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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疃莊的故事·母亲辛苦的一天

 潍坊北海道 2020-03-12

作者|秦勇

       1961年初冬。

       树上的叶子净了,街上比舔了还干净。稀少的行人匆匆而过,不时传出因为吃而哭吵的声音。

       这一年,哥哥11岁,姐姐8岁, 我6岁, 三弟3岁,妹妹和四弟还未来到这个世界。父亲在东北牡丹江市工作。病弱的祖母从城里来到乡下和我们过艰难的日子。33岁的母亲拉扯着这老少都需要照顾的五口人。这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

       那一年,家里没有别的吃,老少只吃地瓜蔓和地瓜叶。记得母亲和祖母为了让孩子们能咽下这些难闻的地瓜蔓和地瓜叶,就用簸箕端着地瓜蔓和地瓜叶去邻居家用石磨磨一下,再用簸箕端回来放到小水缸里,用水泡两三个小时,而后再用手攥成团放到瓜干面上滚一滚,再放到锅里蒸。就这难闻难咽的东西,吃得时候要关起门来,不然的话就被人家抢了去。那时,国家困难到极点。听说,北京的毛主席一天吃两顿饭,还是半粗半细。

       母亲哄着孩子们吃这难闻又难咽的菜荠溜,“快吃,别闻,使劲往下咽,长劲,一气吃了三个。姐姐咽不下去,急得她眼里只掉泪。姐姐乞求地说:“娘,我有劲,我去看孩子吧?”娘不忍心看闺女这般难受,就搂着她说:“好闺女,喝一口水,吃一口菜荠溜,你试试。”姐姐在娘的鼓励下,终于吃了一个菜荠溜。

       母亲哄着我们吃了早饭,又赶紧去侍奉祖母。“娘啊,今早晨无面做粘粥,你也就着水吃菜荠溜吧。”弟妹四个站成一行,眼使劲看着祖母。祖母为鼓励我们,抓起两个就大口吃了起来。我们看到这里就用劲跺脚。母亲侍奉完祖母,顺手摸了我们四个的头。

       三弟需要特殊照顾。三弟是1958年生的,那一年母亲怀着他时正赶上大跃进,社员们没白没黑的干,母亲正是壮劳力,自然也不能休息。孕妇吃不好,再休息不好,胎儿受到影响,三弟一出生就得了慢筋疯,这不,三岁了还站不稳。母亲总是在都吃了饭后再给三弟喂上几口奶。

       照顾完三弟后,就和姐姐说:“好闺女,娘要去队里干活了,你要看好弟弟。”哥哥去上学,姐姐领着弟弟去上学,娘领着我去队里干活,祖母在家里看门。祖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她身体不好,但她缝缝补补,洗洗刷刷、颠簸箕、扬扬糠,准备午饭都是她来做的。祖母是下虞河孙家人,穷苦人家,后嫁到赵疃我家,生有一男四女。虽然识字不多,但她对孩子识字有很远的境界。关于祖母的事情,想在后面的《赵疃莊的故事》里再述。

       这一天上午,队长安排给母亲的活是到场院里整理仓库。除母亲外,还安排了四个女社员。社员们到了场院的仓库屋里,生产队保管员就铺派他们干活。在干活之前,母亲自然是先把我安排个既暖和又安全的地方。我小时候,不怎么调皮,很听大人话,很受大人待见。大人外出,或是到地里干活,或是走亲访友,或是赶集上店都乐意带上我。

       母亲在休息期间,领着我去场院南边的豆秸垛边捡黄豆粒。不多时捡了一大把。母亲高兴地说:“孩子,晚上我们就可吃上小豆腐啦。”我高兴地拍着小手跳了跳。快晌天啦,社员们停了他们手上的工。我用手牵着母亲的衣角跟着母亲的步伐往家赶。

       母亲到了家,拍拍我的肩,指了指祖母,我顺着母亲指的方向蹦跳着将捡到的豆粒从裤子的布袋里抓了出来放到祖母的手里,祖母高兴地合不拢嘴。祖母用手捧着我放进去的豆粒,就像要见毛主席那样幸福。

       母亲在院子里的水盆里洗了洗手,就又开始了午饭的工作。祖母将豆粒放到水盆里泡着。母亲抱柴禾、添水、馏干粮,还从屋外的咸菜瓮里找咸菜。哥哥放学回来了,高兴地帮母亲向灶堂里添柴禾,一边背着新学的课文。我站在哥哥边上,看着哥哥鲜艳的红领巾。母亲看我认真地看哥哥,就说:“弟弟馋你的红领巾。”哥哥回头用指头用力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我高兴地跳了跳。

       这时,姐姐一手抱着纸书包,一手领着三弟回来了。姐姐长的很俊。小辫子上红绸子和脸上的红胭脂是母亲早晨给她上上的。姐姐腮上的小酒窝在她跟母亲说话时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就像晚上月亮穿云似的。母亲从姐姐手里接过三弟,让姐姐放饭桌、拿筷子,让哥哥帮助祖母把泡在盆里的黄菜攥干,让我去搬吃饭的板凳,一边给三弟吃着奶,一边往灶堂里添着柴禾。饭好了,母亲掀开盖垫,热气嗖地一下到了屋笆,我们四个使劲地看着锅里的东西——还是菜荠溜。

       母亲看到孩子们不乐意吃菜荠溜,就号召性地说:“快吃,吃了好上学,晚上我们吃小豆腐。我看谁吃的快,晚上就多给谁小豆腐吃。”我仍然吃得最快,又是三个菜荠溜,像一个打了胜仗的战士,用胜利者的目光扫视着他们。母亲和姐姐说:“你看了吧,他为什么长得比你高,看他吃饭多快啊!”姐姐一边看着我,一边又流出了眼泪。

       饭后,小的们跟着祖母到炕上休息,母亲还在收拾着饭桌、刷锅洗碗,再把攥干的黄菜泡到水里。干完这些活后,又开始检查哥哥、姐姐的书包,削铅笔、磨橡皮、整课本。母亲看着满炕的孩子,幸福地慰之一笑。

       又到点了。母亲将哥哥姐姐叫醒,一切顺序和早晨一样,就是多了道要亲自给孩子们检查纽扣系好了吗,帽子戴正了吗,书包里的东西带全了吗。

       下午母亲带着我又到场院仓库干活。下午太阳很好,晒得我暖洋洋的。我跟母亲指了指场院南边豆秸垛,母亲点点头,我蹦着跳着去捡豆粒了。

       太阳西下,天起了凉风,我的小手冻得有些发红了,也就停止捡豆粒。收获不小,身上的四个口袋都鼓鼓的。等我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还夸了我,说我能干。母亲攥住我的小手,不停的用口呵护。她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给我暖和。太阳渐渐红了,社员们收工了,我又牵住母亲的衣角,跟着母亲往家走。我不时地仰起头看看母亲,母亲信步地迎着晚霞幸福地往家走。

       刚进家门,太阳的光线就疏了起来,祖母点上油灯,在灯下用舂臼舂泡好的大豆,是在为晚上馇小豆腐做准备。

       姐姐在院子里跳房子,三弟在锅台旁模仿大人拉风箱,哥哥看着小人书也回到了家。

       母亲接过祖母手里的杵继续舂剩下的大豆,边喊着哥哥扶祖母回炕上休息,边叫姐姐把锅刷出来,边唤我把衣袋里的大豆粒放到瓢里,此时无一人休闲。

       母亲将舂好大豆放进锅里,又将泡好的黄菜倒进去,再添上几瓢水,哥哥抱来柴禾,点上火;姐姐拉着风箱,不时用勺子搅拌锅里的小豆腐;母亲将剩余不多的菜荠溜馏到锅里。

       母亲让孩子们起来,她坐在蒲团上,一边往锅底下添柴,一边拉着风箱。姐姐用小手帮着母亲拉风箱,哥哥帮着母亲添柴禾,三弟坐在母亲的腿上,我就从院子里的柴禾堆上往屋里抱柴禾。渐渐地闻到豆腐的香味了。哥哥要吃一大碗,姐姐要吃头碗,三弟也喊着要吃,我不停地往屋里抱柴禾。油灯的光被热气淹没了,热气冲到房顶,又俯冲下来,挤出房门。豆腐的香味飘逸满屋,附和着热气走这门,过那屋,翻滚向上,俯冲向下,香的人的鼻子不行了。

       母亲停住风箱,住手续柴,说是收收汽,一捂三分熟,等会就开锅。

       哥哥在放桌子,姐姐在拿筷子,我在搬凳子,三弟抱着母亲的腿,母亲一边照看三弟,一边在掀锅盖,一边喊祖母吃饭。家就如同这锅里豆腐,只有热乎,才能煮出这香喷喷的美味来。锅盖掀开了。锅里热气就像冲出笼子的野兽,嗖的冲了出来,瞬时充满了房子。我们四个也围拢了过来,就像四个哨兵,生怕锅里的美食跑了。

       母亲先把箅子上的菜荠溜收起放进茅礅子,后又取箅梁子,再后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舀豆腐了。母亲舀了一个头碗亲自端到祖母面前,而后就是按年龄顺序每人舀一碗。哥哥端碗,姐姐分筷,三弟给母亲占座位,我把剩余柴禾抱到院子里的柴禾堆上。

       碗舀好了,筷分发完了,母亲坐在祖母的身边揽着三弟,母亲左边是哥哥,依次是姐姐和我。都坐好了,祖母开始领着谢饭:

       感谢上帝赐我吃穿,

       谢谢耶稣赐我灵餐,

       恳求圣灵住我心间,

       阿门!

       谢饭时全家人都闭上眼睛,用诚心去感谢上帝赐给的这顿美餐。

       母亲一边分发着干粮(菜荠溜),一边照顾着祖母,一边喂着三弟,还不时地教育着我们:让大哥好好学习当大官,让姐姐好好学习当演员,让我好好学习当科学家。母亲一边说着话,一边从自己碗里又分给了祖母些豆腐,一口又一口地喂着三弟,她自己还没吃上一口。哥哥端起碗往母亲碗里倒,姐姐也学着哥哥往母亲碗里倒,我也学着哥哥姐姐往祖母碗里倒。祖母、母亲看到这些欣慰地笑了。

       丰盛的晚餐用过了,母亲又询问起哥哥姐姐的学习情况,督促他俩好好学习,认真听讲,尊敬老师。

       哥哥姐姐回屋去写作业了,我收拾着板凳,母亲在洗碗筷,家里逐渐安静下来。母亲整理完毕,关上街门,领着三弟回祖母屋里与祖母说话,我学着哥哥姐姐写作业的样子,用铅笔在桌子上划拉着。

       渐渐地都入睡了,母亲在油灯下检查着哥哥姐姐的作业。检查完作业后,又去把孩子们的袜子放到炕头上的席底下,而后又一件件检查孩子衣服的纽扣和缝补被刮划破的衣服。

       那时,家庭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吃喝烧。国家就是那么个形势,苏联逼迫归还贷款,老天又给了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岌岌可危。在这种环境下,做为支撑六口人吃穿的年轻少妇,真是难上加难。

       母亲忙完孩子们的事情,一个个给孩子们掩好被子,又端着油灯到外间处理明天一天的全家吃食。用瓢从面瓮里挖出磨好的地瓜蔓地瓜叶粉,拣出里面没磨碎的草梗,而后放到盆里,再添上水浆着。据母亲后来说,地瓜蔓叶粉用水浆一晚上,苦味、涩味就没了,地瓜梗叶的硬度也降低了,吃起来就稍微好咽一些。忙活完这些事情后,时间大约到了晚上10点左右。

       天还没亮,母亲担着水桶去南围子墙边上的水井挑水。记得,我家盛水的水缸能盛四担水。挑满这一缸水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挑满了这缸水,天就放亮了,大街上的水桶声多了起来。母亲喊大哥、姐姐起来背书,喊我起来抱柴禾。祖母也起来了。

       母亲点上锅底下的火,锅里添上水,放箅梁子,再放上箅子。祖母烧着火,母亲将昨晚浆好的地瓜蔓粉用手揉团着,而后再在瓜干面粉上滚几下,然后放进锅里。祖母烧着火,母亲又去叠被子,检查孩子们的书包、衣帽、袜鞋。一切准备妥当,天大亮起来,锅里的菜荠溜也熟了。母亲就去给三弟穿衣服。三弟嫌衣裤凉,母亲还要去锅台用余热暖衣裤。等把三弟武装起来,队长催促上工的哨子吹了起来。孩子们吃饭慢,再加上姐姐咽不下菜荠溜,早饭总是很忙活人。吃不饱的姐姐母亲就给她往书包里塞上一个菜荠溜,推着她,拉着三弟送出门去,这就算是打发走了。

       母亲再草草的地吃几口干粮,喝上一碗地瓜面粘粥,告诉祖母把昨天我捡的豆子用水泡上,急火火地去上工了。

      以上是我能记得住的母亲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从我四弟结婚后才结束的,可能是在1987年。

       ——本文刊载于2017年《北海道》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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