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的剪辫是一个政治问题，却意外地促进了服饰的改革。诚如孙中山所指明的：“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 清末，无论男女老幼，衣色以青、蓝、黑为主。衣料贫富殊异，富人多用绸、缎、绢、纱、皮，贫者多用土布。从衣式看，男性不论长衫短袄，内衬外罩，一般都是大襟。富者以长衫为礼服，出门做客，外加马褂，以示庄重；劳动者除夏季外，多着短袄，长裤。女性为大襟喇叭式．齐膝短衫和长裤。男女裤子均无门襟。 服饰反映一个时代或某个人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是最鲜明直接的社会风情画和人物素描。中国古代的服装有很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古板单一、等级观念强、庄重有余、自由不足。 自辛亥革命后，服饰的形制为之一变，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自由局面。 西服首次得了官方的认可，并被定为礼服。尽管在辛亥之前，杭州穿西服的人已不是凤毛麟角，衣饰崇洋风气在留学生、官员、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但在那个时候，满街都是长袍马褂，更多的人把西服视为假洋鬼子的表征。辛亥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式服装已被杭人广泛接受。当时，奉帮裁缝制作的西服饮誉杭城。他们靠工艺精湛著称，又以“罗派”为主，即俄国式西服，讲究“做出奶胸舒展、肩头平服，束腰得体”，具有壮美之外感，与日式、欧美式的西服讲究潇洒和针脚细密等工艺稍有不同。旗下有一家“皇家服装店”，是当时杭城唯一的奉帮店，店主何荣庭手艺高，名气大，工效高，收费较一般店高出5-10倍，但仍门庭若市。高级政府官员、富绅，如当时的省长黄绍弦等都曾到“皇家”做过西服。  奉帮裁缝，范思田画。 1912年秋，中央参议院还通过了民国礼服的式样，有3章12条之多，并附图样，大体为：男子大礼服，白天为西方大氅式，晚间用后为圆形的燕尾服，裤子皆为西裤；男子常礼服，可在西式和袍褂式中自由选择，皆为黑色。女子礼服，下为裙，上用与膝齐的对襟大长衫，周身加刺绣的花边。这种礼服反映了民初服装的更新，也透视出当时思想的活跃。 穿西服风气导致洋货呢绒供不应求，而国货丝绸却大量滞销。针对这种情况，上海、杭州等城市有一些人发起组织“剪发不易服会”，倡导使用国货。由孙中山创制的中山装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流行的。中山装是孙中山为促进服饰的改革，经过多年观察比较，结合中西装的优点而创制出的融合中酉服装文化的服装。与传统服装不同，中山装保留了西服贴身、精干的风格，但又融入了中国格调，强调对称、凝重，且价格明显低于西服，因此比西服更合乎中国人的口味。到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修订的《民国服制条例》，便把中山装确定为礼服之一。此后数十年，中山装逐渐成为杭州男子普遍喜爱的时装。  孙中山和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山装 紧接着深化服饰审美主题的是旗袍的风行。旗袍源自满清妇女服装。为适应现代女性的审美心理，于是一种尽量达到显示女性的体态曲线美效果的新式旗袍诞生了。它是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的成功尝试，也是大众审美风尚中现代性因素的展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旗袍几乎成了杭州新女性的标准服装，连女学生都广泛接受了它。中小女学生不宜穿锦着缎，所以流行的是青布旗袍，少女的纯洁、美观、时髦也就在这青布旗袍间流淌。  学生中流行的青布旗袍 民国初，一般男子都戴尺帽（也叫瓜皮帽，黑锻质料），有钱人和地方绅士则戴呢帽，也叫礼帽或铜盆帽。后来改戴皮帽。抗日战争时期，流行毛线帽。妇女一般不戴帽，抗日战争时期，流行毛线帽时，中老年妇女也都戴之。 总体来说，杭州城市男子，年纪稍长的多穿旧式长袍，青年多穿中山装、西装与学生装，商人多着长袍套马褂，党政教育机关人员多穿中山装与西装。女子年纪稍长的，多穿不长不短的便服，俗称两节穿衣者，还有十分之三四左右的穿旗袍。年纪轻的，多穿旗袍，也有穿西装，但很少。在校女学生多穿蓝布上衣，下面是黑色绸裙，穿布鞋。当然农村和城市近郊的男女穿着仍然是十分朴素的，质料多以棉布为主，多是短衣，且式样陈旧。  《良友杂志》中穿旗袍的女性 与服饰变化相适应，衣饰业也发生了变化。从民国前杭州有提庄，专销各典当行中到期不赎的满当衣服，因为没有服装店，衣服均由裁缝量身定制，服装之式样变化不大，所以提庄生意很好。但民国服饰风气发生变化，衣着追求时髦新式，提庄于是逐渐淘汰。新兴的服装业兴起，并以缝纫机代替于工，以所制服式不同而有红帮（专制西服）、大帮（操衣帮）、衬衫帮、童装帮、风雨衣帮之分。当时较大较著名的店有三元坊、清河坊之恒昌祥、瑞茂祥等，承制各种制服。官巷口有益新祥、宝和等操衣店。迎紫路有张顺兴、毛顺安等店专制西服。 民国时期杭州通行的鞋类有皮鞋、布鞋、钉鞋、胶底鞋、套鞋五种。民国后风行皮鞋，因而在杭州太平坊先后出现广合顺、太昶、升昶、久大等皮鞋店。 1932年印行的《杭州市经济调查》指出：杭市原为丝绸出产之地，殷富之家，服用本爱华丽，加以近来各地游客来杭者大多奇装异服，争妍斗艳，本好华饰之杭市男女耳濡目染，乃起而效之。且又与上海接壤，举凡奇服时装，朝见于沪上者，夕即相示于湖滨，以致制服工人应接不暇，成衣铺则闾里相望，西装店亦毗连开设，自成一街（新民路）。青年男女莫不以西装革履相尚，质料以及高贵之舶来品为荣。绸料原为本地出产，服用者亦无不推陈出新，争相夸耀。故每年服用所费，为数颇巨，即简单之中等家庭，亦非一二百元不足应付。近年丝绸棉布之价格虽有下落之势，市民零购仍嫌高贵。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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