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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网页输入“红楼梦”和“禁书”两个关键词检索，结果大同小异，问题的焦点已经直接跳过了“是什么？”这个阶段，直接进入“为什么？”的层次，似乎“红楼梦在清朝是禁书”是所有人的共识一般。 在浏览了大多数的所谓“满意答案”和认真翻阅红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对“是不是”这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再进行理性的剖析。 关于遭禁原因的几个论据的反驳 一、诲淫之恶 持此观点的人摘引书中的语句来做作证，譬如第一章讲书中“大旨谈情”，宝玉也被称为“古今第一淫人”，便“由此不能说不淫”！这样的谬论诸公只需翻开原著按图索骥细细一读便知。 曹公第一回的笔法与《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的笔法何其相似，作者并非是高调地标榜自己以寄希名垂青史，相反，他们均要极力地隐去自己，一部分是避免莫须有之罪名，另一方面也是要抹掉自己的意志，而将作品留待读者品味。“大旨谈情”即出于此。
将“虽然”之后的“大旨谈情”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地大谈特谈，罔顾“但是”后面的重点，这样的脏水泼地只能说没有技术含量。 “古今第一淫人”则出自警幻仙姑之口，原文道：“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请注意，这与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不同，宝玉与黛玉两人虽精神契合，但他们的爱情却注定没有结果，此乃“意淫”，不可想当然尔，偷换概念。 至于清代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八中云：“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痴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我想是正中了鲁迅先生所说了，“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二、污蔑满人之嫌 《红楼梦》一经问世，便有好事者捕风捉影，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附会之。红学索引派认为书中演说的是清代贵公子纳兰性德的身世，考证派则专将曹雪芹家族与贾家之人之事一一对应。 然而这些流派、学说在当今的新世纪红学者看来都不可取，要知道小说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其中的人物也是一个普适典型。若小说人物真要能成功想尽办法地架到一个真人身上，还不如归类到传记更合适。 清代谢道隆在《红楼梦绝对题词》的注中说：“满州诸老，常以《红楼梦》乃讥国初故满相菜公之书，屡焚禁之，而不能绝也。”考究一下所谓“满洲诸老”，竟也找不到佐证了，倒是不巧有不少反例。 《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流传就是在满洲贵族之间，如淳颖（多尔衮之后）、余瑞（多尔衮之后）及明义（《题红楼梦》二十首作者）等人。贵族之间或联姻、或结交，相互抄阅，可见 “满洲诸老”不可谓不喜爱《红楼梦》。 但由于《红楼梦》起初流传的圈子很小，其中一些是政治权利角逐中失意或失利的人，便产生了“谤书”一说，实则差矣。 据考证，《红楼梦》钞成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三十年（1765年）间，正是文字狱网罗最为密集的时候，而怡亲王晓弘竟敢知法犯法，组织人力抄录“禁书”《石头记》乙卯本？ 更有程甲本序言：“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斤，可谓不胫而走矣。”可见《红楼梦》起码在乾隆时期尚未引起当局者的警惕。 三、“扰动兵戈”之祸
应该说这个论据还较前两者更为深入，但却显然是现代人所编撰的谎言，带有局外人、马后炮的莫名优越感。倘若清朝有人能有此见识，也不至于1840年才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了。 “封建制度”的概念是马克思“前无古人”地提出来的，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得是清朝彻底凉凉，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情了。 承认曹公在《红楼梦》中确实有对封建制度不合理的种种疑问不解，对自身命运坎坷的诸多愤慨不平，却不相当于承认清朝人也有这样的智识。乃至于曹公本人并没有找到矛盾的正解，“亦不过录其实事”。 “禁”之说从何而来 清代明确记述对《红楼梦》悬有厉禁的史料有如下几种： 1、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同治五年刊。 2、《江苏省例、查禁淫辞小说》，同治七年刊。 3、余治《一得录》卷五载《翼化堂条约》、《收毁淫书居章程》，同治八年刊。 4、汪坤《寄蜗残赘》卷九，同治十一年刊。 5、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同治十三年刊。 这些禁令有两个共同点：一、时间都是在同治年间；二、这些禁令都是地方官员颁布或主张施行的，这些地方又多是太平天国活跃过的。
所云的论据仍不离原先我们论证过的那三点，这里就不赘述了。而对于这段话的漏洞，胡小伟先生在《红楼梦学刊》中有指出，禁令的效力有限；且倘若与“上皇”“当今”看法一致的话，为何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呢？ 作者：钮蓓蕊，本文为少读红楼原创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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