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与生活的同构中触动良心 ——疫情之下的《鼠疫》思辨阅读

在经典与生活的同构中触动良心

——疫情之下的《鼠疫》思辨阅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煜晖

一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在生活中学语文”的观念应该引起新的重视。过去提到这个概念，一般指两种情况。第一，以语文学习为出发点，为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或成绩，在生活这片汪洋大海中提取材料以补充课内的语文学习。第二，着眼时事设定话题或任务，让学生直接置身于生活的海洋，以局内人的角色参与讨论、观摩等。对于一般的、常见的社会现象或问题，以上“应激反应”似已足够。但从不断更新的确诊者和死亡者的数据来看，从对国民经济和国际形象的影响来看，从一系列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次生灾害来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更何况它与上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才仅仅相隔17年。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第一种做法会因功利而冷漠，我们不能让这次疫情仅仅增添了学生咬文嚼字的材料，而不去考虑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种做法恐怕会因急切而难以深入。学生和教师、家长一样，当下也在承受着禁闭生活的种种困扰。即便疫情结束，受知识和阅历的影响，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有价值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忘却的救主”很快就会降临，赖以讨论问题的时事材料因为典范性的缺失将被不断涌现的新资讯湮没。届时，讨论过程和结果都将随着作为载体的语言资料一同消失在新常态里，直到下一次灾难发生。如果以上担心变成现实，这次疫情对于语文教育的影响将是脉冲式的、涟漪式的，长远来看也就不会发生什么质的改变。

有鉴于此，今时今日提倡“在生活中学语文”，应该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不能停留在语文对生活的“简单攫取”或“贸然介入”，还要追求二者在目标和内容上的深度同构，以实现学生当下语文学习与未来社会参与的良好互动，这或许是疫情之下语文教育最应关注的长远问题。在目标上，无论将来是否再次发生这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价值观教育。这不仅是语文学科该做的，也是每个学科该做的。学科赋予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本身是中立的，但生活中的每一次运用都带有价值判断的痕迹。站在谁的立场上，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最终决定人的所作所为是良知良能，还是恶德劣行。在内容上，不能什么刺激了我们，我们就要立刻教什么、学什么。语文教学的主要载体还是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我们要抓住根本，依托经典阅读构筑牢固的防线，培养学生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让学生具备进行正确价值判断所应持有的立场、常识和底线。以经典作品为中介物，可以使语文和生活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特殊时期，如果我们善于选取那些最具有现实观照的、最生动而深刻地阐释或隐喻了当下的作品，教学生结合生活现象进行思辨阅读，那么学生对时事的认知将封存在经典阅读的记忆之中。经典终身相伴，常读常新，为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刷新反思提供了可能，也能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还有勇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行动播下种子。

二

为此，我推荐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作为思辨阅读材料，并希望以此为例阐述“在经典与生活的同构中触动良心”的教育观。把触动良心作为教育目标，是一切经典名著阅读教学的应有之义；写进本文标题，也契合作者因《鼠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官方评价：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鼠疫》通过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的视角，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的某一年，位于地中海边的法属小城奥兰发生的鼠疫事件。为了最大程度体现写实主义的原则，加缪赋予鼠疫的最早发现者和抗疫关键人物里厄医生以“作者”的身份，但又通篇采取第三人称叙述，直到最后一章才让里厄承认了这种身份。这样一来，真正的作者加缪仿佛凭空消失了，给读者营造了一种阅读氛围：本书是里厄医生在疫情结束后，根据亲历亲闻及好友让·塔鲁的笔记客观记录的真实史料。由此，这本书才能像“证词”一样从宏观到细部扎扎实实地展现鼠疫在一座城市中所犯下的全部罪恶。

最初，里厄医生在医院楼道里发现一只死老鼠，这一天是四月十六日。随后，老鼠出现在城市和郊区的各个角落，它们抽搐、吐血，离奇死亡，引起了市民的议论、厌憎和恐慌。两周后也就是四月三十日，医院的看门人米歇尔老头成了鼠疫的第一个死者。就这样，从第一年的四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作者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日、逐月、逐阶段地把鼠疫事件的先兆、确认、发展、高峰、回落、反复直至最终消除的全过程忠实记录下来。记录时，作者精确地描写了鼠疫患者从病发到死亡的症状。例如看门人米歇尔，他脸色铁青、呕吐、发烧、淋巴结肿大硬化、身上不断起斑点，最终死在救护车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作者又细致描写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帕纳卢神父和让·塔鲁等患者的发病症状和令人揪心的死亡过程。更触目惊心的是尸体的处理。高峰期间每天一两百名市民死亡，埋葬只能不断简化。遗体告别、亲属守灵等仪式性活动取消了，连棺木和墓穴也不够用，最后裹尸袋也变得紧缺。人们只得刨出两个大坑分男女掩埋，后来索性不分男女胡乱下葬，或者像对待垃圾一样扔到火葬场烧掉。因为太过真实，有人评价：用文学性的笔触对鼠疫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程叙述。从疫情的突然发生、鼠疫症状的准确描述，到隔离治疗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等应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均可以视作一本颇有裨益的医学知识的普及读本。

但是，《鼠疫》不只是医学读本。作者用更多的笔墨刻画了疫情之下的人生百态和城市乱象。面对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死老鼠，市镇灭鼠局平静地等待上级命令，迟迟不肯做出行动。随着感染导致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先生对里厄医生询问发病人数避重就轻，对尽早隔离患者的建议则表示：“我可办不到，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里厄医生认为，里夏尔“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在里厄医生“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下，省府终于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里夏尔先生站在省长这一边，他们不断推敲字眼，而不是为患者争取时间。这种文字游戏的核心要义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必须首先证实这是鼠疫，证实的办法是死亡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当用此证实鼠疫是鼠疫的时候，鼠疫将不再可控，证实也就失去了意义。政府的“照章办事”和机关报纸的轻描淡写，导致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待达到每天三十人以上的时候，殖民地首府下达了封城的命令。不期而至的封城让“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以及“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还有不得不随时面对死亡降临的恐怖体验。物资短缺，病床不足，病毒变异，谣言蔓延，监狱犯人被感染，贫困人口陷入生计艰难，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商人大发横财……人们内心慢慢产生一种“鼠疫的境界”，无法预测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整个城市如同被遗弃的孤岛，陷入令人绝望的末日景象。 

我相信任何一位还处在疫情困扰中的读者，或者刚刚经历疫情的人们——当然也包括中学生，当他们翻阅《鼠疫》时，会感到扑面而来的熟悉的气息。这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文艺理论或文学修养，只要把陌生、难记的人名、地名、机构名、报纸名，还有那些与鼠疫有关的科学概念，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名词简单对应就够了。我们不得不感叹，伟大作家似乎是特殊的物种，他们仿佛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艺术真实。这种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区别在于：第一，它具有整体性，立体、多维地呈现了疫情本身和疫情下社会生活的原貌，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而又支离破碎的信息吸附在相应的点位，帮助读者建构对现实情况的全景式认知；第二，它的呈现方式具体入微，描写冷静、生动，可以把现实中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刻意规避掉的而恰恰又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展示出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终支配这支笔的都是同一个人，不论是文本意义上的作者里厄医生还是现实层面的作者加缪，都始终秉持同样一种价值观，不会出现自相矛盾、别有用心或欲盖弥彰的情况。

艺术真实是一种更上位的真实，也是一种可以跨越时空、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真实，它赋予《鼠疫》与当下生活同构的可能性。教学生读《鼠疫》有必要通过感知艺术真实来把握生活真实，而且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至少表明一种态度：我们敢于面对真实，无论艺术的还是生活的。有了这种态度，后面的一切事情才可以谈。

三

经典与生活的同构不只是内容对照，为了理解作品，触动学生，播种未来，我们还要带领学生深入探讨故事背后的基本观念。在艺术上，虽然加缪在作品中穿插了大量哲理论述，但总的来看基本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情节，有人物，有心理描写。因为要指导学生阅读，我们可以暂避抽象说理，把目光从灾难转移到灾难中的人物身上，以求更为直观地获得答案。

《鼠疫》着力刻画了六个人物，其中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面人物，那就是逃犯科塔尔。鼠疫的到来打乱了司法秩序，他不但摆脱了被捕的危险，还借物资紧缺之机哄抬物价，发了一笔小财。因此，他衷心希望鼠疫一直伴随人们的生活。作为里厄医生唯一不能认可的人，“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从心底里赞成那种导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形象视为良心的反面。舍此之外的五个人物分别是里厄医生、里厄的好友让·塔鲁、小公务员格朗先生、巴黎青年记者朗贝尔和帕纳卢神父。在梳理这五个人物的事迹时，大多数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在鼠疫面前展现了巨大的行动力。

里厄医生是疫情的发现者，也是呼吁当局发出鼠疫警告的“吹哨人”。他承受着繁重的劳动，白天组织治疗、隔离病人，夜晚出诊，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还经常遭到病人的拒斥和误解。在隔离意味着生病、生病约等于死亡的情形下，很多病人不愿意把亲人“交出来”，甚至需要政府派遣配枪警察。里厄感到，他的职业再也不是给人看病，而是诊断、登记和宣布不治之症，他不是救人性命而是下令隔离。更重要的是，鼠疫这个强大而狡猾的敌人显得不可战胜。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面前，他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友人和儿童接连惨死，感到异常痛苦。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定地认为“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一直与鼠疫斗争到最后，并在解禁之后写下这份“证词”。塔鲁出身上流社会，父亲是一名大法官。因为目睹一位可怜的犯人被定罪处死的场面，他感到内疚和不安，选择脱离家庭四处流浪行善。鼠疫期间他自告奋勇地组织志愿防疫队，冒着被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协助医生做救护工作。在鼠疫逐渐退去的时候，因为疲劳过度被感染，死在里厄医生的家中。格朗先生年纪较大，不善言辞，勤勤恳恳而又谨小慎微。在鼠疫发生前，他的妻子受不了贫穷乏味的生活离他而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写一本小说并寄封信给她，让她能够毫无愧疚地快乐生活。鼠疫发生后，格朗利用他统计、制表等方面的特长参与志愿服务，过度劳累让他最终感染了鼠疫。就在他以为自己快不行的时候，他让塔鲁拿出那份“苦心孤诣”的手稿，医生翻了翻，“发现在这些稿纸上只是写着一句同样的话，只不过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字一再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句子。”作者让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在垂危之际把他珍贵又略带滑稽的秘密暴露在众人眼前，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朗贝尔是奥兰的过客，鼠疫把他和当地人一起困在城中。为早日和远在巴黎的情人相见，他最初千方百计想要离开奥兰，对救治病患并不关心。当他得知里厄医生的妻子同样也在城外时，内心受到触动，许诺在出城之前参加防疫工作。在病人的痛苦和死亡面前，在里厄、塔鲁等人不计代价的行动面前，朗贝尔深受触动。最终他主动放弃了难得的出城机会，和同伴们坚持到了最后。帕纳卢神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眼前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是因为天主的宽容和等待才得以存在。现在天主失去了耐心，降下鼠疫来惩罚世人。人们要感谢主的示警，跪地祈祷才能得救。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向人们布道、演讲，出于宗教的慈悲观念，还加入了志愿服务组织，承担具体工作。他亲眼看到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受到长时间的折磨而惨死，又听到里厄医生决绝地说出“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内心发生了动摇。最终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手捧着象征神学的十字架，死在了象征科学的医院的病床上。

《鼠疫》还写到了正直的卡斯特尔医生、爱好体育的贡扎莱斯、在儿子死后加入志愿者行列的奥东先生等十多个人物，以及形形色色的市民群像。他们和主要人物相互温暖、相互感召，凝聚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团体，与鼠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赞叹他们的行动力并忍不住冠以“英雄”“伟大”“无私”“崇高”“牺牲”等头衔之前，应该思考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样无畏的选择？文中多次涉及这个话题，这才是作者真正要告诉读者的。里厄医生对里夏尔说，和半城人的命相比，我不关心这种病该叫什么名字。面对塔鲁的夸奖，他说：我没有什么崇高的动机，我只关心人的健康。塔鲁对里厄说：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朗贝尔决定留在城里后，对里厄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这些原先生活单调的普通人，在鼠疫压境时把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生活放在了第一位，将其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人的良心。如果非要取个好听的名字以满足对复杂概念的虚荣，可称之为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不依附于理论或信仰而存在，不是伟大人物的专属，更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退居二线。如果今天的中国少年能被这颗良心触动，未来我们战胜灾难的代价就会小得多，免于灾难的可能就会大得多。

必须提醒学生注意，良心不仅给人选择和行动的勇气，还能令人在荣誉面前保持谦逊，在灾难过后保持冷静。以里厄医生的作为，称得上“一个正视现实、不畏艰难、忘我献身、以实际行动与恶势力抗争的存在主义的英雄”，置于现实生活也配得上任何荣誉勋章，然而他本人却不这样想。在卫生防疫组织成立并取得很大的成效时，他写下了两段耐人寻味的话：

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

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这两段话联系起来无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所谓高尚行为只不过是普通人出于良心而做的分内之事，夸大、渲染这些行为会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包装成“奢侈品”，从而让人们对恶德劣行习以为常。就算非要表彰一些人不可，也应该选择像格朗先生那样把追求幸福放在英雄主义之前的人物，因为追求个人幸福本身就是高尚的——如果说朴素的人道主义是个体的良心，以尊重人的幸福生活为第一要义、不在灾难中炮制英雄人物则是社会的良心。

四

在鼠疫终于退去、全城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时刻，里厄医生却陷入沉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沉思。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灾难总是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有再次卷入的可能。届时我们会做出更正确的价值判断、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开展更深入的反思吗？疫情之下读《鼠疫》，如同对镜自照，无论眼前美丑，未来怎样，心底总会受到撞击。

需要指出的是，《鼠疫》是作者在“二战”前后即1942年至1947年间酝酿并创作完成的。当时作者因为战争被隔离在法国南部山区，与家人朋友断绝了音讯，深深体验到在法西斯强权下的生活，犹如人们在鼠疫流行时所过的生活，不仅要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而且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鼠疫》开篇引用了丹尼尔·笛福的名言：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另一种囚禁生活”指的就是书中所写的鼠疫造成的封城生活，“某一种囚禁生活”则指法西斯战争造成的自由沦丧。我们前文论述观点所依托的鼠疫事件，尽管有无比真实的细节，本质上只是一则虚构的寓言。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书中里厄医生与塔鲁等人的长谈、奥兰市民混乱而绝望的生活、鼠疫无孔不入的邪恶力量，以及所到之处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不难捕捉到作者的弦外之音。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本文讨论的主旨，因为经典与生活的同构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任何寓言都是以字面意义上的故事为基础向外发散的，站在经典名著阅读教学的角度，鼠疫事件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构过程可以加深学生对字面故事的理解，反过来也就促进了对反法西斯寓意的把握。至于更高的要求，比如对照《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等作品，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层面讨论《鼠疫》多向度的意义或研究加缪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等，那就完全要看师生的语文素养和具体的学习需求了。总之，《鼠疫》意蕴的丰富性既不是阅读障碍，也不是本文重点，更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触动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