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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萧红（左）与丁玲（右）在西安。 1938年2月上旬，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位女作家——丁玲和萧红，因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巧遇于当时的抗日前线山西临汾。接下来，她们由临汾经运城到西安，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经常见面、过从频繁的时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萧红告别丁玲和西安，返回武汉。 对于丁玲和萧红这次烽火岁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传记作家，包括电影编导，多持赞叹与褒扬的态度，认为其“珍贵”、“难得”，堪称文苑佳话。在他们的学术或艺术视线里，丁玲和萧红的相见与相处是愉快的、和谐的，彼此之间也是欣赏的、尊重的。用葛浩文《萧红评传》里的话说：“丁玲与萧红一见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从这位年轻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战前形象，所以两人很快就成了密友。” 相关的研究与创作如此评价或表现丁玲与萧红的相逢以及她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研究者与创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这里，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据，无疑来自丁玲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这篇作品写于1942年4月25日，即萧红病逝于香港的三个月零三天之后。当时在延安窑洞里的丁玲，正处于极度的烦恼与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一文，指出延安妇女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没想到，接下来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刊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訾议延安的等级差异和缺少民主。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延安引发轩然大波，受到党内高层和有关方面的严厉批评乃至大规模批判。陷入这场风波的丁玲，虽然因为毛泽东提出分清性质、区别对待的主张而最终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然而，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所带给的她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复杂的意识流动，却一时无法消弭。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别怀念与萧红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尤其难忘萧红那单纯得几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诚而率真的言谈。于是，她泚笔写道：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很多的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显然，在对萧红的缅怀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内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然而，她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毕竟是美好与可爱的。尽管丁玲喜欢萧红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喜欢丁玲，只是在丁玲提供的有关萧红的快乐记忆里，不也能折射出萧红对丁玲的善意、敞开和亲近吗？要知道，朋友之间的融洽和友谊，从来就不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必须由双方共同酿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窃以为，以往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认为丁玲与萧红之间存在真诚而珍贵的友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结论。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围绕丁玲与萧红的关系，另有一种说法不时出现在网络媒体，这就是所谓：萧红并不喜欢丁玲。这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说法，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当年，萧红从西安返回武汉，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问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回答说：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对此，池田幸子的解释是，萧红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样，纤细的萧红实在无法适应丁玲身上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说法粗粗听来，仿佛有些渊源，人物关系倒也合理，只是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实际上破绽多多，根本经不起推敲。如所周知，萧红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材料证明，当年的萧红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后来的萧红曾在朋友面前，将这种原因归结为不愿意再见到萧军，其实不过是一种貌似合理且只能如此的敷衍之词。她回答池田幸子说，不去延安是因为躲避丁玲，应当也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必过于较真，更不宜将其作为人物研究的史料。至于萧红和丁玲的关系究竟如何？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证明其有龃龉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这条孤证之外，再也不见蛛丝马迹；相反足以说明其相知与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这里，我们不妨在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之外，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1941年9月20日，萧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九一八致弟弟》。在这篇以军旅之中的弟弟为诉说对象的作品中，作家曾写到自己1938年春天的山西之行，其文字表述是这样的：“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青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由此可见，萧红在临汾和西安的日子是欢乐的、开心的。而这一段时光恰恰是萧红和丁玲在一起度过的，因此也就可以间接地说明，萧红和丁玲在一起，是欢乐的、开心的，她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的、和谐的。试想，如果丁玲的存在真的让萧红感到不可忍受，后者还会有如此明快亮丽的记忆吗？ 第二、从临汾到西安，端木蕻良与萧红一路同行，因此，端木不仅是萧红一度的恋人和丈夫，而且是萧红与丁玲交往过从的近距离的见证者。40多年后，端木在接受采访（《我与萧红》）时，对当年的萧红、丁玲和自己做了这样的讲述： 在临汾，萧红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和兴奋。尤其在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大家关系比较融洽，接触非常密切。谈得很深，还谈到丁玲被捕。 …… 到西安，丁玲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住在民族革命大学在西安的招待所。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搬到办事处七贤庄，好多人写回忆录的七贤庄。虽然西安的招待所住、吃都好，但我们愿和战士一起住、吃，那段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战斗情趣，不同于往常，当时我们还演戏。 这无疑是极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为亲历者的回忆，其一般性的讲述，诸如整体氛围的“高兴”，大家关系的“融洽”，丁玲送萧红皮靴和军大衣等，已能反映丁玲和萧红的一见如故；但其中最值得重视和回味的，应当是关于改变住处的细节——在西安，为了使生活更有“意思”，萧红和端木情愿放弃吃住条件较好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待所，而搬到丁玲所住的食宿条件较差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是萧红不喜欢丁玲所应有的举动吗？其中可以引申出的意思，恐怕只能相反。 第三、诚然，萧红在自己的创作中，没有描写过丁玲。但是，她在病重期间和弥留之际，却同陪护自己的骆宾基，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丁玲。后来，骆宾基把这些内容写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萧红小传》，从而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萧红眼中的丁玲。譬如,该书第二十二节记述丁、萧相见，作者便转引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这段话对丁玲无一贬词，相反明言丁玲刚健而不失温柔，既有英雄气，亦有女儿情，诚可谓不落俗套的褒奖。在交流闲谈中，骆宾基还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能完成的写红军将领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萧红听后十分激动，当即表示，在胜利之后，会邀集昔日的朋友一同采访，续补该著。而在拟邀集的朋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丁玲。关于这件事，骆宾基在《萧红小传》第三十四节的注文里写得清清楚楚，想来不至于无中生有。既然萧红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尚且念念不忘丁玲，那么，生活中的丁玲会让萧红觉得忍无可忍，避之不及吗？答案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不难获知，所谓萧红不喜欢丁玲的说法，并不反映历史的真实，因而不可以轻信。其实，从性格互补、才华相惜以及营垒相同的角度看，当时的丁玲和萧红，倒是应该成为足以交心和互赏的朋友。至于她们思想观念和创作主张上的明显差异，在那个原本不缺少多元选择和张力空间的时代，大约构不成彼此疏远乃至相互拒斥的理由。 在调动多种材料，分析和廓清萧红与丁玲关系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由亲历者提供的历史记忆，需要加以梳理和辨析，因为它同样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出萧红不喜欢丁玲的结论。 1980年6月25日和1996年6曰25日，端木蕻良曾先后接受《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和《端木蕻良传》作者孔海立的采访。这两次采访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来被在场者陆续整理成《我与萧红》一文，经端木本人校阅后，收入曹革成的传记《我的婶婶萧红》作为附录。在这篇文章中，端木蕻良说出一件当年在西安由自己和萧红、萧军共同经历的事情： 萧军（由延安——引者）回来当天就对萧红和我宣布：你们俩结婚吧。他要和丁玲结婚。不晓得谁跟他说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屋里还有一架风琴，他按了风琴，好像在想再说几句。他说：你们俩结婚吧，不用管我。当时萧红挺生气，我也挺生气。萧红说：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们俩要结婚，还需要你来下命令吗。我也奇怪，我说：我们结婚不结婚干你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就非常生气，把他叫过去和他单独谈。 在夫妻感情已经出现明显裂纹的情况下，萧军为什么要突如其来地宣布这样一种“婚姻组合”？对于其中的背景情况，随着《萧军日记》的出版和萧军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萧军和丁玲在延安期间一段情感纠葛的浮出水面，人们自会有比较清晰、也比较客观的认识。只是无论出于怎样的缘由和动机，萧军如此鲁莽灭裂、随心所欲地安排别人的情感与婚姻，都是极不应该，极不得体和极其荒唐的。它不仅让萧红和端木感到了人格的轻慢与迫压，而且将原本无辜的丁玲也裹挟了进来，致使她和萧红之间很容易产生误会与隔阂。事实上，近年来已有文章认为，萧红之所以不喜欢丁玲，恰恰与萧军宣布的“婚姻组合”有关。 那么，萧红是否会因为男女情感纠葛而讨厌丁玲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同样需要回到端木蕻良的记忆。这时，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当中，有一个想来只能出自端木蕻良之口的“小插曲”，引人瞩目： 在一次观看西战团演出中，丁玲把萧红找了出去。原来在工作接触中，丁玲与团里的年轻团员陈明建立了恋爱。丁玲年龄大，职位高，又是文化名人，与普通团员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延安，有关领导要她回去“述职”。文化人的这种苦恼，萧红当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诉了他。（《西安，文坛双璧的结合》） 这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把萧红叫出去说“悄悄话”，披露自己原本私密的恋爱信息，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丁玲是采取了一种看似很随意其实很在意的方式告诉萧红：自己已经身陷爱河。联系到这时“二萧”正在经历的情感危机，特别是萧军很可能已经有所流露而丁玲亦有所察觉的情感转向，丁玲这样做，分明带有表白心迹，避免误会的意思。当然，也包含着她对朋友的关爱，对友谊的珍视。应当承认，在这一点上，丁玲不失可亲可敬的大姐风范。我想，依萧红的聪慧和敏感，她不会意识不到，也不会轻易忘怀。惟其如此，我们说，即使在男女情感的维度上，当年的萧红也没有理由不喜欢丁玲。 （作者为《地火》文学季刊常务主编，封面图片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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