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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很多人知道这句话，它是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祭品）既成，粢（zī，古代供祭祀的谷物）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后“社稷”演化为即国家）。 用现代话翻译出来是：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得到国君应允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指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民贵君轻”，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被很多文人写文章时引用，津津乐道。在网络时代，还有网友戏称为：民众最重要，国家次之，君王是个P（意为太轻了，跟屁一样）。 春秋战国时代，言论相对宽松自油。即便如此，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需要一定胆量。所以，孟子被人称为是个“敢于说话的人”。 说孟子胆大敢说话，不止是因为上面这段话，而且还有更大胆的话。因为这段话没有针对具体对象，说得冠冕堂皇很在理，谁也无法反驳，即使那些君主们看到了虽心里不舒服也没办法治他个“非议朝政”之罪。 下面的这段话则是有具体对象的，而且是直接说给一国之君的。 （二） 邹国（一般指邾国）是个蕞尔小国，常被邻居大国鲁国欺负。 一次，鲁国又攻打邹国，邹穆公亲自领军抗拒。然而邹军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军士战败还在其次，且邹国的老百姓们非但不同情，还幸灾乐祸地看热闹“起哄”直嘘嘘。 割地议和后，邹穆公一肚子怒气转到百姓身上，他对孟子说：这些刁民实在可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不愿帮忙还坐山观虎斗。看来我要杀他一批，以示惩戒了！ 孟子赶紧制止他：这也怨不得老百姓们。你想想，在粮食丰收时，你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到了灾年，你却守着满仓粮食，满库金银，让百姓忍饥挨饿，流离失所，使其饿殍遍地。而你不但不救济百姓，相反还要求他们唱歌赞美你；百姓心里会舒服吗？ 既然这个国家是你一个人的，又对百姓只是搜括，毫无益处，百姓怎么会对它的生死存亡关心呢? 如果你以后实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你，也会为你效命了。 这个典故说的就是成语“出尔反尔”，形容邹穆公失道寡助。出尔反尔，原指你怎样对付人家，人家就会怎样对待你。 现在的意思有所变化，多指自己说了或做了的事情，稍后又反悔。比喻言行自相矛盾，反复无常，说话不算数。 （三）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距孔丘之死大约百年左右），姬姓孟氏，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即是孟子的祖先。 孟轲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轲身后留下《孟子》一书，是其言论汇编，由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主题倡导“以仁为本”。 书中有些名篇如《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富贵不能淫》等为后人称道，还被编入教科书中。 孟轲的主要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 在政治观点方面，他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还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还强调要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 这些思想得罪了后来的很多统治者，传说明朝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命人删去《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所以，在历史上他的地位始终处于孔丘之下，被称为“亚圣”，次圣，第二圣人。 现代人在对孟轲的评价中，将他“民贵君轻”的论述，称为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有人还引申说，两千年之前的孟子，其观念与现代民主观念不谋而合，是中华文明的精华。 孟轲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主要特点只是停留在对君或民的说教上，跟其他华人思想家一样，没有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而且，也谈不上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中的社会契约论、自然法学等观点相结合，引入社会治理系统，实现宪法政制与珉主政治。 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是，你说得再有道理，再好听，如果没办法实施、落实，使之成为现实，都是没有用的；即使有点用，也只是“心灵按摩，心灵抚慰”的作用。说直接点，都是“耍花拳绣腿，没有实战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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