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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6年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201 康熙帝是历代帝王中对科学最重视、最感兴趣的一位，基于他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特殊地位，梳理他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功过，便成了一个不可绕开的重要环节。 中国科学院韩琦研究员对此专题一直都有深入研究，他通过对丰富的科学史实证材料的掌握，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探索康熙帝同科学互动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原因。他认为，康熙帝一直将西学当作统治权力的一部分。在当时满汉政治、文化冲突的局面下，他通过掌握科学来控制汉人，例如通过学习西学，大大提高满族人在汉族人心目中的地位。 韩琦列举了一系列案例证明了康熙掌握西学以后如何跟汉人进行对话。他说：“大家以前都认为一七零几年的时候康熙才见到的梅文鼎，其实1691年的时候康熙已经通过一些关系，比如李光地，知道汉人当中‘有江南梅姓者通算学’，然后就派了人去试验他怎样测日影，但梅文鼎的水平并没有满足康熙的要求，所以隔了很长时间之后（十几年）才晋见。”韩琦还提到了1692年农历正月十分寒冷的一天，康熙帝在乾清门召集大臣进行日影观测的例子。在春节跟一帮大臣讲科学而不是国家大事，实属罕见，更有意思的是，方以智的孙子，当时的一个数学家方正珠也在被召集之内，这非常不可想象，显然是康熙的有意安排。方正珠把《数度衍》这本书献给了皇帝，但因为他的表现估计也不是很好，所以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康熙在那时讲了非常多的内容，例如律吕（音乐）、圆周率的大小、水流量的计算、日影观测，涉及数学、天文学、音乐等诸多理论。而且当场亲测日影无误，使得在场大臣叹服不已，并且感到无形的压力：“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不仅如此，在其他场合，康熙的“表演”也让儒臣佩服得五体投地，竞相恭维，康熙为此也沾沾自喜。凭借自己的科学才能，康熙动辄批评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总之，韩琦指出，康熙帝的这些“作秀”，无疑都是早有预谋。这里面实际隐含了重要的政治动机，并不是简单的炫耀。这是从文化方面向汉人示威，突显满族君主的才能，以慑服汉族大臣。 建国门古观象台夜景。古观象台上设8架清制天文仪器，其中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为当年汤若望助手南怀仁主持设计。 针对韩琦的发言，马来平提出了一个关于本专题继续探究思考的重要问题，即康熙帝在科学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如潜心学习、建立蒙养斋算学馆、组织地理大测量等，那么，康熙帝内心究竟是如何看待科学的？他关于科学最根本的观点是什么？马来平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之处在于，这是他一系列行为的支配性因素。 中国科学院刘钝研究员将关注点放在了康熙帝改用几何教本的经过及其影响问题上。他指出，1668年，康熙曾向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所用教本为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克拉维斯评注本。当年康熙只有14岁，登基不过6年，朝廷内外都面临很多麻烦。20年后，天下平定，康熙也步入盛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耶稣会使团也在此时来到北京。这一批有着“国王数学家”美称的传教士很快赢得康熙的信任，其中白晋、张诚被留在北京，成为康熙的宫廷教师。于是，从1689年底开始，白晋、张诚等人频繁地出入宫廷，向康熙传授数学。他们先用满语讲授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由于康熙已有一定基础，不久就要求他们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讲授几何学中最实用的部分。两位教士在征得康熙同意之后，自1690年3月开始改用法国耶稣会数学家巴蒂的著作为教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白晋和张诚边译边讲，并在内务府官员的协助下，将巴蒂的书译成满、汉两种文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中央图书馆分别藏有巴蒂系《几何原本》的满、汉稿本（或抄本），台北藏本上还留有康熙本人的批注。巴蒂著作教本的汉文译本后来被收入康熙御制的《数理精蕴》当中，成为其上编“立纲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此过程的梳理，刘钝总结指出，“由于皇帝的介入，明末传入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地位，逐渐为巴蒂系统的《几何原本》所替代。它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忽略或极大简化了公理体系的作用，而增加了立体求积、绘图、测量等实用内容。这与康熙的个人兴趣及治国需求是一致的”。而此一过程也代表“西方的几何学知识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面貌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与清初学术思潮从理学向实学的转变是相契合的”。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年) 山东师范大学肖德武教授认为，关于“康熙帝与科技”专题有一系列认识和论争亟待澄清，比如康熙朝是否存在一个近代科学发展的高潮期，如何辩证地看待科技的御用性质，康熙帝倡导“西学中源”的是非功过到底该如何评价，康熙朝晚期的禁教对科学产生了何种影响等。肖德武进一步指出，康熙朝科学发展的背后，其实贯穿着一条非常引人入胜的重要线索，即儒学传统与西方科技的关系。对此他认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复杂性的，不可偏颇地看待。儒学对于西方科学的包容性，可以找到内在的机制性依据，那就是儒学积极入世的追求和一定程度的功利化精神。并且，儒学传统具有对外来知识的强大过滤功能，其中存在着容含西方学术的无形“框架”。当然，儒学对西方科技的接纳与包容存在着一定的曲折性，表现为部分儒士对西方科技的抵制，但是，西方科技仅仅是受到了裹挟，这并不表明儒学在性质上就是排斥西方科技的。 （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刘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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