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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晋商首创了票号？更好的问题是，为什么其它商帮没能搞出票号？答案是，1750年前后，除了山西的太谷，中国其它地区都没能进化出辐射全国的货币市场，票号模式的灵魂是同业拆借市场所提供的高度流动性，绝大部分研究山西票号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票号的金融创新必须具备四大技术基础：银票的兑换保证、会票的跨区支付、同行拆借的货币市场、远程记账的信息同步。幸运的是，山西商人成功组合了这四大技术。
明清北方的金融机构很早就出现了银钱兑换的钱铺、鉴别银两的银号、商业放款的账局、消费借贷的印局、大宗质押的典铺、小额抵押的当铺共六大类。早在票号出现百年之前，北方就既有同城支付的钱票和银票，也有远程付款的会票，还有区域性的货币市场中心，如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三原、凤翔，但只有山西太谷的货币市场具有全国辐射力，因为晋商的万里茶叶贸易网络纵贯了中国全境。
秦商原本也具备发明票号的潜力，陕西三原在明代的地位非常类似清代山西的太谷，只不过秦商在政治上比较疏远满清贵族，从而在全国商业版图上遭到了边缘化。
徽商也有开创票号模式的实力，但徽商纵横于江南水乡、大运河和长江水系，较少涉足大西北等干旱的地域，白银万里转运的切肤之痛不如远至漠北和莫斯科的山西商人。
宁波商人和福建商人没搞出票号是因为他们在国内贸易中起步较晚，明代宁绍帮和福建帮主打利润最高的海外贸易，遭到嘉靖镇压之后才转向国内贸易，比秦商和晋商晚了150年，失去了明代国内贸易跑马圈地的机遇。清代中期之前，他们的全国商业网络拼不过晋商。
广州商人也输在起步太晚。广东在明代仍落后于福建和江西，江西在明朝初年曾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前三名省份，人口规模仅次于长三角，江右商帮曾名震天下，重点经营大西南的云贵。到了清代，粤商主要面向海外贸易，虽然也远至营口、天津、北京打拼，但国内市场影响力不如晋商。所以，广东商人与江西商人也无法与晋商竞争票号。
票号堪称是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贡献。  山西票号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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