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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草堂或问 上古时代所有的学问，包括数学、天文学、史学、文学等等，几乎都是因为神学而诞生，医学也不例外。中国早期医学与神仙之术混在一起，直到魏晋南北朝秦制松动，文化各领域跨越式发展，医学才与文学、史学一样，走上了学科自觉和独立之路。 目录学的诞生 1 先哲有言：“汉以前书当全读，晋唐之书，去半留半，后世之书，择善而从”，汉及以前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对日后的文明路径规束极大，故而应当细读。 然而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却对儒生嗤之以鼻，动辄以“竖儒”骂之，甚至“解其冠，溲溺其”。在大众眼里刘邦不过是一个耍弄权术且残酷无情的名利之徒，相比项羽和韩信，他似乎缺乏人们普遍欣赏的快意与豪情，正如郑板桥所叹，“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末路英雄的悲情命运总是能引起文人骚客的同情。 公元前202年，在垓下战役中项羽于乌江自刎，存在了五年的西楚政权覆亡，至此楚汉对峙局面以刘邦的胜利读宣布告终。随后，韩信，英布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昔日的汉王在一番“三辞三让”套路后称帝建国，史称“西汉”。 然而得天下与治天下谁难？历代帝王无不深思这个问题，贞观十年，唐太宗问左右说“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言草创难，魏征则认为帝位是天授，故得之不难，难在守成。高情商又善于说事的李世民此时打了圆场，房玄龄九死一生而定天下，所以见草创难，魏征戒骄践危安天下，所以见守成难，然而定天下虽难，它已成过往，守天下的事，咱们都需要谨慎对待！“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天下初定的刘邦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纵然称帝后阿谀赞美之声一片，陆贾却不合时宜的提出“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天下）乎？”刘邦听后不由得面有惭愧之色。 不得不承认刘邦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的思维绝不被虚荣、情感所挟持，随即他便让陆贾为自己总结前代兴亡的历史，并稽查古今成败之理以为帝王资政之鉴，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新语》十二篇，开启后世董仲舒“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先河。 刘邦做秦吏的前提是知书识数 其实懂得不少 然而汉初政权尚不稳定，文化恢复事业未被提上日程，到文景时期汉朝已趋于稳定，各方面有所复兴，中国的典籍在经历了“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历史阶段后，汉朝统治者“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国家的兴亡同样符合这个语式，亡国的理由可以花样百出，而兴国的办法却无外乎这么几种，宽农恤刑兴文教，换成现在的语系大概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代表精神文明的文教事业往往被摆在显眼位置，用来掩盖物质追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到汉武帝时，大量的竹帛典籍已处于残缺脱落，质腐虫蠹的状态，汉武帝有感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下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书籍整理算是告一段落。 汉武帝一朝征战无数，奢侈残暴，兵疲民困，到了汉成帝时又到了与民休息的阶段，书籍整理便被提上日程，汉成帝以书籍大多散亡的缘故，使谒者陈农广收天下遗书，并令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然而校订完后，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书籍太多不便索引，这给后人翻阅造成一定困难，也不利于书籍的有效利用。所以刘向做出一个举动，在每书校订完成后，他都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篇名、作者、大致内容、学术价值等，然后把这些叙录单行录出、分别编次，汇编为《别录》，计有二十卷。 可以说《别录》的出现是文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此开启了中国目录学的先河，被后世作为读书治学的重要门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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