要研究视角，这种观点为在不同学科领域引入社会学的丰富理论和方法论见解提供了一个通用平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与卫生和医疗保健有关的所有级别必须通过网络机制进行考虑，分离和链接。遗传生物学也许是社会学家最陌生的领域，反而代表了基于社会学解决方案的最大需求和最佳前景。第二，无论是社会意义上还是医疗意义上，都必须腾出空间来针对特定人群定制模型。第三，社会学家必须在“大科学”中寻找声音，来应对从社会建设到社会因果关系的问题。 详见： https://ae4d0c70-a-62cb3a1a-s-sites./site/issh2011snatrack/papers/Reprint80-OfPrideandPrejudiceJHSBReederpaper.pdf?attachauth=ANoY7cp-ySiyleAIZ8x9ALd9SVMMW9prQwTklMf4O5c2aCZNlvGEg-PJEoI89RsraH6CaPvxtlkoAjHQXoAT3mJxvE9As2cO7SKGL4l5IEh3BmQlbOSbVGcytf31XIBS3g9avUeypxE7S6gsO_xoNZea7B3XwU_gROY7bXyPcQN3ZL8sWguPJ1Kdjgamj2M-s4GcYQqN9gUOaE4tHI-QCfKzH9EXsgVTDu30osVYU2gPaLo1Qq_NViotbr-AXJk05aiMu-TW8-4NKEF6PngLdYrWMbjsouGRRw%3D%3D&attredirects=0 4. Tausig, M., Selgelid, M. J., Subedi, S., & Subedi, J. (2006). Taking sociology seriously: A new approach to the bioethical problems of infectious diseas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8(6), 838-849. 在本文中，研究者将生物伦理学家之前对于传染病的忽视与他们对于社会因素对于传染病影响力的低估结合起来，探讨社会因素（例如社会公正）对于传染病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医学社会学家意识到了社会因果关系模型对于疾病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理解其在传染病中的重要地位。理解这一模型将有利于将来进行与传染病相关的生物技术分析。研究认为，相比于更广泛使用的生物医学模型而言，通过强调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社会因果模型为与传染病相关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更丰富的方法。 详见： https://onlinelibrary./doi/pdf/10.1111/j.1467-9566.2006.00545.x 5. Farmer, P. (1996).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4), 259. 文章指出，尽管许多研究新兴传染性疾病的学者都赞成社会生产疾病理论，但很少有人研究过社会不平等对疾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不仅有力地塑造了传染性疾病，而且也影响了整个病程。本文对新兴感染性疾病的研究持批判性观点，探讨了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人群中如何影响地位不平等的个人。从这种检视疾病出现契机出发的研究，将会促进多种学科关于传染性疾病研究的合作。 详见： https://www.ncbi.nlm./pmc/articles/PMC2639930/pdf/8969243.pdf 6. Klovdahl, A. S. (1985).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IDS examp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1(11), 1203-1216. 文章指出，将人口概念化为一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个体，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为更好地了解某些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观点。本文使用了40位AIDS传染病患者的社交网络数据，说明了社会网络方法在研究病因不明的疾病爆发，以及评估限制病原体扩散的策略时具有一定的潜在有效性。 详见： https://www./science/article/abs/pii/02779536859026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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