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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竹书出土 禅让制度为什么到了帝禹时代为什么又变得行不通了呢？ 没别的。 帝禹可是牛人中牛人，不但把大洪水都治理好了，还把一切挑战黄帝王朝的敌对势力都一锅端了。 到了帝禹的统治末期，黄帝王朝太平的不像话，管理起来，轻松的很。在这种情况下，帝禹当然不甘心禅让了。 一口气谈了那么多不成功的禅让，之后，大家还要听我大讲特讲两次成功的禅让。 那么如何理解禅让制度呢？ 由于尧舜禹时代被视为中国人最美好的童年，因此呢？中国人历来对于禅让制度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当然。 与至于今天，21世纪的我们，还被各种不客观的想象所包围，比如上古多么民主，禅让多么迷人，尧舜禹的各种美德。 这是很不应该。 其实禅让制度乃是一种政治制度。 设计出来的，其首要任务乃在于权力之分配与平衡，是谈不上所谓的仁与不仁。 现在专家学者谈论起禅让制度，往往断言禅让制度乃是儒家知识分子为了宣扬其“仁者无敌”的史观而伪造出来。 孔孟虽然有其儒家史观，不必否认。然春秋战国游学之士，得以纵横天下，必不做无根之谈。 他们可比今天的所谓学者，更加百倍在乎自己的名声。 因为他们游说的乃是君主，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典章制度皆以完备，列国都有各自的国立图书馆档案。像鲁国这样的国家，甚至保留了四代（虞、夏、商、周）之文献。 因此，先秦诸子谈及上古之事，态度往往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比如孟子谈到三代礼仪，就承认自己知道的不多。 他对于《尚书》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就很不满意，说周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怎么可能“血流漂杵”。 因此上，尖锐的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但他只是质疑，并没有改写尚书的嫌疑。 因为降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有各自的国立图书馆档案，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质疑可以，但是抹杀文献这种事情，还真没人做出来。 而且真这么干了，几乎等于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孟子只能说《尚书》记载的历史有问题，但不能说《尚书》上没有这回事。 中国造伪书的时代，并不起之于战国，零星个别行为也许有之，但是那时候未经秦始皇焚书，文献俱在， 胡说是什么前途，反而会被君主鄙视。 现在考古发现，很多疑古派史学家所认为的伪书，其实一点也不伪。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尉僚子》一书，在被出土之前，明清时代以来，一直被各大学者定义这本书为伪书。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们没有太过于强烈的作伪的动机，也没有作伪的手段和本事，毕竟那个时代真正能写好自己书的没几个，还要花心思去造伪，没精力啊。 又自然，间中也有庄子韩非的寓言之谈，但是大家还是能分清他们在乎的是借着故事讲道理，也就算是今天所谓的段子，而不是史实。 魏晋时代有个中国文化史很重要的考古发现—— 晋太康二年 (公元281)[1]﹐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有一位叫做不准（人名）的盗墓贼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 这个不准挖掘的古墓，后来当时学者考证了老半天，也没确定是战国时代的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 这也难怪，当时可没有啥碳十四。能推定是战国魏国的王墓就很不错了。 那时候的盗墓者，注重的金银财宝，对于这些竹简一点也不爱惜，胡乱翻动。 古代的竹简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日子久了，绳子肯定朽坏了，再加上盗墓者的破坏，竹简散乱了。 盗墓者为了在幽暗的古墓中找到金银财宝，甚至烧起竹简，以为照明，这样的破坏就更大了。 盗墓贼离开了古墓之后，古墓很快被发现了。 等到官府派人去查勘的时候，整理这些散乱竹简是当地的小官员，那里知道这些竹简的宝贵之处，也不是很谨慎。 于是，竹简的运命就更坏了，内容毁落残缺也就不难想见了。[2] 这个古墓出土的古籍很多，比如以后我在《周天子》一书将提到《穆天子传》就是从这座古墓出土的。 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纪年》十三篇了，也就是这本书脚注屡屡引用到的《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记载了夏代以来，一直到西周覆亡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截止于三家分晋之后一直到魏国安厘王主政二十年的历史。 这一部《竹书记年》应该算是魏国国史馆的档案文件了。《竹书纪年》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是因为在写到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和《尚书》等经传的传统说法大大不同。 比如帝舜为了取得帝位，将自己的老板帝尧囚禁在平阳。不惟如此，帝舜还千方百计的阻拦帝尧的儿子丹朱求见自己的父亲。最后更派大臣后稷将丹朱放逐到了丹水。[3] 又比如，夏王朝建立的时候，帝禹本来要禅让天子之位给大臣伯益，结果却给帝禹的儿子夏启干掉了。[4] 总之，要是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上古之禅让制度和后世王权时代皇权时代之政权更替没有两样，也是步步鲜血的权谋场。 27、超级大忽悠经传上对禅让制度美化的太过分了，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最早的历史就是用来向当权者献媚的。 可是《竹书纪年》就是真相吗，不见得。 我们知道，中国的东汉王朝时代，不惟真的文献往往被人塞了私货，就是没有文献，也要伪造出一批来。 干嘛呢，为当下的政治服务。 整个东汉王朝，是啥稀奇古怪的伪书都有。 而到了魏晋时代，这个上承的东汉王朝的时代，是一个薄周孔非汤武的时代。 此时魏晋时代距离上古时代已经两三千年了，魏晋之文人对上古政治制度的一知半解，不免以今类古，断为己意。 他们眼见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之残酷之无情，自以为上古君主之大位之争斗，也必然也充满了血腥气。 于是呢，对于这些零散的竹简的整理，指导思想本身就出了问题。整理过程中，如果整理人有了私心，大塞私货的可能性就暴增了。 反正竹简都散乱了，做起手脚来是最方便不过的了。当然，我在这里的揣测比较恶意了。就我个人的判断，上古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传统的经传上写的比较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古神权时代之君主大位，领有的仅仅是共主的美名，最要紧的反而是照顾本族的一亩三分地。 帝尧帝舜这两个黄帝王朝的君主，所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说实在，他们愿意在领导位置上多呆一天，那都不能仅仅以奉献精神来褒扬他们了。 他们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是基于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看看此前帝颛顼在即位之后所经历的种种，便知道黄帝王朝之君主大位，实在是再凶险不过了。 而到了后世王权时代和神权时代，中国政治制度已经成熟到了化国为家的地步。是以对于捍卫君主之位，往往不惜流血千里，残民以逞。 用后世之情境套在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上，则其荒谬不言可知，不辨自明。 禅让制度虽然是守丧三年变易出来的一种临时的政治制度，但是帝尧禅让给帝舜之后，帝舜紧跟着禅让给大禹。 临时来临时去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正式制度了。 这种情况今天还有，比如某地为了应付卫生检查，临时设了个卫生办。刚送走一个检查团，又通知下一个检查团要来。 这个卫生办很可能至此以后就不临时了。 于是，禅让制度在中国历史扎下根，以至于后世谈起政权更替，哪怕是再荒诞再血腥的篡夺，都要把过程打扮的像禅让一样。 当然，真心实意的搞禅让，也不是没有。后世王权时代的战国时代就有一例，发生在燕国，其结果令人啼笑皆非。 也正是这件事之后，大家开始把上古时代禅让制度这个话题当成一个神话、一个传说。谈得说得，却是摸不得，做不得。 真做出来，那是几乎朝堂上所有政治势力都不得不站队，进而展开血腥无比的夺权政变，使得整个国家政权陷入了动荡难安的状态。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战国最出名的谋士苏秦有个弟弟，叫做苏代，也是一个超级大忽悠。 苏代的忽悠对象是燕国国君姬哙。 苏代告诉姬哙，齐国之所以不能称霸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现在齐国的君主不相信的自己臣子，刚愎自用。 姬哙一听不错，要信任自己的大臣才行，于是就把燕国的国政完全都交给了他喜爱的大臣子之处理。 这位子之，其实和苏代早有深交。当然，朋友归朋友，苏代的这番忽悠，还是老实不客气的从子之那边拿到公关费（百金）。 这还没完，为了将忽悠进行到底，子之又让另外一个人去给姬哙讲上古禅让的大道理。 这套说辞是这样的： 帝尧把国政交给帝舜，天下大治。 帝舜把国政交给帝禹，天下大治。 不如大王现在让子之当国相吧。 千载之下，大家都赞扬帝尧的贤德，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真心的想把自己的国家都让给许由。 许由当然不会接受啦，这叫做有让天下之名而实际上天下却从没有在帝尧手上失去过啊。 现在大王要是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大王却能坐享帝尧让国的贤德之名。 天下居然这等美事，姬哙欣然采纳。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来忽悠姬哙了，估计也是子之派遣，继续深化“禅让制度文化先进性”的意义，姬哙当然用心学习了。 这一位又是怎么忽悠的呢—— 可是，帝禹禅让给自己的大臣伯益，是虚情假意的。 他啊，表面上把王朝禅让给了伯益，可是私底下却为自己的儿子启培养势力，让启得以坐大，并最终夺去伯益君主之位。 太虚伪了。 所以呢，大王啊，你啊，要想燕国大治，就要真心实意的把君主之位禅让给子之。 姬哙一听，猛拍大腿，对啊对啊。当下将君位“禅让”给了子之。 战国那都是什么年代，七国争雄的王权时代，那还能行禅让。 结果是燕国立马大乱。而它的强邻齐国自然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大举进攻，差点就把燕国给灭了。 还好姬哙的儿子姬平争气，后来不但赶走了侵略者，还大举反攻，差点灭掉齐国。[5] 总之，时代不同了，再美好的政治体制，也会变成大忽悠。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言，上古的禅让是不好的制度，虚伪的制度。 帝尧好不容易打败了六大部族，随着时间的久远，只剩下《淮南子》上的一行字了。 从这一行字中，后人往往看到帝尧屡战屡胜，打出了黄帝王朝的声威，想到往往不是帝尧的征战之苦。 而是觉得帝尧取得胜利太理所当然了，太轻松了。简直不值得一提，因此后人往往会忽略他在武功上的成就。 即便谈到这个话题，也往往断然认定帝尧是有道明君，仁德的很。有了“仁”这面旗帜，自然是无敌于天下了。 Why？ 按照儒学大师们的历史观，他们总是用轻松的口吻告诉我们，以有道伐无道，从来手到擒来。拥有了“王道”，就能无所不能。 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是在西周灭商之后流行起来的。 当时，西周作为胜利者，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所以在西周人官方文宣中，说起灭商战役灭的那么轻巧，完全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有“德”的缘故。[6] 《六韬》是这样记载的—— 在灭商大战之前，周武王姬发就找太公望（姜太公）商议，讨论怎么样彻底推翻商王朝，他问道： “我不想发动战争之后，才知道胜算几何。 不想经过占卜之后，才知道吉凶。 不想任命一个人之后才知道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请问有什么办法？” 太公望拍胸脯保证，他着急啊，再不打战，他这块老骨头都快入土了。他说： “有，办法有的是。 大王，你得到天下人的拥护以图谋无道昏君，自然是战争还没有打响，胜利女神就向你招手了。 就个人品德而言，大王贤德，推行善政，远胜于腐朽的商王朝，自然不需要通过占卜便可知道此行灭商之役的结果是大吉大利。 他们感觉到为患为害的因素，正是对我们大大有利的因素，因为商王朝治下的百姓，虽然不是我们周人，我们却可以赢得商王朝的民心而驱使商人。[7] 这一套“有道明君速胜论”，我们姑且称之为“仁者无敌定律” 到了春秋时代，“仁者无敌定律”大大的发酵了，特别是孟子在他书上大肆宣扬，而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更替胜利者的标准而统一的文宣格式。 孟子是这么吹牛皮的—— “统治老百姓靠封锁国界是没用的。 巩固国防的基础不可能建立在山川险阻之上。 扬威天下不是靠先进的军事科技就可以做到的。 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 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 亲戚也会叛离； 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 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因此，有道明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8] 儒家的这套史观，不妨称之为正义史观。其实和今天好莱坞主旋律电影所宣扬的那一套——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理论很相近了。 儒家宣扬的这一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么？ 应该说，不是。 基本上现在各国的教科书上，谈论起各自历史上的战争，肯定都隐含如下逻辑—— 正义势力代表历史潮流、发展趋势，代表民意，必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而邪恶势力逆流而行，违背民意，最终肯定会被正义势力彻彻底底的打败。 简而言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更简而言之，即是“仁者无敌”。 正义势力这边，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而邪恶势力那边，代表的少数人的利益。之所以正义会战胜邪恶，就是多数人打倒了少数人。 任何一个官方政府正常会宣扬“仁者无敌”。可是老百姓未必买账，中国历代的话本小说、各种各种演义，则用另一种语言告诉我们，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 我们知道，有一种牌局游戏，每一轮牌局到了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赢，而所有人在这副牌局中赢到的点数都归那个唯一的赢家。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把这个术语用到政治学上，指的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惟独占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还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 应该说，这两种史观，都很流行。 帝尧之胜利，到底属于仁者无敌，还是赢家通吃，今天已不可晓。 无论从哪一种逻辑出发，他都在中国历史属于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了。 人类总是对胜利者讴歌，尽管这讴歌声中，我们很难分清楚到底是人民对统治者的由衷赞美，还是统治者对自己涂脂抹粉，而否两者兼而有之。 一切的历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总是如此的“和谐”，“和谐”的有时候让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无语。 未完待续 [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 [2]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晋荀勖《上穆天子传序》 [3]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竹书纪年》 [4]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 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5]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 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史记·燕召公世家》 这个小故事中，提到大禹禅让给伯益的故事，真实情形如何，后文再为读者诸君细细说来。 [6]从历史上看，商王朝垮台确实垮的很快，但如果仅仅从军事角度上去考察，主要原因还在于商王朝当时正用兵于东夷，国都空虚，被西周很顺利的偷袭了。 不过王道主义者可不讲这一套。 [7]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 ” 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说苑·指武》 [8]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矣。”——《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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