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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环（公元719年－公元756年）：号太真,唐玄宗宠妃。 杨玉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为唐代宫廷音乐家、舞蹈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杨玉环先为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王妃，受令出家后，又被公爹唐玄宗册封为贵妃。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发动叛乱，随李隆基流亡蜀中，途经马嵬驿，杨玉环于六月十四日，在马嵬驿死于乱军之中，香消玉殒。 《梨花颂》是梅派京剧《大唐贵妃》主题曲，杨乃林作曲，翁思再作词，内容直接呼应《大唐贵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唱腔设计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加入了梅派唱腔特色，个人主唱与合唱相辅相成，委婉又大气。
杨玉环得玄宗赐浴，到长生殿乞巧盟誓，共誓君妃情笃、永世和谐。玄宗终日沉湎酒 色，“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贵妃诞辰，欢宴骊宫，翠盘艳舞，赢得君王擂鼓助兴。 可是，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这一对美好的姻缘被迫拆散。为了挽救大唐皇帝的命运，杨贵妃挺身而出，马嵬坡上毅然就死，做了安史之乱的替罪羊。 后战乱既平，移师回銮，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玄宗昼夜思念，广求方士搜寻玉环魂魄，果得玉环于海上仙山与玉环梦中相会。 杨贵妃的一生如此短暂，哪怕曾经绚烂无比，到头来还是难逃厄运。她一生只为三郎 ，可叹三郎也是痴情之人。这天生丽质的人儿，如今留下的是长恨一曲千古迷 长恨一曲千古思...... 杨玉环像 梅葆玖演唱《梨花颂》
关于杨贵妃的诗歌 马嵬，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西13公里处。是唐时长安通往西南官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第一个驿站。这个普普通通的驿站，毫无特别之处，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它。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随着震惊朝野的“马嵬兵变”的发生和杨贵妃在这里被缢死。马嵬便逐渐为人所知，进而闻名遐迩，声名远扬，成了蜚声中外的胜地。 一千二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学士、达官显贵到马嵬凭吊瞻观，写下了大量吟咏杨贵妃的诗作。据《马嵬志》记载，历史上曾有人汇编过此类作品，得诗五百余首，但没能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张过，何冰先生编选的《马嵬坡诗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收录有唐、宗、元、明、清以及现当代二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四百多首，既可使读者读诗思史，又可作为资料，供研究参考，具有较高的价值。 关于杨贵妃的诗歌，离不开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马嵬的风光和意义，二是杨贵妃之死及对她的评价。写马嵬和写杨贵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嫔妃中，杨贵妃是一个奇特而复杂的人物。说她奇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凭借自己的天生丽质，在后宫激烈地角逐中争得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专宠地位，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二是她在封建最高层的势力范围内，由个人的殊荣发展到了家族的光宠，并形成了极为显耀的权势；三是她的人生命运离奇多变。说她复杂，一是指她曾使国人倾倒，后又倾国人；二是她没有擅权弄柄，杀戮朝臣，颠覆社稷，但却安荣显贵，骄奢淫逸，放纵家族为非作歹；三是在爱情上，她是被追求者，又是被牺牲者，令人羡慕，又让人叹悲。因此，杨贵妃被缢死马嵬后，众多吟咏的诗作中便出现了迥异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的现象。 在众多诗歌中，诸多文人学士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的死寄予了高度的同情，为她的死“鸣不平。”我们看看下面几首：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驾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更休怨杨妃。”唐诗人罗隐的这首《帝幸蜀》，从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军攻克长安，唐僖宗逃蜀之事，表达了对杨贵妃之死的态度。这首诗构思别致，表现手法奇妙。而表达之意非常明白，即讽刺批评了那些把安史乱由妄加在杨贵妃身上的观点。清同治年间诗人赵长龄《马嵬》一诗：“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意亦如此。这首诗简洁直浅，观点鲜明。安史乱由，罪责当谁，读者不难辨知。 李益是中唐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曾先后两次途经马嵬驿，怀古抒情，写下了三首诗歌，其中一首《过马嵬》写道：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其时，安禄山反迹已露，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可是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须眉男子直言谏上，改变事态。两京沦陷，君臣西逃时，竟把罪责加在了杨贵妃身上，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不由诗人不为杨贵妃鸣冤叫屈，“留记千年妾泪痕”，深沉之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扑面而至。诗人在另一首《过马嵬中》又写道：”金甲银笙尽已同，苍茫罗袖隔风尘。浓香犹自随銮辂，恨魄无由离马嵬，南内真人悲帐殿。东溟方士问蓬莱。唯留坡畔弯环月，时送残辉入夜台。” 长安收复，玄宗回京，一切依旧。唯有杨贵妃尸骨留在了马嵬坡。她孤魂无依，遗恨满腔。诗人表达的情感，极易引人共鸣。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咏写的马嵬诗可与李益引为同调。他的诗作鞭辟入里，揭示本质，把酿成“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归到唐玄宗身上，廓清了许多迷雾。他的《马嵬二首》之一云：“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这道诗首句概括了“安史之乱”初起时的情景，第二句从两面落笔，持论确当，先说杨贵妃之死，是玄宗一手导致的；再言他西逃幸蜀，丢了皇位，也是咎由自取。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最后指明责任全在唐玄宗本人。这首诗语意深邃，观点辨证、洞察实质，是有关杨贵妃诗中一首难得的佳作。 古来很多人认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罪在不赦。不少诗人也持这种“女人祸国”论，在这种观点的诗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杜甫的《北征》诗云：”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在诗中回顾了当年的兵变和兵变后历史的发展；对“马嵬兵变”做了简单评价，维护唐玄宗之意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唐朝鸿运的中衰，责任不在“明皇”李隆基，而在于杨贵妃及其家族。显然，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以儒家思想来立论的。在此观念中，圣明的天子永远圣明、无由指责，连唐玄宗的狼狈逃蜀也是“与古先别”。 与杜甫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些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马嵬行》中有“军中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的诗句。”“戚族”“妖姬”专指杨国忠、机贵妃。从用词的褒贬色彩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明代诗人石川席在《马嵬怀古》一诗中写道：”玉貌红颜称太真，当时寄发宠恩新。胡儿向事先忘母，是使妖姬逼上宾。清代诗人李化楠的《杨贵妃墓》，表达的也是这样的观点。诗云：”香肌红颜貌如仙，一曲霓裳绝可怜。谁使君王西出走当时还赐洗儿钱。”这两首诗着眼于杨贵妃的美貌及其荒淫腐化的生活，认为她是“以色祸国”，把“安史之乱”的祸由推在了杨贵妃身上。 在吟咏杨贵妃的诸多诗歌中，除了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外，还有一些诗人站在其他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林则徐路过马嵬，作有《题太真墓》（八首），其第一首写道：”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抛得娥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林诗以杨贵妃的语气，表达了甘愿牺牲自己保全唐玄宗、乃至整个唐王朝命运的可贵品质，把杨贵妃的死境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尾句又暗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对唐玄宗薄情寡义的谴责。感情沉郁，引人深思。 清代极负盛名的诗人王士祯《渔阳续集》中有一首《马嵬怀古》，诗云：”何处长生殿里秋，无情清渭日东流。香魂不及黄幡绰，犹占骊山土一丘。” 黄幡绰，盛唐时长安第一优人，梨园乐工。其滑稽多智，深得唐玄宗喜爱，死后葬在骊山。诗作自然流畅，感情深沉。写“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死后草葬荒坡，尚不及一梨园弟子，凄悲、衰叹之情溢于言表。 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唐伯虎）有一首《题太真图》写道：”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终曲，金钿早委马嵬坡。” 唐寅的这首诗是对杨贵妃红颜薄命的哀叹。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三云：”万图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这首诗描绘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宫中和蓄意叛乱、造他们反的安禄山狂欢共饮的情景，极具讽刺意味。是对李、杨醉生梦死、不辨忠奸的讥讽和鞭挞。 清代女诗人陈葆贞在她的《杨太真》诗中表达的是另一种观点:”一死能教国难平，马前值得早捎生。红颜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负盟。”此论自成一家，先说杨贵妃死得有价值，再从女性的角度对她即使不死，能否和唐玄宗白头到老提出质疑。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众多吟咏杨贵妃的诗歌作品中，有两首诗不能不特别提及。 第一首是宋代末期隐逸诗人真山民的《杨妃》，诗是这样写的：”三郎掩面马嵬坡，生死恩深无奈何。瘗土驿傍何足恨，潼关战处骨埋多。”这首诗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诗人冲破了李杨故事本身，把同情之泪洒向了抵御叛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与所有沉浸于对李杨爱情的颂美、对杨贵妃沉冤的悲惋之类诗相比，真山民此诗无疑立意要高出许多。另一首是清末袁枚的《马嵬》，其第四首云：”莫唱长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和历代诗人的马嵬咏怀诗比较，袁枚这首诗可以说是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角度新颖。诗的前两句说明杨贵妃之死不必寄予太多的同情，因为“安史之乱”对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李杨悲剧。后两句征引杜甫诗作《石壕吏》作比：“安史之乱”造成了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和老百姓的痛苦悲伤相比，唐玄宗因荒淫误国，导致内忧外患，引发悲剧。和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相比，他和杨贵妃的哀惋怨恨是渺小的，可鄙的，而且应当受到谴责。诗人代大众立言，表达了对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个观点的进步高出了历代吟咏李杨故事的诗人，实属难能可贵，值得称颂。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只有凭着从对象上展开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可能……产生着对人的主观感受的丰富性。”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不能为感情所驱使，片面地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在杨贵妃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丰富性”。一味的指斥她为“祸水”、“妖姬”、“罪魁”，痛快倒是痛快，可终究有失偏颇，难以令人信服。正如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所言：“全怪罪于女人，却逍遥了真的罪人。”反之，一味的对她的死寄于同情，而忽视了她生活的另一面，也有失客观。无论怎么说，她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少的损失，这个事实亦是不容置疑的。公允地说，她不是“罪魁祸首”，但并不是全无责任。今天我们评价杨贵妃，不应该仅仅限于发思古之幽情，而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中有所启迪，受到启发。 诗歌毕竟只是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功能是有限的。然而，通过对历代吟咏杨贵妃的诗歌的阅读，简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诗人眼里的杨贵妃的不同形象。这些形象，对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的帮助是不可抹杀的。 （作者张县伦中国唐史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兴平市作家协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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