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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雒丞印”、“商丞之印” 与上雒地望探究再论
秦·上雒丞印 汉·上雒右尉印 近日，方志商洛网刊登了三年前本单位作者参加“商洛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一篇《“上雒丞印”、“商丞之印”与上雒地望探究》以下简称：“探究”）对秦文物质疑的文章。 因大会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对上雒丞印”、“商丞之印”的“专业考古院挖掘”、“同层文物朝代参照”、“用已有认定的秦封泥文物字形、格式、风格、比对”过程；专家评定等认定为秦物是可信的。 尤其是得到李克勤先生的评审确认，加上第三次文物普查确认孝义古城为汉城文物、王陵故城的发现、唐前武关少习是今竹林关，春秋《左传》上雒在雒水（秦后统一山川河流改为丹水，但治所为上雒未变）上的上雒吻合。 更重要的是地下秦文物“雒亭陶罐”秦墓的出现在陕西省文物出版社《陕西陕第三次文物普查丛书》“商洛卷”孝义城前六里地刘二村。 陶罐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认定，其队长研究员王昌富发文商洛日报称《商州发现秦代陶文》称此物为秦建制相关之物。 博物馆研究员陈道久《雒亭陶罐的发现与研究》也认定为秦物。该文并称：“雒亭陶罐出土于孝义境内的丹江边，为古时丹江亦称雒水提供了实物佐证。”该陶罐今存放在商洛博物馆。 后晓荣（史学教授，博士导，国家田野考古领队）及卜艳明《有关12枚秦“市、亭”陶文的重新考释》，《苏州文博》，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再次对雒亭陶文考古认为：“秦建制之物。是上雒县市亭省称。”与上雒丞印的“秦雒”的吻合一致相互印证。 因此，大会专家组和与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上雒丞印为秦文物。是秦朝就有上雒建制的有力佐证。 的确 ，文物是推翻了志料“上雒建制始于汉”的记载。 商州孝义古城旁发现秦墓中的'雒亭’陶罐和西安出土的上雒丞印 而且，文献诸如《直隶商州志》以前的本地志料关于“州城”的记载认为：州城的“前城”是“城商塞”，并非是商城。 因为所谓“商塞”，根据《商洛鼎》铭和楚墓兵器显示，商之前为鄀楚之地。商为楚县邑应有邑城。没有记载秦在商的商城建城为“塞”，况且此商城不在丹水路边，无“塞”功能。 上雒古城前的夜村高桥 研讨会中日本教授周星在上雒古城残迹下研讨交流 况且，过去建城先用于军事，今州城至今没有战国、秦文物出土。夜村高桥有。今州城文物普查为宋城。（应为唐城）；夜村高桥孝义古城文物普查为汉城（应为秦城，秦15年汉扩建？） 史料载：宋朝商洛人口才三万人，平均5县每县6000人。（今商州55万、丹凤25万、商南22万、山阳42万、洛南44万，合计约188万人是原来人口的300倍）秦城汉城不是草民想建就可以建的。因此孝义古城是上雒古城是可信的。 2017年中国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领导合影 那么，“探究”为大会学术争鸣文章发布无可厚非，但在自控官方志网单独发布参与官办大会发布成果以外的观点，疑有近水楼台和“个论”导向之嫌。 为消除当地“文物风波”的余浪之声。我作为大会的承办者之一，受大会多位学者之托，就大会多数考古、文史专家学者共识的成果观点重复“探究”再论，也属无奈之举。以免社会对大会成果的误解。 古代《商州赋》的“王陵之兵”古城在襄王沟 一、因文物发现引起的文物文史研讨大会 2017年“商洛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是本地有史以来规模较大、考古、文史界专家学者较齐，实地考察时间跨度较长（商洛市文广新局组织了三次调研活动）的一次研讨会。 因该地域是西周、秦汉唐贡道丝路地段。且为秦楚争霸交点，此研讨会涉《史记》、《左传》、《山海经》、《史记正义》、《括地志》、《水经注疏》、《商洛市志》等史料及学界对秦上雒丞印封泥、少习、武关、上洛、上雒、王陵古城、商山洛水等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疑迷被发现的考证，召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研讨评定。 《左传》“上雒”、“少习”山被发现，竹林关是故（过去）武关 为使会议的考古和文史研讨的严谨性，大会由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院、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商洛市文广新局、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商洛市博物馆合力举办。 并邀请了由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顾问周星、中国秦汉史学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文、陕师大教授王辉、陕西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导徐卫民、广东肇庆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周苏平，陕西考古院院长孙周勇，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庞任隆，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瞿战胜，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马骥、陕师大副教授王伟、西安文物保护考古院副院长研究员张翔宇，商洛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程道久；铜川考古院副研究员陈晓洁......数十近百人参加。 会议结束时，根据专家组意见发布了三项学术成果： 1.上雒建制始于秦非汉，今“孝义古城”是秦朝上雒县治遗址； 2.竹林关为故武关。发现了不可移动文物少习山和武关遗址，及商於古道600里地望； 3.促成了“秦封泥学术研讨会”成立筹备工作的启动。 雒水上雒少习、武关、600里地望图 二、媒体报纸宣传文物发现成果无有不当 “探究”载：“2017年5月19日，《文化艺术报》和6月22日《商洛日报》分别刊发题为“秦封泥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惊现'上雒丞印’纠正历史错解”一文，作为长期从事方志工作的我感到很诧异。”“报纸与《上雒古遗址探秘》一书均将孝义认定为上雒古城遗址......引用不当”。 研讨会在上雒古城随处可见的秦汉砖瓦 首先诸如司马迁、班固、郦道元、张守节、杨守敬、王国维、谭其骧、郭沫若、钱穆、李学勤 ......太多大家不断发现、探究考古解惑历史并无诧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地下的与文献记载之和才叫“历史”。 其次，《文化艺术报》是陕西省文化（局）厅创办、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省级报纸。商洛日报系商洛市委机关报，是地方综合性的主流媒体。且真实记录了新闻的发生无有不当。
研讨会第三次竹林关故武关少习山下部分学者合影 三、采用《秦封泥研究》依据不能“掐头去尾” 在《秦封泥研究》第24页-31页所载黄留珠的文章，是对秦封泥是肯定的。（附截图）作为学者观点不能把话说绝说满，是学者无条文的自然风范行规。 如论证观点常用、“疑是”、“可能”等商讨口吻词句。如黄留珠在认定此批秦封泥的同时用括号写“（不排除其中掺杂有少量的汉初之物）”。 黄留珠肯定周晓陆枚秦印文物“所获，且断定为秦封泥，消息传来，令人振奋不已……特别是同已知秦封泥作对比，使人确信为秦物无疑。（不排除少量的汉初之物。）为慎重起见，我就新发现的秦封泥致函李克勤（考古史学泰斗---作者注）先生，再予以确认评定，李克勤老先生很快回函说，“确是珍品”。（附图） 黄留珠肯定了周晓陆秦封泥的成果，并未产生否定秦物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意，更无对“上雒丞相”、“商丞印”提出质疑。 因此，“探究”引用《秦封泥研究》所载黄留珠的文章有断其肯定主语，用其谦词否定质疑“上雒丞相”“商丞印”为秦物欠妥。
《秦封泥研究》第24页-31页所载黄留珠的文章，对秦封泥是肯定的 四、研讨洛雒以《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为论据应依原著。 1、“洛”、“雒”，并非今日的简繁字的意义； “探究”认为“上雒”、“上雒县”和“上洛郡”，是“三个不同的称谓和概念”。然而引用《战国策》、《竹书纪年》论证洛、雒的三大称谓概念时却张冠李戴混淆了。 《战国策》“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而非“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雒”《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郡至于上洛”。而非“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郡至于上雒”。原著“上洛”硬要改成 “上雒” 来研讨。作为学术争鸣百花齐放是正确的，但学术又是严谨的。 2、战国《山海经》记载“洛间”里有洛、雒两条河。那么上洛、上雒所涵盖的地域是不同的。因战国“洛间”里“洛”大可涵盖“雒”，而“雒”小在洛间表明不能涵盖“洛”。 且《竹书记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即魏昌《楚国史》“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除了即位初凭借楚惠王的声威，北伐灭莒及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竹书纪年》。)(今陕西洛南)外，别无建树。”又与周器《敔簋》铭文“上洛”及《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标注“上洛”地域延续称谓同。 从《左传。哀公四年》楚曾威胁晋，到楚简王（引自“清华简”《系年》）十九年伐魏进入魏上洛洛水流，为“洛间”今洛南域东南部）的一次入侵记载。与本地考古队对南洛河上游洛南县城关西寺冀塬和粮库春秋战国五座楚墓的发掘'魏国的西南辖地这一事实得到印证’（《洛间论》）。 学界也有认为此上洛就是秦上雒今商州。
3、而《战国策》陉山之战，公元前329年《战国策卷六·秦策四·楚魏战于陉山》：“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以绝秦于楚。”因《战国策》燕二·秦召燕王中上雒亦非此上洛。 此“洛”指泾洛或秦前伊洛河上游无疑。 另因秦公元前351年已在上雒与商的界河要塞“建城商塞”，而卫鞅公元前340年计擒魏公子卬大破魏军，遂封于商号商君在商城并以武关为楚界了。那么公元前329年的此“上洛”就不会是战国秦汉的“上雒”。 4、《左传》“上雒”今研讨会才发现“故武关”、少习地标形标志的“州河口”的山。证明丹水是秦前和春秋的雒水。上雒是治邑在雒水之上。 又因《传》无“洛”皆“雒”，后人认为该《传》经过汉代的改动，怀疑此《传》是上雒“雒”或不存在，应为上洛。所以，《商洛地区志》认为汉前没有“雒”。既然“探究”认定《传》“上雒”就是地域上雒，这不是和该“志”及自己论点相勃？
张仪诳楚 五、《汉书》没有记载上雒县建制始于汉 1、“探究”载：“有关“上雒”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志书典籍，无不记载商县设立是在秦代，而上雒县则是西汉元鼎四年设立。”在未发现的竹林关“州河口”旁就是少习山、故武关、雒水之上的“上雒”以前，以及《雒亭》、《上雒丞印》秦文物时，这些记载是正确的。 但是“《汉书》的记载：“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置”，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置的是弘农郡，郡址“故秦函谷关地望”，领11县，其中上雒县、丹水县已存在，当属对已存在县统属的调整，而不是新设。所以，《商洛地区志》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是上雒县设置之年的说法欠妥。至于其“析置”之语疑文革后所加（《二重证据浅论》）”。
商雒张良图 2、《商洛地区志》及“方志商洛”所提供《商洛市“历史”》对外网页载（2019-11-9）至今仍载： “汉朝忌水，将上洛改为上雒，这是用“雒”字的开始。” 此汉朝是指东汉还是西汉呢？因为东汉“京兆尹辖区”时《水经注》称京兆“上洛”是很严谨的。而东汉官员史学家班固写歌颂朝廷的《西都赋》时的“商洛”已把“雒”为“洛”了。说明东汉皇城在洛阳的195年里“雒”、“洛”名称有变化。 “其误起于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黄初元年，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此（曹）丕改雒为洛，而又妄言汉变洛为雒，揜己纷更之咎，且自诡于复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秦封泥与商洛古史》）”。
《商洛市“历史”》对外网页载（2019-11-9）“商国”国家史学早有定论，战国《山海经》已有同有雒洛两河 至于河水在那个地段就有那个地段的谓称，但那时俗称不是官称。 少习山的古“雒水口”，今称“州河口”其地名一直在沿用。 那么孝义位置不在河下游。况且，雒鄀同音读“洛”。上雒（洛音）相对下鄀（洛音）而产生。因此该文“孝义不在雒河下游”说法不确。 至于“探究”汉后上洛历史沿革古志今志有载。文提及古志的引用错误，今志也出现不少。诸如“古商国”、“舜帝二十九年，封尧孙子钧于商，号称商均”的古老提法略显不尊重历史。 又如简单历史常识：秦前此地有“丹水”吗？“志”载：“周元王六年（前470年）商境大旱，丹水绝，三日不流”的丹水指那条河流呢？ 战国《山海经》此地有“洛”、“雒”水，西周有洛水。未有“丹水”记载。这是否是《水经注卷九》 “......又东与丹水合,水出上党高都县故城东北阜下,俗谓...《上党记》曰: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竹书纪年》曰:晋出公（？—前452年--本作者注）五年,丹水三日绝,不流。幽……”？
战国秦楚的第一条界河上的商鞅 再有“上洛这一地名，因居洛河上游故名，战国时即有。”在东汉是对的，但不确切。因周器文物《敔簋》其铭文有云：“王令敔追御于上洛熄谷，至于伊、班”，“上洛”记载早于战国和春秋，在西周。二者相差四、五百年。最后，为《上雒古遗址探秘》作者李明记老人点赞。他虽受资料欠缺、文化低、资金限制，且作品毛糙，不尽人意，但他是正能量的代表。年龄已八十，为了保护文物自费办展览、自费出书、自费调查研究、受到省新闻媒体的专访。其精神应予以关爱和支持，而不是挖苦打击。即便是今“志”不也有“尧女墓”之类上述很多的笑谈。因此才有文物历史学科及部门去不断的发现、研究。而不是以志论志不做实地调查。（如同《史记正义》、《括地志》所指的“王陵故城”的发现，通过商洛日报总编记者、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上去考察过才做宣传报道） 。综上，大会发布的研究成果是可贺可喜的。从文物发现与史志记载不同时，应体现文物优先。 王国维的地下加地上就等于历史，避免以志论志的观点值得推崇。此雒亭、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上雒丞印文物、故武关、少习山、古雒水、等重大历史文化及学术突破，除解注《史记》、《左传》、《战国策》、《水经注疏》、《史记正义》、《括地志》学界相关历史疑迷外，更重要的是为此地文旅的发展与文化打造、文化扶贫，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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