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飞说史2020-03-14 19:1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民国时期的国语由晚清时期的北京官话发展而来，坊间经常流行这样的段子：广东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四川话成为国语，陕西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并且这个段子可以简化为一个选择题，即（ ）差一票成为普通话？A：广东话，B：四川话，C：陕西话，D：河南话。全国各地的方言都可以作为选项，都是差一票成为普通话。
中国地形图
第一：认识我们的汉语
民国时期，确实对国语进行过一次投票，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每个省选出一个代表，然后大家投票决定哪个省的方言为国语，而是每一个省有一个表决权，推举审音代表将常用的6500多个汉字逐一进行表音，然后由记音员逐个记出每个汉字的读音的多寡，以最多者为标准音。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我们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
汉字是语素文字，并不是表音文字，秦始皇统一天下，实行了“书同文”，但却没有实行“语同音”，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就形成了上古汉语语音、中古汉语语音与近古汉语语音的区别，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音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也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交流，因为汉字的字是统一的，并且汉语的书面语是文言文。汉字不需要语同音，就能做到书面语的统一，这也是汉字与欧洲文字之最大不同之处。
明代的科举考试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欧洲国家的文字，由于欧洲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从表音文字的视角审视汉字，这就必然涉及到制定字母表、给汉字注音、制定语法规则等事情。
古代的中国人学习汉字，不需要首先学习字母，也不需要学习语法，古代的启蒙读物就是《三字经》、《千字文》，读书首先是从认字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字是“音”、“义”合为一体的。因为没有音标，所以《三字经》里面的常用汉字，究竟是读什么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完全靠私塾老师“口耳相传”，在认识了几千个常用汉字以后，遇到陌生的字，怎么办呢？用反切法，比如“天”字，就是“他前切”，他字的声母和切的韵母合起来就读“天”。
汉字在古代还是东亚的通用语，图为李氏朝鲜学者书写的《千字文》
学习文言文，也不需要刻意去背诵语法规则，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们都知道汉语是有语法的，那学习汉字，为什么不需要刻意去学语法规则呢？因为单个汉字的意义已经非常丰富了，没有格、数和性的变化，名词、代词、形容词的格、数和性的变化，在语法上称之为“屈折变化”，汉语当然也有这些屈折变化，但是非常的简单，在文言文里，名词也可以变成动词，比如：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有“一狼洞其中”的语句，这里的“洞”其实就是名词转化为了动词，但是这个“洞”不需要像英语里的动名词那样加一个“ing”的后缀；同一个汉字也有不同的发音，有些体现的是语法的“屈折变化”，比如：“食”在文言文里读“shí”，就是名词或者是动词，即食物、食用的意思，读“sì”就是给谁食物，饲养的意思，是个动词。
当中国人接触到西方的表音文字以后，也开始尝试为汉语制定音标，并制定语法规则。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就是马建忠编写的《马氏文通》，马建忠精通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希腊文，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也非常了解，堪称“学贯中西”，1898年，他编纂的《马氏文通》一书正式出版，全书共10卷，首次将汉字的词汇分为九类，即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又将汉语的句子成分定位7种，即主语、宾语、谓语等等。
《庄子》，文言文甚至都不需要标点符号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外国的语言，并不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早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人就开始认识梵文了，通过学习佛经，了解到梵文，梵文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玄奘就是精通梵文的学者，他在印度讲学多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跳出汉语的圈子，从域外语言的视角来认识本民族的语言，可是为什么在唐朝的时候，没有学者以外语为参照系给汉语制定音标、编写语法书籍呢？这里面就涉及救亡图存的问题了。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文明变成了一个强势文明，那么，西方的文字也就被一些晚清的学者视为促成其文明强大的一个因素之一，改进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个措施之一，《马氏文通》出版的日期就是1898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
当时的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教育的落后，而教育之落后，在于中国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低，识字率低是因为汉字繁杂、难学，梁启超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
梁启超
第二：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语运动”
以拉丁文为参照系编写汉语的语法书籍，这在晚清民国时期是没有多少争论的，因为汉语本身就有语法规则，词汇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的分类，句子成分也可以分为主语、谓语和宾语。但是，给汉语制定标准音、制定标音符号，却面临着极大的争议，甚至当时还有“人人当仓颉”的说法，每个人都想创造出一个字母表，来给汉字注音。
确定汉字的标准音，在清末称之为“切音字运动”，始于1892年，终于1911年。中国古代的注音法，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源于东汉时期的“反切法”，即用两个汉字来为一个汉字注音，前一个汉字取声母，后一个汉字取韵母和音调，如“天”字为“他前切”。在东汉以前，运用的是直音法，即用常用汉字注音，比如“珣，读若宣”、“宋，读若送”等等。
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是抛弃传统的反切、直音的注音方法，而采用欧洲、美国、日本常用的拼音模式。当时提出了各种拼音方案，大致可分为“拉丁系”、“假名系”、“速记系”这三种，拉丁系就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制定字母表；假名系就是模仿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制定字母表，并且以汉字的偏旁部首来标音调；“速记系”就是使用速记符号，制定字母表。大家都著书立说，制定了不同的汉语拼音方案，所谓“人人当仓颉”，都希望自己制定的方案，能够被官方采纳。
晚清时期，英国人威妥玛还制定了一套拼音系统
1910年，清政府开始尝试“统一国语”，当时的目标是制定一个书写便利，简单易学的音标，统一汉字的读音，清朝学部公布《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方案是以北京官话为标准音的，但是，紧接着在当年的10月10日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晚清的“切音字运动”也宣告结束。
1912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特开“读音统一会”，尝试统一汉字的标准音，并聘任吴稚晖为议长，“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总共有80人，但是，这80人并不是每个省平均派出一名或者两名学者，投票决定哪种方言为国音。“读音统一会”的会员都是精通国学，并通晓1种或2种以上外语的学者，因为推举的都是学者，所以，教育文化发达的省份，会员就多，当时的会员省籍以江苏省为最多，共18人；其次是浙江，为9人；其次是直隶，有8人；其他各省均在1至4人之间。江苏、浙江、直隶的会员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可以想见，这必然会出现汉语的标准音究竟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还是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争论。所以，民国时期投票决定哪种方言为国语，并不是广东话、四川话、陕西话差一票的问题，而是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之间的争论，或者说是“北音”与“南音”之间的争论。
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到会者其实只有44人，江苏人吴稚晖当选为会长，直隶人王照当选为副会长。会议一开始，吴稚晖与王照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吴稚晖，左边第一位
给汉字注音，首先就是采用何种字母的问题，这也是读音统一会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里姑且不赘述。吴稚晖认为汉语的注音字母当中，要加入浊音，他说：“浊音字母雄壮，为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德国强盛；吾国不强，因官话不用浊音之故。”什么叫做浊音呢？发音时声带振动的辅音称为浊音，声带不振动的辅音称之为清音，现代标准汉语当中其实也有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区别，比如：声母m、n、l、r就是浊辅音，但是，现代标准汉语的清浊不是完全对应的，比如 p与b、k与g、t与d，并不是清浊对立，区别就是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声母p不送气时就读作b，而p并不是浊音。
中古汉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声母是清、浊全分的，但是，汉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浊音清化的现象，大致说来，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古汉语的浊音，而北方方言保留的少，所以，吴稚晖才说官话不用浊音，这里的“官话”主要是指北京官话。然而，吴稚晖把用浊音看作是国家强盛的原因，似乎有点以偏概全了，德语中有大量的浊音，但是，日语当中的浊音则非常少，也出现了“清化”的现象，日本当时也是世界强国，德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也并非都像德语那样，清浊十分明显。
读音统一会副会长王照主张“以北音统一读音”，“北音”就是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北音为基础，就涉及到“字母去浊声，韵母废入声”的问题了，北京官话保留的浊音不多，并且没有入声，这是南方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古汉语有浊音字母和入声。入声就是促声韵，发音急促，文言文当中的“不”，其实发出入声，更有文言文的味道，南方方言广东话、客家话、南京官话当中均有入声，山西的方言里也有入声，北京官话里则没有入声。
19世纪90年代的上海外滩
“读音统一会”当时想融合南北，尽量保留古汉语当中的浊音和入声，制定标准音，并在全国推广，于是，就采取了投票的方式。对于汉字的注音字母，既没有采取拉丁字母，也没有采用假名，而是以中国古代的篆文、籀文（大篆）的形状为基础，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符号，与汉字的偏旁部首非常像，基于章太炎创制的“记音字母”。
第三：“读音统一会”的审音方法
对于汉字的语音，“读音统一会”首先以李光地编纂的《音韵阐微》为依据，选取了6500多个常用汉字，制成表格，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会员，40多名会员以省为单位，对这6500多个汉字进行注音，各省的会员人数不等，他们内部先审定语音，对字表进行注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互相商量的过程。第二天的会议，每个省提交一份已经注好音的字表，记音员对每一份字表的每一个汉字的读音进行统计，得票最多的读音，就是这个汉字的标准音。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省拥有一个表决权，决定哪个省的方言为国语，而是每一个省有一个表决权，提交一份注音字表，然后，以得票最多的字音为标准音。这样的审音方法，制定出来的汉字标准音，实际上是融合了南北，并且还兼顾了古今。但是呢，全国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是以这种标准音为方言的，这给“国音”的推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有人说“国音”只有语言学家会说。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国音”，在历史上也被称之为“老国音”，“老国音”其实就是人工语言，并不是自然语言，融合了“南音”和“北音”，还兼顾了“古音”和“今音”，但是却无法推广。
20世纪初的北京城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词汇量主要是集中在书面语里，各地的方言主要是口语，口语里用的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词汇，词汇量是比较少的，“老国音”虽然融合了南北，还兼顾了古今。但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是京音为主的，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读书就是用北京官话读的，而不是以各地的方言读的。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又出版了《国音字典》，这样一来，“老国音”就成为了汉字的标准音。因其无法推广，所以，在学校里就出现了“京音”与“国音”并立的局面。在社会上，则出现了“京国之争”，人们不知道以哪个语音为标准音。
1924年至1926年，学者们开始修订“国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修改“老国音”，于是，就形成了“新国音”，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汉字的标准音才得到初步的确定，“新国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20世纪30年代的歌星周璇
新国音其实也不完全是北京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不是字字都遵循，对南北语音习惯有所通融。
新国音的前身就是北京官话，即明清以来的“官音”，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首都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就是“官音”，北京官话作为“官话”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延续至晚清民国，就是现代汉语的语音体系。明朝的都城，原先在南京，南京官话是宋元以来的老中原官话，明成祖在1421年定都北京，北京官话的地位开始上升，不过，在整个明清时期，是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并立的局面，明清文人多出自江浙一带，所以，他们常常以南京官话为“正统”，这就使得南京官话的地位也非常的高。民国时期，制定“国音”，其实也是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之间的“争论”。不过，最后还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制定了国音。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新国音在民国时期，并未得到推广，因为当时的教育非常的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普通话才推广了开来，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得到了正式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