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公元625年，秦王李世民为了登上皇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这场大规模的流血性政变，可以说使初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清除了竞争皇位的劲敌，成功地奠定了其继承大统的基础，继而才有鼎盛繁荣的贞观之治。“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 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自己的实力， 直接解决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皇位竞争者; 又能彻底斩断李渊的退路，逼迫李渊立他为唯一的继承人。可见“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其实是李世民高明的“一石二鸟”之计。 “玄武门之变”震撼了整个唐王朝，这场政变可以说是典型地用鲜血换政权的范例。 在李渊谋划着推翻大隋王朝之时， 李世民也在充分展现他本人的优秀才智谋略，自李渊造反成功， 成立了唐王朝之后， 李世民在民间也拥有着极高的声望与拥护。正因为李世民的名望日渐高涨，引起了李渊的忌惮顾虑， 激发李建成与李元吉两兄弟的妒恨排挤。李渊对三子之间的态度犹豫不决， 也令朝廷势力的矛盾日益加深，从而侧面激化了李氏兄弟之间的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玄武门之变”最终还是发生了。 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原因
李渊初登大宝， 唐帝国的政治根基可以说还未完全稳固， 不说外有隋朝余党暗中滋事， 单单是唐朝内部的政治机构，都没有达到真正的一统，内部存在着激烈矛盾冲突，而且还有着越演越烈的趋势。“玄武门之变”虽然是所有突出矛盾激化后的表现，但也是当时唐王朝内部矛盾最后的终结。而“太白经天”就是这场浩大政变的导火索。 古人由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有限，自古便有“神鬼之说”， 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之下， 基本都存在着“君权神授”的思想意识。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 曾出现过两次“太白经天”的天象，分别是在六月初一与六月初三。 人们对异常的天象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便认定为天意另有所示，“玄武门之变”则发生在六月初四。李世民本身就有夺取皇位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除掉自己的兄弟李建成与李元吉一党，双方早就在暗中呈现争斗之像。在“太白经天”第一次出现之时，双方就在加紧彼此的制约。 高祖皇帝李渊，又曾有:“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婚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的想法，尽管最终没有答应处决李世民，但也让李世民明白，李渊也是想借李建成的势力制服自己， 从而维持局面的平衡，或者说帮助李建成增强实力。 另外，李建成在策反秦府的过程中，将李世民一党的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主要参谋人才，借各种缘由驱逐，意图就在削弱李世民党羽的势力。凭突厥南下的契机，李建成把李世民执掌的兵权夺回， 交与李元吉，导致双方弩张剑拔的形势进一步加剧。 而李建成的种种行为， 其实都是在李渊的默许之下进行的。 “太白经天”第二次出现之时， 具体位置正好是秦王李世民所掌握的地域范围内， 虽然现在无法考究实际天象如何，但是这对于深信“天命所归”之说的百姓看来，绝对有利于笼络人心，也有利于李世民借由这个理由说服众人，自己夺取天下是天意安排的使命。 或许“太白经天”的出现只是巧合，但是却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具有重要意义，
也就是说，如果李世民还不发动“玄武门之变”，那么这张政治争斗之中， 自己就有可能是输家。为求自身安全，也为了借机除掉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政敌，在形势的驱使下，“玄武门之变”势在必行， 并且必须一举成功。
李渊登基不久， 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 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重点培养。 为了使李建成能够有治国的雄才伟略， 李渊可以安排许多国家要务大事给李建成，还曾经下令:
此时的李世民忙于在战争中建立自己的势力， 并没有在朝堂之上过于崭露头角， 而是私下用各种秘密的方法招贤纳士。 因此，李建成并未觉得李世民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两方的矛盾仍然是潜伏状态。 从武德五年起，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就开始逐渐的激化， 并且已经处于公开的状态。于是， 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便开始采取一些的积极措施，对李世民的势力进行打压。
李建成之所以觉得李世民的势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主要是武德五年时， 全国的统一战争即将落幕，李世民在战争中立下了不少军功，并且拥有自己的军事势力，也积累了不少的“民望”。 李建成麾下谋臣魏征意识到事态发展的趋势，便与王珪一同献计，希望李建成亲自出征，
2. 博取朝堂支持 李建成还借由后宫中的支持， 博得“东宫慈爱”的好名声， 积极争取朝堂的支持， 得到斐寂、封伦等朝堂重臣的拥戴，培养长林兵。 3. 积攒巩固自身势力后，逐渐削弱李世民势力 李建成曾经表示过:“秦王外托御寇之名， 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世民在沙场征战的过程里， 掌握的是帝王最为忌讳的军权，而由此逐步延伸培养出来的势力环环相扣，织成庞大的权势之网， 李建成不可能在知道其有此资本之后， 还任其发展。 所以， 李建成在自己的势力逐渐成形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首当其冲的便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党羽。李建成得到李渊支持，将房玄龄、杜如晦等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一一借故驱逐，不经允许不得私自会面;意图收买尉迟敬德，未果，则将其调离李世民身边。 其次， 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军事实力， 企图瓦解其在军营中的势力。遂于武德九年，李建成以突厥寇边之乱为契机，在李渊默许后，令李元吉为元帅，所用兵马皆从李世民的兵马中征调，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 在洞悉李建成所为用意之后，李世民只有发动“玄武门之变”才能自我保全， 他很清楚， 若非先发制人， 一击即中，那么他日必定会沦落到“我为鱼肉， 他为刀俎”的地步！ 4. 抱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李世民 虽然说争夺权势是封建统治阶级常见的戏码， 其中更不乏各种血腥残暴的事件。但是， 李建成并没有效仿前人，反而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对李世民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建成在削弱李世民势力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能将其彻底除掉，不过，李建成都没有应用过于极端的手段，而是尽可能地防止骨肉相残的局面发生。 有史料记载，李元吉和谋臣魏征都曾谏言，请李建成将李世民杀害以绝后患，但是李建成都没有同意。其实，如果李建成当机立断，或许最后也不会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机会了。李建成之所以犹豫不决,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是间接原因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夺嫡之争，其父高祖皇帝的态度是事态发展的关键。 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发生转变，转折点就是东都之役。如果说东都之役之前， 李渊的犹豫不决， 只是为了调和二子之间的矛盾，维持相互平衡的局面的话， 那么在东都之役之后，李渊就很明显地偏向李建成了。 许多史书都有记载，太原起兵真正的催动和策划核心是李世民与其谋臣， 李渊本身处于被动的状态。 但是，也有记载说李渊允诺李世民太子之位，而后却食言而肥。暂且不论这些史料是否完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但都反映出李世民确有谋略， 顺理成章为其谋害李建成与李元吉兄弟、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举动做下铺垫。 若不问李渊为何最后没有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他对自己的二子还是很器重的。在太原起兵到李渊称帝， 整个过程里，李渊分配给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任务都是平均的。 而后按照封建礼教传统制度“立嫡以长”，封李世民为秦王， 在天下人看来都是最理所当然的安排。 可是，李世民心气极高， 才华极好， 本就不是个甘做臣子之人。他在东都之役之后，凭借赫赫战功更加骄傲自大起来，居功自傲， 这不仅仅使李建成感受到他的威胁，也同父皇李渊之间产生了矛盾与隔阂。 所谓“功高震主”, 即便那个主是自己的父亲， 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威严受到挑衅。更何况，李世民以洛阳为核心，开办了“开文学馆”，拓展得非常迅速，这对朝堂之上的皇帝李渊来说，并不是其乐于看到的局势。 曾有典籍记载李渊说:
可见，李渊对李世民手握大量兵权极为不安， 但是兼顾着大局也没有立即对李世民的行为动用手段制止。李渊不拿回兵权的原因，
虽然李渊没有对李世民采取非常手段，但是父子之间还是生出了隔阂，这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转变便可发现:李渊利用李元吉牵制李世民，分掌军中政权;对于李建成与李元吉打压李世民的行为， 李渊采取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 这意味着他对李世民当时拥有的势力已经感到威胁，故而借用太子党的手削弱李世民的实力。 总结综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 对李世民来说， 发起“玄武门之变”是具有必要性的。他之所以能够一击即中，除了李世民自己多年来积攒的势力之外，李建成的麻痹大意和过于自信，也给了李世民反击的契机。所以， “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自己的实力， 直接解决李建成与李元吉这两个皇位竞争者; 又能彻底斩断李渊的退路，逼迫李渊立他为唯一的继承人。可见，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其实是李世民高明的“一石二鸟”之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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