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究竟对宋徽宗抱什么态度?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水浒传》把皇帝看作是一种崇高力量,流露出敬慕之情和崇拜之意;有的则说《水浒传》对宋徽宗进行了无情揭露和尖锐批判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不满又同情,既歌颂又暴露。各种观点,都持之有据。因为谁都能够从书中摘取自己需要的“证明材料”。 持“歌颂”论者,自然能从书中找出“至圣至明”一类赞语;持批判论者,只要举出皇帝去青楼一事足可把宋微宗痛骂一顿;“矛盾论”者,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结合”。 多数人以为,《水浒传》对宋徽宗的基本倾向是批判的。虽然因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以及“为尊者讳”、“文网森严”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作品在批判中难免包含着某些为送徽宗解脱的因素,但作者批判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并不构成所谓“又歌颂,又暴露”的矛盾态度。 探讨《水浒传》对宋徽宗的态度,我们不能不顾及到这样互为紧密联系的两个问题:作品描写宋徽宗的客观实际状况究竟怎样在宋徽宗形象的塑造方法中又有怎样的艺术独特性?我们所讨论的是《水浒》中的宋徽宗形象,而不是别的什么宋徽宗,作为立论的根据只能是作品中形象描写的实际,分析的基础必须紧紧结合作品形象描写本身。凭印象以偏概全,抓住片言只语不及整体的论述方法是不能当作依据的。 《水浒传》中表现宋徽宗的客观实际宋徽宗在书中出场三十多次。多数出场只是三言两语的略写,如上朝时准许某某奏议,或对某某斥骂几句。笔墨较多些的有: 第二回,概述赵佶的身世和轻浮不端的品性作风及爱好专长;描写赵佶的喜好古玩与踢球,描述赵佶与高俅的君臣遭际和亲密关系； 第五十四回，批准高俅围剿梁山的奏议,并委派高俅选将调兵,接见高俅所保荐的将领呼延灼,赠其踢雪乌骓宝马； 第六十七回，听从蔡京奏议,革除主张对梁山招安的赵鼎官爵,再次决定调动人马攻打梁山； 第七十二回，描写宋徽宗元宵夜钻地道与李师师鬼混的情景； 第七十四回，在“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之后的一日早朝,赞许崔靖招安梁山义军的奏议; 第七十五回，掩饰自己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把招安失败责任推给崔靖,并拿下问罪; 第七十八回，决定派高俅率重兵围剿梁山； 第八十一回，描写二次钻地道夜宿李师师处。并同燕青遭际,听取燕青唱曲倾诉衷肠,为燕青书写赦书的诸般情形;第八十二回，派宿元景再次到梁山招安。观看受招安的梁山义军入城仪式； 第一百一回，允准蔡京等人反对加封宋江官爵的奏议; 第一百十九回,奖赏残存的梁山首领; 第一百二十回,默许与纵容高俅等杀害宋江等人的阴谋活动；第三次钻地道找李师师;在梦游梁山泊中遭遇“抢起双斧,径奔上皇”的李逵。 在以上用笔较多的描述中,真正写得有血有肉、能构成场面,且具艺术感染力的,只有第二回、七十二回、八十一回和一百二十回中所写的若干场景,这些场景突出渲染了三个侧面：一是表现宋徽宗轻荡品性和“玩物丧志”的线裤子弟面目；二是展示宋徽宗赏识、重用与庇护高俅等奸臣的言行；三是描绘宋徽宗多次密会李师师的丑恶行径与酒色之徒的脸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品表现宋徽宗的客观实际,这就是我们探讨《水浒》究竟对宋徽宗抱何种态度的主要根据和客观基础。 那么是如何进行艺术描写的,在形象塑造中又有什么特殊性呢?艺术手段的采用,总是要服务于艺术形象的塑造的,总是要同艺术形象的独特性相互协调的。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改朝换代,但封建制度、封建条件、封建传统观念、封建统治思想和道德,基本上是不变的。不管古代哪朝哪代,封建帝王总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 按儒家的“为尊者讳”,皇帝是不能讥讽的；按古代传统观念,皇帝“去青楼”、纵情于声色狗马,也不是光彩的。表现一个皇帝的恶行,要冒风险,甚至掉脑袋。《水浒传》写的宋徽宗是个封建帝王、一朝天子,作者又生于封建社会,《水浒传》创作于封建社会,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如文网恢恢,足以使人心惊胆颤。《水浒》作者即使要批判宋徽宗,也不能用象写王庆那样的方法来写一个皇帝。要批判,也不可能进行那种不加任何掩饰、没有任何顾忌的“赤裸裸”的暴露与鞭挞。《水浒传》对宋徽宗的塑造也体现了这一规律。作者骂昏君骂得很高明、很艺术,总的是采取了一种隐而不晦的策略,这从下面几种描写手法的运用中,即可看出: 一、明褒暗贬 在涉及宋徽宗的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不敬的字眼的。那些“颂圣”的词语,如：
作者还让宋徽宗说出一些“好话”来,如派高俅率兵剿梁山时,叮嘱“慎勿害民”在观看受了招安的梁山义军的入城仪式时,说“此辈好汉,真英雄也”。但是,查查全书,宋徽宗没干过一件“好事”、一件“正经事”。而坏事、丑事、肮脏事都桩桩件件接连不断,如一趟趟钻地道找李师师,一次次派兵征剿梁山,一回回纵容、庇护高俅等奸臣,多为具体情节描写,这是表现宋徽宗的主要笔墨。那些“至圣至明”的空洞话语,在人们眼前一晃即逝；而那些丑恶言行的具体描写,却久久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人们所得出的印象和结论,只能认为宋徽宗是个纨绔子弟、酒色皇帝、昏庸天子,而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至明至圣”的观感。因为作品对“至圣至明”没有提供任何一件具体事实,没有任何一处具体描写。这就是宋徽宗形象的客观效果,也是空褒实贬、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表现手法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二、深文曲笔: 在残酷的古代封建统治下,要把皇帝写成反面形象,必然要触犯“当朝”皇帝。因此,要真正准确地把握《水浒传》对宋徽宗的描写态度,不能不细加琢磨作者苦心经营的地方,不能不深入领会深文曲笔之处。如第二回写高俅与赵佶的遭际,就很有深意。作品先写道:
紧接着作者又介绍赵佶:
这两段文字首尾相衔,前呼后应,且内容直至文字亦多相似之处,真是相得益彰。让人看到他们虽然一个堂堂至尊,一个市井无赖,却是一路货色。紧跟着又描写他们二人如何臭味相投、同恶相济、难分难舍的情景。这表明高俅是被当作宋徽宗的影子来写的,写高俅就是写宋徽宗。作者用心何其良苦。 历史上曾有过描写帝王爱情的作品,如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人们不能说此种爱情有何高尚之处,但也不觉得如何下作丑陋。宋徽宗恋着李师师,在作者的笔下,人们只看到宋徽宗丑恶的色情相。作者的高明之处是巧妙地运用曲笔手法。比方说,把李师师写成一个水性杨花的青楼女子,而不是一心恋着宋徽宗的女子,她一面接待皇上,面又调戏燕青,这种自然包含着丑化宋徽宗的意味。 再如,作者以“一本正经”的笔调去写徽宗去青楼,也使人感到更加可笑。至于写宋徽宗在李师师处被李逵大闹一阵,吓得“一道烟走了”的情形,更有亵渎皇上“神威”的气味。作者抱着憎恶态度来写这件丑事,因而就包含着揭露与讥讽的情感。 三、旁敲侧击 有时是采取明暗相映的手法。比方说,宋徽宗发动的花石纲之役,是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大事件,是祸国殃民的大坏事,对此《水浒》采用略写与暗写手法,通过杨态之口说道：
通过高俅之口说道:
然而,对生辰纲故事却详写、明写,其用意就是通过生辰纲事件,去唤醒人们的记忆,去促使人们联想,联想花石纲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这样便在虚实相济中突现赵佶的艺术形象,使一个
的昏庸皇帝形象跃然纸上。作者还借助各类人物之口,去对宋徽宗进行评论,如鲁智深说:
宋江说:
象关胜、单廷珪、魏定国等等朝廷降将,也都认为“朝廷不明”虽然这许多话语,多把皇帝置于“受蒙蔽”地位,但这另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春秋笔法,其实也在于指责皇帝的昏庸。被人“蒙蔽”了,哪来“至圣至明”?所以,“至圣至明”乃是空话,而昏庸腐败才是作者的真意所在。 《水浒传》中结尾的艺术处理第一百二十回,宋江被毒死之前,又诱骗李逵前来喝毒洒,一块儿死掉。接着写吴用,花荣赶来凭吊,触景伤情、悲愤至极,于是双双上吊自尽。这写得何其凄惨!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作者把笔锋一转,描写宋徽宗再次到李师师处寻欢作乐。悲与乐的对比何其鲜明。 紧接着,再写皇帝一个奇梦:
显而易见,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宋江等人正是皇帝与奸臣合谋害死的。 这个李逵的鬼魂,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对皇帝发泄仇恨,是作者在借李逵之口骂皇帝,控诉皇帝的罪行。至于作品末尾的挽诗：
则是借骂汉高祖杀韩信,彭越来骂毒死宋江的皇帝。 《水浒传》也流露出一些为宋徽宗解脱的同情成分当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水浒传》对宋徽宗的批判,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彻底”的,在批判中,也流露出一些为宋徽宗解脱的同情成分,如把各种坏事都扣在奸臣们的头上,有时给人造成一种皇帝亦“无可奈何”的印象。因为不论《水浒传》作者是谁,毕竟是个古代封建文人,总会有封建正统观念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仅不可能反对帝制,就是对某个皇帝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否定。 其次,北宋末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宋朝屡屡受到异族统治者的侵扰。宋徽宗作为一个昏庸皇帝,按说人们是不会去同情他的。但是,在当时人们备受异族侵扰,连皇帝及其儿子也被俘虏,并惨死异域的特殊情况下,宋微宗的遭遇也会引起人们的一点同情。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皇帝毕竟是被老百姓看作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的,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老百姓也总有皇权思想,他们不能想象一个国家可以不要皇帝。 再者,北宋朝政腐败,文恬武嬉,贪官遍布,以高俅四贼为首的奸臣们操纵军政大权,借助皇帝干下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这样,人民往往会把更多的仇恨烈火烧向奸臣,完全可以说,天下皆同此心,《水浒传》作者亦同此心。如此等等,作者在基本批判宋徽宗时,也就难免拿奸臣的罪恶,来为宋徽宗做些“解脱”这就是人们所以觉得作品对宋徽宗有所同情的缘故吧。 结束语总之,《水浒》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古代封建皇帝形象,不仅在艺术上有值得称赞的独到之处;在思想上也是富有意义的。远在几百年前,作者就敢于如此直接描写一个体现着古代封建昏庸皇帝形象,这不是很有点“开拓性”的意味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