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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现在的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我很痛心

 高天明月图书馆 2020-03-16

悦·读

推荐理由:

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本篇文章649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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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我很痛心

贺云翱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

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


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

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

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

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

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

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

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

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

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

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

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

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

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

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

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1978年,大一时和老师合影,前排右三开始是蒋赞初、吴白匋、李伯谦、秦浩、张之恒、查瑞珍老师,后排右一为贺云翱。

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


宿舍八个人一间,一边两张床,上下铺,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较拥挤的。我们是二月份来的,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

我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

当时经济很困难,除了助学金之外,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只要几分钱,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为吃得太多了。

如果你经济条件好,有好的贵一些的菜;经济条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应该都能吃饱。


那时候桌子特别大,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相互之间就能交流、讨论问题。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这边坐了历史系的,就可以边吃边讨论,这样一来,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

现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喜欢热闹,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

当时家里面很困难,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没有热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补丁的,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什么皮鞋,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

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

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我的英语底子很差,原来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学英语,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英文书也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翻译之后还能去发表。

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具体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查询,一张一张卡片地找。

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东西方的都看,比较杂,读的量也大;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

那时为了多读书,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在学校学习,最自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最好,我现在还是这样要求学生。


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工业考古学》,算是比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其实是不多的。

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更新一点。

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系图书馆,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开始时可借的书少,后来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们都借尽量足,一次性背回去,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比较方便阅读。

比如说,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或者对某一类文物,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自己要做研究,经常写些读后感。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就是历史系,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世界史、中国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这都是要上的。

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意思是要分专业,历史学和考古。我当时选了考古学,我们班里一开始好像有十三个人选了考古学,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学,后来他去研究世界史了。

1979年5月,在苏州园林与考古实习的同学合影,左三是贺云翱。

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我们考古学是十二个人。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课开设得很细。因为专业课开得早,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而烦恼,我们的知识也比较系统。

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我还选修过美学、心理学,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城市历史。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而且都是修学分的,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打好专业基础。


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大量阅读,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

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再补充相关知识,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自我批评。

现在我们教本科生,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

1981年在河南洛阳实习,于龙门石窟与老师合影,第二排右三为秦浩老师,第二排左一是贺云翱。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

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的人还自己写诗,像周晓陆老师,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

我们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地快乐,未来是那么地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

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制,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像我们考古、历史专业的同学,会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是要人的单位——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有政府的,有研究机构的,也有新闻出版的,也有学校,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考古机构,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选择空间很大。


当时同班有五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选择的空间很大,是自由选择制,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


2002年我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


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为了学术事业,为了国家,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感觉很幸福。

毕业证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考研,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就能被北京大学录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内心认为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

学士证

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

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到处去找单位,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

现在的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单位很多,可以随便挑,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

今天的学生,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有这种社会需求,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两者很容易结合。


所以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这种优点,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他们出来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的渴求,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是非常丰厚的。

当时有个玩笑话,说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你吧”。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我们要对得起社会,而今天的大学生数量多,竞争激烈。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我觉得这并不实事求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有这层意思吧。


关于高考,我有两点感悟。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会让优秀的人上不了大学。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讲法规,不用人情来运转了,大学办得也都很优秀,大家都能够公正地自由择校,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就今天看来,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

第二点,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家里没有书,就到别处去借,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没有功利性,也没有目的性,单纯喜欢。

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所以我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

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原题为“时代成就了我们”。采访于: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文有删减。

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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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新琴

南京悦的读书会会长,江苏省十佳阅读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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