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文明三千年：从乌鲁克泥板到巴比伦空中花园

从乌鲁克泥板到巴比伦空中花园

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Μεσοποταμία，μεσο意为中间，ποταμία为古希腊文中河流之意）地处亚非欧大陆交接处，得名于域内标志性的两条河流——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已知的首先使用这一地理概念的人是斯特拉波，他在《地理学》中把后世所说的两河流域分为两部分，南曰巴比伦尼亚，北曰美索不达米亚，后讫老普林尼始将整个地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无论是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从人文历史角度来看，两河流域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地区枢纽。人类第一缕文明曙光便初现于此。

从历史、语言与考古来研究两河文明的亚述学，最早或可追溯至17世纪德拉·瓦莱对楔形文字的解读尝试。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向罗林森、塔尔伯特、奥颇尔和兴克斯四位学者发函，请他们释读同一篇楔形文字铭文，这次学术会商往往被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经过众多专业学者和无数爱好者的努力，亚述学从最初颇具寻宝意味的探险挖掘、铭文临摹和文献释读，发展到20世纪系统考古发掘方法的确立和多层面社会历史研究的兴起，俨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以西亚考古学为基础的现代亚述学兴起于奥斯曼帝国国力衰微之时，西方诸国学者当仁不让地成为学科领域的主流力量，研究涉及到语言学、文学、宗教、政治史、经济史、文化、科技、社会及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苏联学者基于唯物史观对两河文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奴隶制发展也曾有独树一帜的研究。日本也常有考古队活跃于西亚地区。我国亚述学研究起步较晚，贡献较为突出的学者有拱玉书（语言文字和文学研究）、吴宇虹（苏美尔早期经济研究、法律研究）、于殿利（古巴比伦经济研究）、国洪更（亚述赋役研究）、李海峰（本书译者，古巴比伦不动产经济研究）等。总体来看，国内亚述学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李海峰），学界规模小，民众关注度也十分有限——这或与国内全面介绍两河文明的亚述学著作/译作并不多见有关，适合笔者这种非专业爱好者阅读，或初学者进行系统入门学习的著作，更是少有。基于个人阅读体验来说，乔治·鲁《两河文明三千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满足此类需求的选择。

乔治·鲁（乔治·雷蒙德·尼古拉·艾伯特·鲁，Georges Raymond Nicolas Albert Roux , 1914.11 .16~1999.08.124）九岁时随家人移居中东，随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生活了12年，在此期间他在贝鲁特接受了耶稣会的教育。他于1935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41年毕业，后来又进行了亚述学研究训练。1950年乔治·鲁成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名医务人员，这一时期他除头两年在卡塔尔度过外，其余时间几乎一直在伊拉克工作生活。在1956~1960年期间，乔治·鲁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发行的《伊拉克石油》和《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古代伊拉克文章，它们构成了他后期著作的基础。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革命后，乔治·鲁回到欧洲，成为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国际医疗部门主管，于1980年退休。长年的中东生活经历以及对古代文明的盎然兴趣都是促成乔治·鲁撰写此书的重要因素。1964年，他出版了本书英文版Ancient Iraq第一版，全书涵盖了两河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史。1992年发行第三版时，乔治·鲁根据最新的学术进展对全书进行了修订。

全书结构简单明晰，前两章为概述，最后一章为结语，其余章节均采用线性时间叙事。第一章概述两河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和贸易路线，着重对域内不同地貌单元加以区分描述，并引出地貌差异对文明形态影响的思考。第二章则综述了亚述学的研究方式，并对学术发展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从第三章开始，作者用了二十三章的洋洋巨篇来讲述两河流域从旧石器时代到被萨珊波斯统治的数万年历史——作为全书重心的文明史，从乌鲁克时期公元前3200年左右发明楔形文字“文明破晓”算起，至基督诞生前夜逐渐消亡，历时约三千年。

曙光初现

乌鲁克文化之前的几个史前文化：哈苏那文化、萨马腊文化、哈拉夫文化，以及欧贝德文化，并不是简单连续的先后继承关系，它们至少有部分是重叠的，“每一时期内都有呈现各种各样地区性的、有趣的亚文化群存在的空间”。它们被考古学家根据陶器、建筑、雕塑等出土材料的形制与风格的差异加以区分，这些材料——比如陶器——并不是在某时发生了突变，而是在上部地层中有一个旧形制混入新形制并逐渐被取代的过程。欧贝德文化分布范围涵盖从杰济拉至两河三角洲的广大区域，是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可耕种地区的单一文化。作者小心翼翼地从欧贝德文化神庙在城市的中心地位出发，引出了苏美尔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并推断“欧贝德时期代表了苏美尔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

更加广泛地被接受的观点则是把乌鲁克文化作为两河流域文明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了几个重要标志：大型建筑、滚印、文字，以及精湛的雕刻艺术。这些标志无不显示着该地区已发展出具有相当高度的文明，然而考古学家借助琐碎的日常管理文献得以窥见的只是当时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 “上层建筑”的政治史则仍处于一片迷雾之中。著名的“苏美尔人问题”——即何为苏美尔人、他们何时自何地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答案似乎也隐匿在历史迷雾之中。考古学家多支持本土说，主要是基于欧贝德文化与乌鲁克文化之间并没有明显地文化断层这一理由；文献学家则根据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里存在一些用另一个更古老底层语言表达的词汇，而认为苏美尔并非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居民。不过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很开放：

 “苏美尔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是各种种族的混合体，可能也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他们的文明，也像我们的一样，是一种外国和本土元素的混合；他们的语言属于一种语言群体，这一语言群体足够庞大，以致能覆盖整个西亚地区或更广。”

脱胎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盛行之时，两河流域南北之间出现了发展差异，南部苏美尔众城邦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当王权从天而降

乌鲁克III（即捷姆迭特-那色文化）之后，基于出土铭文与《苏美尔王表》等文献的史实印证逐渐清晰起来，两河流域进入了有“历史”的时期。从早王朝至乌尔第三王朝，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便是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的冲突与融合。公元前2340年左右，早王朝的苏美尔城邦争霸局面被萨尔贡建立统一的阿卡德王朝取代，长久以来仅靠松散的文化纽带连接在一起的两河文明，第一次在政治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单凭借个人英武而聚成的帝国终究缺少长久统一的政治基础，统治两河流域150余年的阿卡德王朝在内乱和外侵下分崩离析。随后扎格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库提人短暂入主美索不达米亚，在此期间苏美尔城邦纷纷独立，再次恢复过去的传统。

阿卡德帝国为后继的君王们，尤其是外族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榜样，即成为两河流域的共主。但它的迅速崩溃又说明这一政治意愿尚缺乏社会基础，这与苏美尔人的城邦传统以及可能存在的“民族主义”相牴牾。

乌尔纳穆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被称为“新苏美尔”，给两河流域带来长约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在法律、农业、建筑等领域均发展出了高度成熟的文明。但它却成为苏美尔人作为政治实体留在历史上最后的闪耀篇章。公元前2004年乌尔城被埃兰人攻破，苏美尔人的国家毁灭了，或者说，苏美尔人时代结束了：

“哎，南纳啊，乌尔被毁灭了，它的人民被驱散了！”

“他们在我的保护之下繁荣”

与同属塞姆语系（闪族语系）的阿卡德人相比，“没有谷物……没有房子也没有城镇……吃生肉……死后也不埋葬”的阿摩利人似乎是更“原始”的民族。阿摩利人在乌尔第三王朝尚未崩溃之前就已经与苏美尔人发生过多次战争，迫使苏美尔人在乌尔和马瑞之间建造了长城来抵御其侵袭。阿摩利人的入侵被认为是乌尔第三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苏美尔人的都城被埃兰人攻破，但后来的统治者却是阿摩利人，后者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众多国家，其中的巴比伦王国脱颖而出，他们的第6位国王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汉谟拉比。 

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755年征服亚述，再次将两河流域置于统一的王权治下。数千年之后我们之所以还能对他耳熟能详，却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赫赫武功，而是更多基于他的文治成就，其中《汉谟拉比法典》居功甚多。《汉谟拉比法典》被认为是两河文明中法典的集大成者，从中我们得以窥见古巴比伦社会的一些原初面貌，包括古老社会的等级制度、司法审判制度、土地制度等。汉谟拉比的统治长期而成功，他本人骄傲地宣称：

“我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国土上的人们拥抱于我怀中；

他们在我的保护之下繁荣。”

作者在记叙数千年历史的文字里辟出专门一章来详述作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汉谟拉比其人，并在随后一章继续介绍“汉谟拉比时代”，足见其对这位王者的重视。

然而他的继承者们并未能使“汉谟拉比时代”长久地延续下去，美索不达米亚迎来了一波印欧语系民族的侵袭——来自高加索的胡里人占领了杰济拉和伊拉克北部，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突袭了巴比伦，而来自扎格罗斯山区的加喜特人在雅利安贵族的组织下“建立了一个军事国家”，统治巴比伦尼亚四个多世纪。两河流域周边势力如埃及人、赫梯人、胡瑞-米坦尼王国等的争霸，将地区带入一个混乱时代，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文明并无多大进展，基本处于止步状态”，而作者则直接将其称为“两河流域的黑暗时代”。

没有人坐在尼尼微的废墟上为其写哀歌

亚述人也属于塞姆语系的民族，有学者认为他们与南方的巴比伦阿卡德人系出同源。亚述地区四周强敌环伺，致使民风尚武剽悍。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后，亚述获得独立地位，经历古亚述王朝、阿摩利人的沙姆希阿达德王朝、米坦尼王国附庸，至中亚述王朝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通过联姻将势力扩展至南方的加喜特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1世纪末期阿拉米亚人的侵袭愈演愈烈，几乎波及整个杰济拉地区，亚述人仅保留了阿淑尔和尼尼微一带的核心地区。

公元前74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登基往往被视为亚述进入新帝国时期的标志。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起历代亚述君主四处征伐，到前640年左右阿淑尔巴尼帕治下达到顶点，建立起一个东至埃兰南至迦勒底西至埃及北至安纳托利亚塔巴尔的巨大军事帝国。

亚述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上的快速崛起为其树立了众多的敌人，米底人和迦勒底人相继崛起，他们组成的联军在前612年攻陷亚述帝国宗教首都阿淑尔和行政中心尼尼微。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没有人坐在尼尼微的废墟上为其写哀歌”。

无休止的战争记载很容易让后世形成一种印象：亚述人只对鲜血和征服感兴趣。然而事实上，不容忽视的是，建立不世武功的阿淑尔巴尼帕在尼尼微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而尼尼微的繁华程度也足以让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城市相形见绌。

巴别塔的倒塌

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朝作为两河文明最后的辉煌，其国祚存续不到一个世纪，但它留下了大量的纪念碑、王室铭文、商业和法律记录以及信件等史料，得以让历史学家们重现出一个相对完整准确的古代社会图景。巴比伦的复兴伴随着宗教的复兴，神庙在迦勒底人的国家再次成为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单位。

庞大的土木建设工作使得巴比伦成为世界奇迹之一，据说到访过此地的希罗多德，赞誉“其辉煌超过了已知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

然而世界已经不同于往日，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永久地终结了古代两河文明的独立地位。诚然，公元前539年进入巴比伦城的居鲁士算得上是一位宽容的政治家，波斯人并未将巴比伦尼亚直接用武力抹去。失去了基于自身宗教的国家君主制，经济条件越发不利，波斯人的涌入带来的种族和语言文化的巨变，这些都有可能是巴比伦文明走向衰灭的因素。希腊化时期两河原生文明元素被进一步稀释、同化，越来越难以被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三千年的两河文明之旅对国内读者来说，阅读体验很难称得上轻松。两河流域缺少明显的地理边界来为核心地区阻挡域外民族的侵袭和融合，除了文明的最初创建者苏美尔人之外，塞姆语系和印欧语系的众多民族纷纷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塑造。这使得两河文明史因缺少主导民族而多少显得有些繁琐纷杂——这无疑也与作者的文字保持了一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风格有关，各个时代的细微变化都不容易被读者忽略。不过考虑到三千年这个时间段长到可以囊括从古希腊至今的整个欧洲文明史，或者从春秋至今的整个中国文明史，这样看我们对两河流域这一失落文明的所知又显得太少、太笼统了。

两位译者均为亚述学从业学者，专有译名基本采用了学界惯例，译文也在专业和流畅之间保持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