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一名“太山”“岱山”“岱岳”“东岳”等。泰山于远古始称“大山”或“太山”。“大”字古有“大”“太”“代”三音，后二者逐渐演变通于“岱”“泰”，遂有今名。[1]
泰山是齐鲁大地造化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是五岳之首，天下名山。泰山自远古迄今，不知几亿万年，发展出深闳壮美丰富多彩的泰山文化。她的最大特点是绝地天通，自成体系，乃一座历代帝王登临封禅的神山，又是孔子曾经登临而小天下的圣山，更是民俗许愿祈福，趋之若鹜的仙山。因此，一般说来，虽然“泰山不让土壤，所以成其大”[2]，但是，由于其在传统文化中高品位的特点，早期通俗文学很少正面写到这座山。从而近世谈通俗文学，例如谈章回小说的，也很少有人注意，更没有人重视其与泰山文化的关系。偶有道及，也从未引起世人重视。西游故事特别是《西游记》取材泰山描写在学术上的遭遇，就是如此。
由唐代高僧偃师（今属河南）人玄奘西行古印度取经引发的西游故事，特别是由其事迹衍化创造出来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一书，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所谓“神魔小说”中，为无可争议之领军与翘楚，正相当泰山为五岳之首的地位。这样一部讲佛教徒西游的“奇书”，虽然原本与道教东岳大帝镇守的泰山毫不相干，却因缘生法，事实上逐渐发展出了无比密切的联系。这在普通人自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所以自三百多年前的明末，《西游记》与泰山的这种关系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却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是真的（详后）；二十年前，有当时在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今泰山学院）工作的张宏梁、彭海两位学者，为《吴承恩〈西游记〉与泰山》[3]一文，初步涉及《西游记》与泰山的关系；七年前，又有该校青年学者周郢先生，发表《〈西游记〉与泰山文化》[4]一文，以更多的证据揭示《西游记》与泰山之间久被遮蔽的文化联系，也仍然没有引起学者和社会读者的注意。张、彭二先生文甚至提到“李洪甫曾多次撰文，分析吴承恩写花果山水帘洞是以连云港云台山水帘洞为背景的。……但是云台山水帘洞并不在山腰、山麓，很难形成大的瀑布”，然后指出《西游记》“水帘洞的描写，则是融化了泰山水帘洞的容貌的”等等，欲以此代彼，但也仍然没有引起学者哪怕是仅一称引的或赞成或反对的响应，可见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真相久被遮蔽之后，欲破除成见而使之大白于天下，为世所接受之难！
有鉴于此，当2006年1月8日，本人基本撰写完毕《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5]和《〈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6]两篇论文之后，向本地新闻媒体发表了两文的部分根据与结论。后经中外大量媒体辗转报道，“花果山的原型是泰山”“孙悟空的‘老家’是泰山”，或“孙悟空是山东人”之说，广为传播，一时反响强烈，成为多数参与讨论者抨击的“惊人”之论，至今“弹”痕累累，硝烟未息。结果虽然的确空前地使更多世人，知道了有“泰山——《西游记》文化”这么一回事，但是，并没有如所期待，引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更不用说为学者所认可接受了。这就一面是“骑虎难下”，一面是更加重了揭示这一联系的责任，使我欲罢不能。因以本人新近发表的两文为主，参考张、彭二先生与周郢先生的大作，以及近来从各种渠道得到的相关信息等，对泰山与《西游记》关系的事实，主要即泰山为孙悟空的“籍贯”“故里”和《西游记》诸多人物故事描写的原型背景等问题，作进一步综合的考论，并题曰“太话西游”云。泰山与《西游记》关系之所以是可考的，当然是基于二者联系的事实。但是，一个是亿万年形成岿然不动的大山，一个是产生于约四百年前，至今尚不知由谁写成的怪怪奇奇的神魔小说，人们可以认为二者间会发生联系吗？应该怎样认识这种联系？这本来是文学研究的常识。但是，古代文学研究史特别是泰山与《西游记》学史的经验表明，许多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研究上的某些失误，正是由于在最基本的常识上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仍有必要对泰山与《西游记》关系学理上的问题，作以下的说明。一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捏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7]一切文学艺术形象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有相应的原型，有关这些形象出生或出生并活动之环境的描写，也往往要有现实中自然与社会的实况作为蓝本。例如鲁迅小说的地理与社会背景主要取自绍兴，沈从文小说则主要取自湘西。《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情况当然与鲁迅、沈从文大不相同，但是，其写观音菩萨在“南海普陀山”（第六回）、唐僧的“老家”为海州（第十一回）、两角怪所据为“平顶山”（第三十二回），应当都是借用了实有的地名，从而一定程度构成了《西游记》此一环境描写与该地摹本与蓝本的关系。《西游记》有关孙悟空“籍贯”“故里”，以至“三界”和其他某些人物故事的环境描写与泰山，也有这样一种关系。只是其看来若即若离，似远实近；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如镜花水月般的天然不可凑泊。从而在这样的地方，不可以作历史地理的考证，只可以并一定要作文学艺术的考证。即从存在支配意识、生活决定创作、传统影响创新的角度，可以认为作者在为孙悟空设定这样一个出生隶籍之地及其活动的大环境即“三界”的时候，受到过泰山自然与人文地理实际的影响，是从其对泰山所知见历史、现实、传说、宗教与文学的状况，模拟、夸张、挪移、嫁接、化用、变形而来，从而泰山也就成了孙悟空“籍贯”“故里”以至“三界”等等的原型。而后人也就可以从如今泰山仍能够知见的那些地理形貌与《西游记》环境描写的对照中，发现二者的联系，确认其中哪些正是或一定程度上是《西游记》作者当年设定孙悟空“籍贯”“故里”以及“三界”等等之原型的泰山景观，即其在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中的根据。这就是本考论学理上的依据和所追求的目标。当然，这种考论虽具历史考证的品格，但不可能做到如真人、真事、真地、真景的完全对号入座，而是对作者艺术虚构过程与其所依据之蛛丝马迹联系的追寻，所求得只能是文学原型之模糊的真实。唯是在具体的论证中，我们仍当力求在这种地理形貌与文本比对能有最大限度吻合的情况下作结论，实事求是，无过或不及。二是这里所论《西游记》与泰山，是指百回本《西游记》地理环境描写与泰山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关系。这种联系虽然早在唐代就已经发生，宋、元以降至于明初的各种西游故事文本中续有发展，但至今本写定之前，基本上属于零星、偶然的现象，与《西游记》中有涉“海州”“平顶山”等其他地域环境的描写一样，并未构成可作总体考论的价值。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今本创作的过程中，有一位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天才作者，自觉大量地采泰山景观用为其故事环境描写的参考或依据，泰山景观才成为《西游记》地理环境描写的主要蓝本。因此，这一联系的发生可追溯至唐代，但其真正的确立是在大约四百年前今本《西游记》的成书，是今本《西游记》的作者把“五岳独尊”的泰山作为《西游记》神魔环境描写取景的对象，使《西游记》神魔环境与泰山景观之间在诸多主要方面形成摹本与原型的对应关系。三是这些考论，无论在泰山还是在《西游记》研究，都属个案的考察，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作独立的判断。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泰山作为天下名山的历史，远比《西游记》更为悠久，就认为一定是泰山景观成了《西游记》地理描写的原型或背景；反之，也不能因为《西游记》故事不胫而走，泰山上似与《西游记》相关的景观，一定是受了《西游记》的影响才可能关系到。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对待，在确认《西游记》所写地理环境与泰山景观有联系的情况之下，只有泰山景观的形成与得名在先，《西游记》的成书在后，才可以认为前者有可能是后者的原型，而后者是前者的摹本；又只有这种联系切实而大量的前提下，才可以认为是作者自觉挪借化用的结果，进而对作者与泰山的关系做出考量。按照如上思路进行考论所依据的资料，自然应该是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记载泰山景观的文献，但学界对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年代尚未达成共识，因此这里需要明确本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即使如近百年来人们一般认为此书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吴承恩所作[8]，《西游记》的成书也不可能早于隆、万之际；而我们更倾向于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之成书、刊刻和流传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9]为成书下限的结论。这就是说，凡万历二十年以前形成的泰山景观，都有可能被作为原型写入《西游记》之中。因此，我们考论有关泰山景观形成时代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应出万历二十年之前。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我最初使用的主要是《岱史》。《岱史》十八卷，明查志隆撰。隆字鸣盛，海宁（今属浙江）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左参政，著有《山东盐法志》等。《岱史》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翌年初刻。《岱史》“取材于旧志”[10],而增益颇多。“旧志”即《泰山志》，四卷，汪子卿辑。汪子卿，歙县（今属安徽）人。《泰山志》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更早于《西游记》成书。而《泰山志》所据资料特别是其中记“山水”内容，又大都采自明弘治（1488—1505）《泰安州志》[11]，来源更古。今喜周郢先生赠以新著大作《泰山志校证》（黄山出版社2006年版），并明弘治《泰安州志》卷一《山川》一部分复印件，使以下考论所据，较前更加充分可靠。而对三书资料的应用，首弘治《泰安州志》，次《泰山志校证》（以下于本书引汪著原文称《泰山志》，引本书称《校证》），次《岱史》，并参以张宏梁、彭海与周郢先生专文的考证。这里考论的基本方法是，以弘治《泰安州志》等三书的记载与《西游记》的描写相比对，寻找二者的共同或相近、相似之点。如果发现这种共同或相近、相似之点只是个别现象，则有可能是暗合。虽然暗合的偶然中也会有必然，但是一般说来，偶然的暗合于二者关系的证明不具实质性意义。但是，如果这种共同或相近、相似之点数量较多，不可能是偶合，则一定是《西游记》描写取材于泰山，为二者摹本与原型关系的表现与证明。当然，天下多山，无独有偶，异山异景而同名的地方，自是不胜枚举。因此，我们也将尽可能注意到这种可能为《西游记》描写根据的景观，一定是为泰山所独有，又不会是由纯粹的想像得来，才一定是《西游记》此一描写的原型。另外，如果我们考得《西游记》所写及，有些是泰山独有景观，则可据以推知，其作者必然熟悉泰山。从而如果某种与《西游记》描写相对应的景观虽非泰山所独有，但其他有类似景观者，却不另具《西游记》描写所据为原型之任何独有的景观，则可以认定此一描写仍然是摹自泰山，属《西游记》与泰山摹本与原型关系的证明。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西游记》是一部洋洋洒洒八十余万字的长篇神魔小说，想像丰富，出神入化，其环境描写并非都有原型或蓝本，例如第五十五回所写“毒敌山琵琶洞”、第八十一回的“陷空山”、第八十六回的“隐雾山折岳连环洞”等的虚设，大概就不可能从古今现实中找到我们所谓的原型或蓝本；而书中大量描写之确切或可能的蓝本，并不容易也不是都有必要作繁琐的考证，应考又能考证出的，也不尽出于泰山，如河南有与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同名之山、第九十二回所写“青龙山”、江苏、湖南等省都有与之同名者，且不止一处。因此，如上论断的原则，虽然为讨论《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而设，但同样适合于作《西游记》与其他地域文化联系的考察，并且也有可能找到《西游记》摹本于彼的证据，说明其环境描写取材多方，原型与蓝本不止泰山一处。然而，那当作别论，也早就有人做，并且早就得出了某地某山是花果山之类的说法，风行天下。但在这里，仅是因为我们认为，比较天下群山，《西游记》描写取景于泰山的表现最多而且形成系统，所以更适合于为孙悟空“老家”——花果山以及《西游记》全部主要人物及大多数故事描写的背景，特作这一面事实的考论而已，岂有他哉！《西游记》第一回篇首诗后，正文以“盖闻天地之数”云云领起，写“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12]，从而拟定西游世界的“地理”形势，全部故事发生的舞台。而孙悟空生地即在“四大部洲”之一的“东胜神洲”。“东胜神洲”即孙悟空所隶籍之洲，作为“一方水土”，其名义必须结合了“四大部洲”的由来，才可以说得清楚。按《西游记》第九十六回写一秀才称“四大部洲”说本《事林广记》，今检此书未见[13]，而实本于佛书。佛经“四大部洲”或称“四大洲”。《佛说法集名数经》曰：“云何四大洲？所谓南赡部洲，西俱耶尼洲，北俱卢洲，东胜身洲。”其中“南赡部洲”，“赡”诸经或作“瞻”；“西俱耶尼洲”，“俱尼”诸经多作一字即“货”。上引《西游记》所称，字面上与此虽仅微有不同，但却对佛经“四大部洲”之说作了夺胎换骨的改造。何以见得？原来佛说“四大部洲”之名义，正如著名哲学家方立天先生所解释说： 
东方是胜身洲，此洲土地东狭西广，形如半月，以身形胜，故名。……南方是瞻部大洲……因有瞻部林故名。……西方是牛货洲，因此洲以牛为货故名。……北方是俱卢洲，也称为胜处，因系四大洲中国土最为妙的，故名。[14]
可知“四大部洲”名号在佛经虽各有指称，但其意义都无明显的褒贬。然而一入于《西游记》就不同了。按第八回写佛祖如来讲经罢，对众徒论“四大部洲”曰：
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巨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
第九十八回又写佛祖对唐僧说：
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
显然，这两处写佛祖称“四大部洲”，不仅有明确的善恶褒贬，而且前后照应，以奠定和强调其欲传经东土，而唐僧必要西天取经即《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基础。而包括在佛祖话语中《西游记》对“四大部洲”称名用字的改动，也就配合了佛祖对四洲之人的褒贬。换言之，佛经“四大部洲”到了《西游记》中，虽仅称名用字微有不同，却已使之完全小说化为一种新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了为全书“成佛”（第九十八回黄周星评）主旨服务的话语表达。具体有以下两个层面：首先，《西游记》“四大部洲”，虽仍保有佛教世界四分的格局，但本质上已因小说叙事的需要成了被随意布置的地理概念。例如，按第一回所写，猴王寻仙学道，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下出发，“自登木筏之后，连日东南风紧，将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瞻部洲地界”，又自南瞻部洲“独自依前作筏，又飘过西海，直至西牛贺洲地界”，在那里拜须菩提祖师学道。由此知东胜神洲至西牛贺洲，正如须菩提祖师所说，“隔两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这就是说，南瞻部洲在东胜神洲与西牛贺洲之间，与前、后两洲都隔有大海。然而《西游记》写东土大唐在南瞻部洲，佛祖西天在西牛贺洲，但是，唐僧取经却未尝过海，仅有大唐与鞑靼间的“两界山”，而没有写到“洲”界。可知“四大部洲”不过全书开篇一个关于世界分野的寓言，并非《西游记》叙事地理的真正根据。其真正的根据是作者所了解现实世界即当时中国与古印度大致的地理方位，而佛祖对“四大部洲”的褒贬，则主要源自我国传统对中国四方以至天竺佛国之俗的观念，并最终服务于《西游记》取经成佛之旨。其次，具体说来，上引佛祖褒贬四洲，以南、北二洲恶有差等，似原本《论语》谓“南人有言曰”（《子路》），《坛经》谓“人有南北”（《顿渐品第八》）等南北文化差异的观念而来。其中北洲之称，无论为“俱卢”“俱芦”或“巨芦”，“卢”与“芦”都谐音“鲁”。“鲁”字义谓粗直。以此命名，实是说北洲之人为“俱鲁”或“巨鲁”，以志其“好杀生……性拙情疏”之性。而佛祖独恶南洲，于诸经之不同中舍“瞻望”之“瞻”而取“赡养”之“赡”，又因“南”谐音“难”，从而“‘南赡’部洲”实为“‘难赡’部洲”，即《论语》孔子所谓“难养也”（《阳货》）者，以合于佛祖所说“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却无可如何，并引出此洲“东土大唐”之人须“有字真经”才可能教化的道理，为唐僧取经故事的张本。又《西游记》为东、西两洲改名之义也应该联系起来看。按佛祖说东、西两洲均为妙胜之区，尤以西洲为“我佛”所在，其既“不贪不杀”云云，自然就不能有“牛货”，故易“货”为“贺”。但其易“货”为“贺”，却不仅由于音便，而是与“西牛”组词成“西牛贺洲”，可读曰“西牛”来“贺”之“洲”义。这应当是暗用老子“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15]的传说，和早在汉代就已经流行的佛教“老子化胡说”[16]。而《西游记》第九回也正是提到过老子即太上老君“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第五十至五十二回还写了金山兜山金山兜大王本是老君误走的青牛作怪，表明作者对老子、青牛传说颇为留意和关注。从而《西游记》以“贺”易“货”改“西牛货洲”为“西牛贺洲”，决非无意，而实隐有以道教所托始之鼻祖老子骑牛东来，“贺”西天之佛之义，以彰显《西游记》仙、佛同源，道、释一家，而佛高于道为独尊之旨。总之，佛经“四大部洲”之称入《西游记》被改造赋予了配合佛祖褒贬四洲之人的命义，因此形成除北洲之外，西、东、南三洲分别与佛、道、儒三家相对应的联系。从而使《西游记》所写故事，成了立有儒教的“南赡部洲”东土大唐之唐僧，在道教神仙所住“东胜神洲”之孙悟空等的保护之下，去佛祖西天所在之“西牛贺洲”取经。这一逻辑的内在思路是“三家配合本如然”（第一回），没有矛盾与对立，却有差等，即儒不如道，道不如佛，从而“三教归一”（第四十七回）归于佛，“万法……归一”（第八十四回）归于心，即唐僧所谓“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第八十五回）。唯是“修心”的极致为“无心”，书中所谓“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如法身佛”（第十四回）。所以，作为“无心诀”（第十四回），“《西游》一成佛之书也”（第九十八回黄周星评）。这些且可以不论，而单说本节要着重讨论的“东胜神洲”，也就在与“西牛贺洲”的偶对中，被赋予了新义。按“东胜神洲”虽自“东胜身洲”改换一字而来，但其易“身”为“神”，虽由于音便，却更是源于我国古有“赤县神州”（《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之说。此说起于战国齐人驺衍，驺氏并有海外“九州”之论，影响后世有《汉武洞冥记》《十洲记》等方士小说，托于汉初齐人东方朔，推衍出道教“十洲三岛”的仙话。《西游记》写“东胜神洲”之“花果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不仅表明其受齐文化的影响，而且由“花果山”在“东胜神洲”并为“十洲三岛”之“祖龙”推论，“十洲三岛”实包括于其所谓“东胜神洲”之域内。《西游记》为“东胜神洲”所设定与“十洲三岛”的这一层关系表明，此洲名虽从佛经成说改一字而来，却已脱胎换骨，成了驺衍、东方朔等为代表的齐国方士神仙文化一脉的符号。进而联系书中一再写及的道祖老子青牛的故事，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作者想像中的“东胜神洲”之“胜”，实谐音“圣”，“东胜（圣）”即老子，“东胜神洲”实是指以老子为鼻祖之神仙道教之说发达最早的山东古齐地。又据周郢《〈西游记〉与泰山文化》一文注云：“按佛家四大部洲之说，其一多作‘东胜身洲’，而百回本《西游记》独取‘东胜神洲’，或是因泰安素号‘神州’之故。泰安神州之说，始见《水浒传》，清代更见于字方文书，雍正末东抚王士俊《泰安改府疏》中言：‘泰安古号神州。’”此说今得明末清初诸城人丁耀亢所著《续金瓶梅》文字的佐证，其第四回有云：“那西门庆随着鬼使往东北而去，不计日夜，早到泰山东岳神州地方，就如那京城一般。”可知“泰安古号神州”实是指其为“东岳神州”，即东岳天齐王所镇守之“神州”，似比泰安地方为大，也有合于如上“东胜神州”指山东古齐地的推论，并加强了“东胜神洲”与泰山的联系。《西游记》有关孙悟空的描写，也正与“东胜神洲”——“西牛贺洲”的遥对所寓“东胜（圣）”骑牛“西……贺”之佛高于道之意，处处相合。如其写“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心爽气平”，悟空就是后来虽然顽劣，但其初生之际，毕竟也还识礼“拜了四方”；又他虽已修成仙体，但还要漂洋过海，游学至“西牛贺洲”之“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从须菩提祖师学道；后来虽因大闹天宫被罚，但是终能“改悔”，并“弃道从僧用”（第三十五回），为唐僧取经护法，乃至与唐僧等于全书结末“五圣成真”（第一百回），也经由道教玉真观中路出后门，直上灵山成佛等，就都由“东胜神洲”这一个道教神仙之洲生发而来。其自然而然，完全是由于关合了我国历史上神仙道教之说兴起于燕齐渤海之滨的传统，而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就容易忽略了《西游记》孙悟空因“东胜神洲”的洲属，不再是早期西游故事中“西域”或不知何方之“花果山”上一般意义的神猴，而是古齐——泰山神仙文化包装成的一只猴子了。《西游记》第一回述“四大部洲”之后，接写道“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云云，即以悟空为“傲来国”籍“人氏”。“傲来国”之名前所未有，是作者虚构首创，所依傍只有一个，即泰山岱顶西南的傲来峰。傲来峰旧称傲来山，《泰山志》载：傲来山，在岳顶西南竹林寺。其石巑岏矗矗，至御帐俯视之更奇。（《山水》）按 “傲来”之名自泰山作古，早期西游故事中也不曾用“傲来”名号，则《西游记》作者虚构悟空“傲来国”籍，就一定是直接由岱顶西南之“傲来山”的启发并借其名而来。从而与上述“东胜神洲”拟山东古齐地相一致，《西游记》孙悟空形象作为古齐——泰山文化包装的一只猴子，又具体是齐鲁之界泰山西麓“傲来山”上的一只猴子。
我们知道，天下群山无数，以《西游记》作者写人叙事命名取义如石猴法名“孙悟空”[17]之决非苟作，而独借名“傲来山”以为孙悟空“国籍”之称，除表明其熟悉泰山之外，还应该是有所寄寓的。按“傲来”之义，向无确考。清金简《泰山图说》“傲来仙影”条云：“傲来山势高蹇，有与岱岳争雄之势。”又清孔贞瑄《泰山纪胜》云：“列嶂皆犀利棘矜，傲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号傲来。”今周郢先生《校证》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释“懊来山”，以为“岱之傲来……名或即借取嵩山‘懊来’之意”，亦可备一说。但“傲来”之“来”或作 “徕”，泰安东四十里有“徂徕山”，为岱岳群山之一，《诗经·鲁颂·閟宫》已称“徂徕之松”，得名甚古。因此，愚以为“傲徕山”得名，或因其在泰山西南，与“徂徕山”东西相望，又或因二者各雄峙不让泰山之故。但《西游记》虚拟孙悟空国籍，不从“傲徕”而从“傲来”，以言悟空为“傲来国”的一只猴子，似乎是以“傲来”可解为傲视一切，以悟空为此“国”之猴，有偕合并烘托其“尊性高傲”（第二十三回）的意义。这可以由《西游记》对悟空行事的描写得到证明，如其对包括玉帝、如来等一切的神祗，无不傲慢无礼即是。又从“比喻有两柄而复多边”[18]上考量，第七回曾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自以为腾云跳到“尽头路”了，乃复原路回转“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云云作想，以“傲来”有“傲”对“如来”之义，大概也不无“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之阅读上的合理性。按 “花果山”早在宋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明《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中就有了，但仅名号，无具体描绘。至朝鲜古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引我国元代《西游记》称“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才有了一个大概的区位，仍然仅可以想像其为一座有“花果”之山而已。然而，西游故事的早期作者即使只是想像得出“花果山”之称，也未免要凭借某种思想文化的根据乃至有一定现实的基础。笔者以为，这种可能的根据与基础有如下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是我国自古僧、道多住名山，而道、释经典也多言仙佛之境为遍满花果之山的文化传统。如《月灯三昧经》卷二有云：“诸山及宝山，种种林花果。”又云：“百千万亿树，向佛具花果。”又《正法念处经》卷三十九既云：“诸树花果，遍满山中。”卷六十八又从花果而及猴子云：“有紧那罗及阿修罗，住在此山，是甄那罗，园林可爱，流游泉池，多有花果，猕猴游戏。”而《治禅病秘要法》卷下甚至有“如痴猿猴采拾花果”的比喻。这与道徒、释子性爱山林，戒荤食素之俗相一致，也与猿猴喜食花果相偕合。宋元之前道、释典籍，野史笔记，写仙山福地，佛家胜境，花果是最重要的妆饰，如王母桃、人参果等早在《西游记》之前就已见于道书和多种小说戏曲。二是西游故事原生所具的佛教性质，使其后来的发展演变也多从佛典撷取营养。笔者曾注意到百回本《西游记》写孙悟空、唐僧的某些情节，与唐宋以降最为流行的禅宗要籍《六祖坛经》的关系，有两个突出的事例：一是前者第一回悟空从菩提祖师学道的描写，与后者《行由品第一》载六祖慧能师从弘忍学法的过程——亦见《五灯会元》卷一《五祖弘忍大满大师》——极为相似[19]；二是前者第十二回写太宗赐玄奘紫金钵盂的情节，与后者《护法品第九》载唐中宗赐惠能磨纳袈裟、水晶钵盂之事近乎一致[20]。这两个现象表明，早期西游故事与百回《西游记》结撰深受《六祖坛经》的影响，进而注意到正是唐释法海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中，有惠能至韶州曹溪弘法，“成兰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为最早以“花果”称名的记载，早期西游故事以至百回《西游记》“花果山”得名莫非即由此想像脱化而来？除此之外，我国历史上尚没有哪一座山能够被确认在唐、宋间就已经称名“花果山”，从而有为西游故事所取为背景的可能。这个情况使我们论早期西游故事中“花果山”的由来，实已不便想到它是指某一座真实的山，而更应该认为它最大可能只是由《六祖坛经》想像而来之仙佛胜境洞天福地一个名号，一个普泛的象征，而具体只是《朴通事谚解》引元代《西游记》称“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仅有一个大概的方位，而并无况喻何山何洞的用心，无可考证，也无须考证。但是，至百回本《西游记》所写“花果山”，就空前未有地具一番胜境了。书中写它并不在“西域”，而是在“东胜神洲傲来国”所近大海之中：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赋曰：
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水火方隅高积土，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 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这就与早期西游故事中花果山有了根本不同，即其有了具体的区位和形貌性征，因而可能有原型或曰蓝本而可以考证。而作为花果山的原型或蓝本之山，应该在有文献为据的名、实两个方面。笔者以为，这只有泰山才足以当之。首先，泰山为春秋齐、鲁之界，至战国大部属齐。而与上论“东胜神洲”拟山东齐地与“傲来国”取名自泰山傲来峰相一致，《西游记》写花果山为“势镇汪洋，威宁瑶海……水火方隅高筑土，东海之处耸崇巅”，“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也应该是由山东齐地之名山起意，从而泰山作为“傲来国”取名所自，又雄踞距东海不远，是齐地同时是天下第一名山，为唯一“东海之处耸崇巅”的大山，自然就是作者虚拟花果山原型的首选。其次，只有泰山既可以称“擎天柱”，又能够称“大地根”。我国高山以“天柱”著名者古代有三：一是《列子·汤问》之“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所称不周山，《水经注》谓指昆仑山；二是《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注“即天柱山”；三是《岱史》《岱史·山水表》载：“天柱峰，在岳顶西南仰止亭之后。”今存明人磨崖石刻“天柱东维”。这三处“天柱”都早于百回本《西游记》，从而都有可能是《西游记》形容“花果山”凭借的背景。但是，不周山与霍山虽称“天柱”，却不同时是“大地根”。按“大地根”说本《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门，天地根。”“玄牝门”即生死之门。而魏晋以降，道教有“泰山地府”与“泰山治鬼”之说，张华《博物志》卷一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主知人生命之长短。”从而泰山作为主生死的地狱所在，具有了“大地根”的特征，他山无以当之。第三，泰山有“水帘洞”。其一据萧协中《泰山小史》，在傲来峰西百丈崖下，其一在高老桥上（详后）。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泰山——傲来山与《西游记》所写“花果山”为“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为“擎天柱”“大地根”，又有“水帘洞”等多项重要特征相合，比较近世学者仅据某山有“水帘洞”还可能是后起之称的判断，东岳泰山具体说其岱顶西南之傲来山即傲来峰，是《西游记》作者虚构“花果山”的原型，应该是合乎实际的。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西游记》“花果山赋”很可能是参考了《泰山志》卷一《望典》载明太祖《御制岱山高文》。该文节略如下：
文曰：岱山高兮，不知其几千万仞。根盘齐鲁兮，亦不知其几千百里。影照东海兮，巍然而柱天。益于民庶兮，兴云吐雾，神龙出乎其间。……冬则寒风时出，……百川林薮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载，世之山首泰山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势，其可云乎！……俄而风生万壑，云起诸峦，隐隐雷动百川，……少时风静云收，电敛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苍松也，始天地而生，依丹崖而长……。苍松扫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苍松而五色交辉。猿啼云树之杪，鹤舞日观之东，……登泰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
此文作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六月三十日。这里明太祖以天子之尊，颂美泰山为“根盘齐鲁”，并两言其势“柱天”；又称其“影照东海”，三言其有“百川”；又说到“苍松”，“丹崖”，“鹤”等等。对比可知，上引《西游记》花果山赋意境乃至不少词藻都与此相去不远。甚至“根盘齐鲁”“柱天”“百川”诸语联系起来的意思，正就是花果山赋中“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之意。考虑到《西游记》作者是一位明代文人，可以认为这篇花果山赋是作者参考乃至一定程度上因袭了明太祖《御制岱山高文》而成，从而泰山也就成为了《西游记》花果山的原型。虽然至《西游记》才自觉并明确地以傲来峰为花果山原型，但是，西游故事中应是早在明初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一倾向与可能。明初杨讷（字景贤）《西游记》杂剧在西游故事中首以泰山扇子崖为原型写铁扇公主（详下），第十九出《铁扇凶威》就曾有铁扇公主唱道：“你道是花果山是祖居，铁金差峰是我的行窝。”以“花果山”与“铁金差峰”对举，正与泰山上“傲来峰”与“扇子崖”并峙的景象若合符契，可见在西游故事的发展中，泰山傲来峰被作为花果山原型的倾向与可能早就发生了。《西游记》第一回写石猴自称“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并因石猴而写及水帘洞云：
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
石猴笑道：“这股水乃是桥下冲贯石窍，倒挂下来遮闭门户的。桥边有花有树，乃是一座石房。房内有石锅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中间一块石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里面且是宽阔，容得千百口老小……”
“水帘洞”见称于早期西游故事，但明佚名《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仅称“在此花果山水帘洞”，没有具体描写；《朴通事谚解》注引当即我国元代的“《西游记》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以其不在中土；至上引《西游记》中，“水帘洞”才成为有鲜明特征的洞窟文学形象。也就因此，“水帘洞”的原型应作前后两段落的考察。一是《西游记》之前即早期西游故事中的“水帘洞”。我国自古多“水帘洞”，据张宏梁、彭海二先生文章等考述可知，古代见于记载的就有云台山、衡山、罗浮山、归州、阜平、嘉定、庐江、黄山、泰山等十余处。这些“水帘洞”多早在唐宋时即已成名胜。早期西游故事中仅仅具名之“水帘洞”，应该就从我国这多有水帘洞的现象启发而来，而不便确认哪一处包括泰山水帘洞就是其原型。二是《西游记》中所写“水帘洞”。其名称虽可以认为是承前代西游故事而来，但是，有关具体描写却表明其另有区域的设定，建构的特点，进而有模拟之原型的可能。所以，一如“花果山”，早期西游故事中的“水帘洞”实难确考，但是，今本《西游记》中的“水帘洞”却因其有具体的描写，有了考论其原型的可能。考《西游记》为“花果山水帘洞”所设，就是由无区域到有区域，由在“西域”而改写为在“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如上已论及，“傲来国”借名于泰山之“傲来山”，从而“花果山水帘洞”与泰山建立了联系；进而以泰山水帘洞与《西游记》的具体描写相比对，可考这种联系已经达到原型与摹本的程度。首先，泰山有水帘洞，据《泰山志·山水》“以池名者四，曰瑶池”下注引，“水帘洞”洞名较早见于宋人李谔《瑶池记》，又本卷序亦谓泰山有“水帘洞”，卷之三《登览》载明成化丙午（1486）春参议尚絅作《游泰山纪略》曰：“由红门路过高老桥，傍有水帘洞，洞左为岩岩亭。”而《岱史》云：“水帘洞，在高老桥上。” （《岱史·山水表》）近人臧励龢编《中国地名大辞典》“水帘洞”条首项即云：“在山东泰安县泰山。山坳出水如重练。洞藏岩际，隐约可见。”可知泰山“水帘洞”得名远在宋代以前，从来都为文人游客所重。其次，泰山水帘洞建构与《西游记》所写最为近似。《泰山志》载明通判高诲《游泰山记》描述泰山水帘洞景观云：
稍前为水帘洞，泉自天绅岩出，飞流垂练，听之泠泠然，下有小石桥，通泉于溪。（《登览》）
又《岱史》载明人王衡《重九后二日登泰山记》云：“又数里，为高老桥，平桥际崖间，颇胜。又过短桥者一，而得水帘洞。”（《登览志》）王在晋《东巡登泰山记》云：“桥横水帘洞。”（《登览志》）都指出泰山高老桥上水帘洞为瀑布下有桥之洞，与上引《西游记》所绘建构颇相一致。又虽然泰山的“石桥”到《西游记》中改写成了“铁板桥”，但是这一点竟也是有出处的。据原籍泰安今居长春的夏广新老先生致函本人称： 第19回：
（原）山东省太西地区牙山村山东面，有一座“红山”，在红山的后面，相传有一座“铁板桥”。当地自古传说，“红山高又高，路过铁板桥”。这座“铁板桥”与你所说的洞口有座“铁板桥”有无联系尚不得而知。见信后敬请将提供的这一线索加以考核……
遵照夏先生的这一指示，笔者于2006年2月17日偕记者访问了该地，乡之老幼皆知原有铁板桥，因修路被毁。当地政府提供证明材料如下：在肥城市孙伯镇驻地北二公里处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岈山，又名霹雳山，一座叫九山，又名九仙山，这两座山海拔都在400米以上，岈山险峻挺拔，为石灰岩，九山巍峨壮观，为花岗岩，两山之间有一条深沟，沟旁有一山，山石全部为火烧般的红色，当地人称红山，山后涧中有一铁板桥，双链悬空，一走一摇，很是险要，哪个朝代，谁人所建，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民间有一首歌谣流传至今，：“九岈二山，狼虫虎豹，黑风口三千里，人头刮掉，小红山万丈高，磨得老天吱吱叫，山后有个铁板桥，走一步摇三摇，九仙山，山升仙，九口大锅没盖严，山下出了滴答泉，滴答泉，往南淌，曲溜拐弯到汶上。”这首歌谣一辈辈的传了下来，到目前考察来看，很是实际，铁板桥在1970年修公路时被破坏，人们为纪念奇桥，在相同位置修了一座石桥，2004年公路拓宽时被扒掉，其他的红山，九山，滴答泉都有，霹雳洞更是称奇，里面有洞有泉，更有石凳，石床，石桌和钟乳石，近年来这些景点得到了保护性开发，九山下有蝎子城，呈二虎把门，九蝎甩尾之势，更让人称奇的是此地蝎子为九尾蝎，与其他地方不同，据记载，袁达、柳木曾在此摆兵列阵，七十年代修西坞水库曾挖出许多青铜兵器，2004年更有汉墓、唐墓出现，给这一地带增添了神秘色彩。民国初年，孙伯镇西北角村村民徐友殿（此人活到近九十岁，前几年才去世）闯关外犯了罪，按律当斩，适逢负责此案的官员是泰安老乡，又见徐友殿还年轻，就改判充军发配到一个“九岈二山，狼虫虎豹，黑风口三千里，人头刮掉，小红山万丈高，磨得老天吱吱叫，山后有个铁板桥，”的地方，解差押送到安站，听说离黑风口已不远，不敢再向前走，便让他自己回来了。今铁板桥虽已不存，其建筑年代也有待确考，但是，这一传说仍然加强了《西游记》所写水帘洞的原型为泰山水帘洞的结论。又《西游记》第三回写四猴王对悟空道：“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龙宫东海”云云，正与泰山有水通海并有“海眼”传说相合。按《泰山志·山水》引“《山海经》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海。’其曰东者，亦《诗》言‘荒于大东’之谓……”[[21]] 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载明吴同春《登泰山记》记泰山有“海眼”，注云：“海眼：在泰山西北麓。《泰山道里记》：‘老虎沟西侧为河上林，因旧时多桃树而名。（桃花）峪水又西南曲，中有石窟，深不测，曰大海眼。……又南为龟湾，其下长石欹斜，曰石艃，达于小海眼。”[22] 这里也要说到的是，《西游记》写山、写水、写洞、写桥等时为象征。如美猴王学道所至“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都是心的象征。宋张伯端《悟真篇》有《石桥歌》，其首节云：吾家本住石桥北，山镇水关森古木，桥下涧水彻昆仑，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归山内实堪夸，遍地均栽不谢花。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风霞。山南潭底隐蛟龙，腾云降雨山濛濛。二兽相逢斗一场，元珠隐伏是祯祥。今人王沐注“石桥”云：“丹经多用象征，……此‘石桥’二字，是阴蹻脉的谐音。张紫阳《八脉经》云：‘阴蹻脉在尾闾前阴囊下，……八脉者，……阴蹻为先，此脉才动，诸脉皆通。此脉上通泥丸，下透涌泉，倘能知此，则天门常开，地户永闭，……得之者身体轻健，由衰返壮，昏错默默，发醉如痴，此其验也。’”[23]由上引歌辞与浅解似可以认为，《西游记》写“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前的“铁板桥”正合于丹经“石桥”之论。所以，虽然水帘洞前有桥为铁板桥或起于泰山水帘洞前的石桥以至泰安的铁板桥，但是，洞前一定要写一座桥，却可能是演义丹经“石桥”之说，为猴王修真之象征。综上可知，泰山水帘洞除为有“水帘”之洞以外，另有石桥、铁板桥、海眼等等与《西游记》所写相配合，是天下水帘洞中最适合于称为“花果山水帘洞”原型者。[1] 周郢《泰山志校证》卷之一《笺证》，黄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2]《全秦文》李斯《上书谏逐客》。
[3] 张宏梁、彭海《吴承恩〈西游记〉与泰山》，《泰安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4] 周郢《山东矿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5] 杜贵晨《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6] 杜贵晨《〈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7]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1935]，《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8] 据 [日]矶部彰《〈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考证，这一时期名吴承恩的文人至少有三个。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而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西游记》明刊均不题作者，近世学者据天启《淮安府志》等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实是为清吴玉搢等人所惑，与更早的丘处机所作说同一证据不足。
[9] [日]矶部彰《〈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10] [明]查志隆著，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引《岱史》均据此本 ，仅括注卷目。
[11] 周郢《明〈泰山志〉整理论略》，《泰山学院学报》2004第2期。
[12] [明]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黄周星评，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引《西游记》原文及评语均出此书，说明或括注回数。
[13] 《事林广记》，宋陈元靓撰，今存板本多种，笔者检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此书今存最早刻元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刻本和最晚刻日元禄十二年（1699，康熙三十八年）翻刻本，均未见有此记载，乃疑作者或据当时别本，或叙事有误。
[14] 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15] [汉]刘向《列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诸子百家丛书》与葛洪《神仙传》合刊本，第3页。
[16] [日]钅兼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力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7] 参见杜贵晨《孙悟空名义解》，载杜贵晨《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齐鲁书社2006年版。收入本卷。
[18]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19] 参见杜贵晨《孙悟空名义解》，载杜贵晨《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齐鲁书社2006年版。附注：已收入本卷。
[20] 参见杜贵晨《唐僧的“紫金钵盂”》，原载《光明日报》2005年3月25日《文学遗产》，已收入本卷。
[21] [明]汪子卿撰，周郢校证《泰山志校证》，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0页。
[22] [明]查志隆撰，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379页。
[23] [宋]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1—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