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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 公元前4000年，人类刚刚发明了书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涌现出一座影响深远的城市——乌鲁克。根据后来的记载和考古发现，乌鲁克就像史前的威尼斯，运河是城市的主要通道，货物通过小圆舟和平底船运送；城市里，搬运工、祭司、学生、工人、奴隶和官员挤满街道。根据考古所发现的水道和水箱的遗迹，学者认为乌鲁克有过绿树成荫的公共花园。 在一个被称作“伊安那”（意为“天之屋”）的圣区周边，神庙、公共建筑、神殿、集会场所汇集在一起。这座城市建造各式建筑所需的石材，要从80千米外拉来。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们，就热衷于建造标志性建筑。 长期供职于英国广播全球服务频道，通晓波斯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印地语等语言的历史作家保罗·克里瓦切克在其所著的《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一书中谈到，乌鲁克的各种建筑经由反复重建，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让乌鲁克人心甘情愿地投身于城市建设的，必然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思想动力”。这与稍晚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建造的陵墓、神庙以强制奴役驱动劳动形成了巨大的差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会不时出现强大的统治者，但在当时还没有出现过财富、权力朝着某一个人、某一家族集中的态势。 让现代人惊讶的是，考古学家在长期考察乌鲁克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发现，在当时（距今6000多年前），人们已经迎来了社会、物质和技术的空前进步，也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之前最伟大的进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博物馆展示了出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玩具，由黏土烧制而成，主体是一个大型的圆柱体，外加一个小巧的公羊头，底部还有四个小轮；圆柱体前端有一个小洞，拖拉绳可从中穿过。这样一个玩具是给当时3—5岁的儿童准备的，与今天的孩子所玩的托马斯小火车颇为类似。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中谈到，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支撑人类数千年生活的大部分基本技术，都由6000多年前的乌鲁克首创，如家庭式的啤酒酿制工坊、陶工的烧窑、织布机、犁、播种机、农车，还有运河和河流上的风向标、帆船，演奏音乐的竖琴、七弦琴、鲁特琴，建筑中的拱顶等。 乌鲁克随处可见轮子。这其实就是最了不起的工具发明。当地还采用了将不同矿物混合后置于高温之下，来提取各种颜料、制品，其中包括水泥、玻璃以及青铜。就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 乌鲁克文明在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成功的，其城市模式向着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地区输出。而这当然促成了更大规模的手工制品制造，并因此带来了品牌概念。《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书中援引伦敦大学学者大卫·温格罗的观点说，当时的消费者希望确保他们使用的纺织品、陶瓷、饮品和加工食品，都能有可靠的货源和良好的品质，所以专门创造出独特印记以让人识别产地、来源。这也是最早意义上的原产地溯源。 制作印记推动了印章的出现，并让当时的乌鲁克等城市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契约文本，如收据、收货单、提货单、合同、结婚证书。再往后，标记系统进一步发达，推动了思想、信仰、歌曲、故事、诗歌和散文的出现。书中认为，文字书写的理念无疑是乌鲁克赋予这个世界的最好礼物。 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在近代经由多位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而被破解，从而帮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更好地研判和还原距今5000—6000多年前的文明发展胜景。 遗憾的是，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文明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过去那些通往阿富汗青金石矿区的线路被切断，乌鲁克分布在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的居民点也全部消失；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之外的居民回复到很早以前的生活状态，恢复了古老的饮食习惯，文字的技术和传统被遗忘。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认为，这是因为乌鲁克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文明、神庙经济在公元前3000年前被瓦解，该地区不仅遭受了外敌入侵、气候变化和降水减少，而且原有的平等主义秩序也没能做到长期稳定。这种悲剧性的转变之后还会在罗马帝国、汉帝国、唐帝国反复上演，即权势阶层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却拒绝承担义务，由此带来的弱应对能力，终将在一个重大的关节点导致外来挑战溢出，社会秩序的终结在所难免。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后还延续着，但人们选择遗忘过去；而另一方面，乌鲁克文明的悲剧式宿命也表明，追求进步的社会也要重视其本身的脆弱性。历史宿命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呈现进步趋势的情况下，有时不免周而复始地带来剧烈震荡。历史上英雄叙事的许多版本，往往都只能成功地上演一次，模仿者的复刻难以避免呈现闹剧，而悲剧甚或是构成细节上高度近似的剧目，却更多地充盈了史书。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 [英]保罗·克里瓦切克 著 陈沅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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