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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的歧途：德意志浪漫主义与国家转型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欧洲大陆正处于新旧激烈冲撞、搏斗和交替的时期。法兰西民族以其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交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答卷, 推动着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当法国的“先进理论”和革命实践正向欧洲乃至全世界扩展的时候, 在德意志, 一批思想家却坚决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原则, 他们根据德意志自身的历史与现状, 怀着对德意志社会的深切体验与感受, 对德意志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进行了深沉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博大深邃、丰富多彩, 不仅从理论原则上为德意志指明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设计的“法国式”社会发展道路, 而且对转型时期社会的文化变迁、民族精神等多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释。这些思想理论成为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 这种思考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 探索与研究德意志哲人们的这些思想理论, 将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 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旗帜, 把理性从抽象的哲学领域转移、应用到一切社会领域中, 用理性来分析、判断、辨别和批判。在他们看来, 理性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具有分解和综合能力。它采取“分析”的方式, 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 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 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这种分解是对既定权威和秩序的“解构”, 分解并不是其最终的目的, 破坏也必然意味着要重建; 分解之后便是要综合, 并在分解之后抽取其本质, 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原则。因此, 理性具有统一性和不变性, 可以说, 追寻同一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性本质的表现。所以,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始终坚信: 理性的基本功用就是发现同一性和普遍性, 没有它, 就不可能合理地把握和概括经验材料, 同时, 理性能够越过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差别与界限, 普遍存在于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之中。总之, 运用理性就是要揭示世界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由此我们便会明白, 启蒙思想家真诚地相信, 在理性的基础上, 他们所提出与设计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将适合于世界上一切国家与民族; 一旦理性的光芒照亮全世界,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将会破除旧的传统与权威, 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对此, 启蒙思想家无比自信和乐观。 《荣耀与丑闻》 （德）萨弗兰斯基/著 卫茂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 出乎意料的是, 浪漫主义思想家坚决反对这种理性主义。他们认为, 在理性的分析之下, 现实客观世界的种种差异则被忽视或抹平, 一切都如机械式的排列组合, 甚至富有生命力的人本身也被赋予机械性, 被当做机器来对待, 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所提出的“人是机器”的观点即为例证。究其本质, 理性对事物的探寻是单调刻板的, 它只是沿着既定的逻辑推理行进, 而完全忽视和不顾人类本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以及自然的多样性。自然就其本质来说, 其有变化万千的多样性, 如果仅用理性普遍的同一性来解释的话, 那么自然的千差万别就不复存在, 显然这是违背客观的自然本身。所以, 运用理性的普遍法则是无法对自然进行解释的。如同自然不允许用同一规则和模式去解释, 而是产生多样性一样,人类社会也并不是由相同的个体所组成。浪漫主义者强调个体、独特性、多样性来反对启 蒙思想家所强调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施莱马赫尔在《独白》中谈到他从前接受了启蒙思想 的错误观念, “长期以来, 我也满足于发现了一条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我把单一的实质存在当作最高事物来崇拜, 从而认为在每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正确的行动方法, 所有人的行为都应该相同, 彼此之间差异仅仅在于世界上的地位和位置不同而已。我认为人类只是由于外部行为的多样性才表现出种种差异, 个人不是独特的存在, 而是由同一的物质构成, 各处都一样。”- 于是他开始抛弃了这种关于人的“普遍性”的观念, 认为“每一个单个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类”, 因此, 人类并不是由一个模子铸出的均属同一模式, 而是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赫尔德指出: “每一种人类的知识均有它自己的特质, 那就是说, 有它自己的特性、时间、地点和生命的阶段, 例如, 希腊文化按照时间、地点和环境生长, 并由此而衰落。”- 这样, 浪漫主义强调的是独特性, 不是同一性, 强调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由此, 浪漫主义者主张摒弃理性的分析形式, 要用自己的心性、内省、情感去体验、感知和想象现实的客观世界。与启蒙思想家构建出的机械、单调、肤浅的世界相比, 浪漫主义思想家所描绘的世界则是生机勃勃、丰富多采, 并有着深刻的内涵。 浪漫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上批判了理性主义之后, 也自然追循着启蒙思想家的逻辑思路推进到对其政治理论的批判。在理性的引导下, 法国启蒙思想家以政治逻辑推理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 国家, 这种国家包含着崭新的内容, 是对过去的彻底决裂, 它以社会契约、天赋人权作为其理论基础, 以人的权利、自由与幸福等现实利益作为其目标。并且, 任何民族在从封建旧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化当中毫无例外地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构建起这种新型国家。与此相反, 浪漫主义思想家则从特殊性、多样性出发, 从理论上坚决批判这种国家的理论基础, 认为这种新型的国家完全是人们政治理念的产物, 是一种政治激进。实际上, 每个民族都将在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中发展起适合于自身的国家形式。 在这种批判中, 浪漫主义思想家首先指向了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理论。他们认为, 启蒙思想家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所构想出的国家是人为的、机械的, 也是功利的, 人们据此结合而成为国家只是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幸福等功利的角度考虑, 而从不关注于组成国家的那些个体的精神与情感。在他们看来, 国家应是参加者个体在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相结合的共同体, 国家应该吸引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和情感, 一个缺乏参加者的精神和情感, 只依靠功利目的而维系着的国家,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它也不会持久。米勒说: 这完全是政治领域的一个错误概念, 即“国家是一种功利的工具, 是为了共同利益的一种纯粹的制度, 一种人类为避免各种烦扰而采用的权宜之计。”- 他还进一步陈述道: “国家并不仅仅是工厂、农场、保险公司、公共机构或商业协会, 它是所有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所有物质和精神的财富的紧密结合, 是一个伟大的有活力的、无限能动的活生生的民族的所有内在和外在生命的紧密结合。”- 诺瓦利斯也说国家不是“供懒洋洋地躺下的垫褥。”这样, 浪漫主义思想家始终坚持, 国家是建立在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与共同认同之上的结合体, 它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社会目的, 纯粹是一种精神活动的产物或象征。米勒说: “国家就象我在唯一真实和活生生的形式上已经描绘的那样, 是所有观念内在运动的王国; 物体、物质及可见的生命都不能充分地描述国家。”艾兴道夫称国家为“一个精神的共同体, 通过在一个民族中发展心智和灵魂以尽可能地使一种生命更完美, 这将被称作为真正的生命。”察哈里亚斯K韦尔默也把国家定义为“一个使人类的某个集团能够去实现他们崇高使命的联合体。 阿基米德曾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将转动整个地球”。浪漫主义者批评法国启蒙思想家是在社会契约理论这一支点上任意地来砸碎旧的国家体制, 构建新型的国家大厦。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幻想。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全然截断历史与传统的延续和联结, 仅仅通过理智所构想的一个支点来为新制度开辟道路。在这一点上, 浪漫主义者思想家接受了英国思想家柏克的政治理论。柏克断然否定启蒙思想家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上的社会契 约理论, 认为社会和政府的起源不是来自于任何属于自然或属于作为一般物种的人类, 而是完全出于习惯和约定俗成的安排。这些安排把某一集团的人组成市民社会, 组成政府, 它与“自然”毫不相干。因此, “在未开化的自然状态下, 不存在一国人民一类的东西。即正如人本身并不具有集体的资格。一国人民的概念是法人的概念, 它完全是人为的: 而且正如所有其它法律构想一样, 是由共同协议所造成的。至于该协议的具体性质, 则是由该特定社会据以构筑的形式中引出的。”½ 因此, 习俗、传统和约定俗成则是政治社会、国家存在的基础。他以英国现实存在的政体为例, 说道: “我国的政体是约定俗成的政体; 这种政体的唯一权威性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他还认为, 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地方范围的观念, 也不是个别的暂时的聚合体;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观念, 既在时间方面持续, 也在人数和空间方面延伸。这种抉择不以一时或一部分人为转移, 也不是乌合之众的轻浮选择; 它是经过若干世纪和若干代人的审慎选择。这是一种比选择要优越万倍的政体, 它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 所有这些只是经过长时间才显示出来。” 显然, 国家不是人们的理论设计与构想, 而是传统、习俗和历史传统延续的产物。 柏克的理论受到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家的高度推崇和赞扬。阿达姆K米勒称他是“第一个把国家说成是不朽家庭的人”, 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政治家中最伟大、最深刻、最有力和最通人情的政治家”。他还说: “我骄傲地说, 他更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英国人。我引以为荣的是, 虽然我自己的国家观念或许不是他的精神的成熟的孩子, 却仍不失为有希望的孩子( 也许我应称它是孙子) 。在德意志, 人们承认他是自由与法律之间、权力和劳动的分散与统一之间、贵族原则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有影响、最适当的调停者, 因此, 不管他的行为曾对英国有多大影响, 他的荣誉应属于德意志。”- 由此可见德意志浪漫主义与柏克思想理论的承袭关系。在国家起源问题上, 米勒认为, 国家不是由人为设计与订立的契约所组成, 如果用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国家, 那么实际上是把国家当成是人们的发明、设计和创造, 是人们主观观念的产物, 同时, 这样的国家理论也就把“国家看成一个由很多部分组成的人造机器, 并设想它为了一种特定的目的而工作。”- 这种目的就是人们的功利目标, 这样的国家也是没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结合体。在浪漫主义思想家看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无视国家本身的自然发展历程, 完全在国家以及政治社会之外建立起构造国家的支点, 并且, 由于国家是一个法定的制度, 如果说创造国家也就意味着创造法律, 这就等于在法律之外创制法律。因此, 这样的国家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国家的产生, 反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法国大革命本身便是证明。事实上, 国家是由血缘、遗传、传统和历史有机结合的产物, 是一个有机体, 不是人为的机械装置, 这个有机体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 由此也就决定着国家是在一个民族的既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通过渐进的方式而自然形成。 二 当浪漫主义思想家把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批判推进到国家这一层面时, 就走到了两种思想流派截然不同的分水岭。由此开始, 浪漫主义构建起了自己的社会变迁理论。 浪漫主义者从自身既定的逻辑思路出发, 一再强调国家是一个有机体, 它应是民族国家( volkstaat) 。这种国家与启蒙思想家从政治意义上所设计构建出来的民族国家完全不同, 它是以自然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民族有机体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 实质上也就是以民族精神、民族特性作为自己的基础, 只有体现这个民族有机体特性与精神的国家才能够存在并延续下去。雅恩说道: “国家没有民族( volk) 是空洞的, 是没有灵魂的人工制品, 一个民族没有国家也是空洞的, 是一种没有实体的、空洞的幻想, 就象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只有民族和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一种国家( Reich) 。并且, 除非以民族性为基础, 否则, 它便不能生存。”» 施莱马赫尔曾指出, 作为民族国家, 它的基础则是民族文化, 包括着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教育、民族特性等多种要素。由此, 浪漫主义思想家进而转向对民族有机体等问题的探索。什么是民族, 浪漫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独特阐释。赫尔德多次说过, 民族是自然生长而成的一种有机体, 不是人为的一种创造。他把民族类比为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 常常使用“民族植物”、“民族动物”等词汇来表达一个民族所具有的自然特性, 他曾说道: “一个民族就是一种自然植物”。作为一个有机体, 它具有一定的变化的生理法则, 成长、成熟和衰亡则是它的基本特征。他在其第一本著作《关于近代德意志文学的断想》中陈 述道, 每一个民族都要服从于相同的变化法则, 它们生成、长出嫩芽、开花、然后凋谢。在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 人类的历史被描绘成一系列民族有机体的连续交替, 每一个民族的生长如同“一棵靠着繁盛的枝杆来支撑的树”, 经过成长、成熟, 并对普遍的组织系统作出贡献之后进入衰老, 让位于其它民族有机体, 而其它民族也要同样经过如此的生命周期。 在赫尔德看来,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 民族精神的存在使得每一个民族有机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存在, 一种独特的个体。每个民族有机体存在本身并非是笼统的和抽象的, 它要在其语言、文学、宗教、风俗、艺术、科学、法律等具体方面表达自我, 体现自我, 反映自我。这些自我表达的总和便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同时,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不能凭空产生, 它根植于历史与传统之中, 每个民族成员在其本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之中被赋予了民族的特性和精神。并且, 这个民族的普通民众则是它的核心载体和储藏地。在广大民众身上所体现与保存的乡土文化( 包括其风俗、道德、文学、语言、音乐等) 则是民族精神的具体直观的表现。同时, 这种乡土文化朴实、纯洁的风格也正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质朴源头。因而, 要培植每个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 就必须挖掘这个源泉, 吸收它的营养。由此, 浪漫主义思想家转而强调普通民众的创造作用, 苦心探寻在各个方面的所体现着的民族精神, 特别是在民歌领域, 浪漫主义思想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认为, 每一种文学形式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 也体现着民族精神, 在诸种文学形式中, 第一位应是民歌。民歌来自民间, 带着原始纯正的乡土气息, 它代代流传, 传递着民族的信息密码, 并作为民族记忆的保存以唤起一代代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 总之,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存在与成长依赖于它的民族记忆的保存, 而民歌就是民族记忆的体现与象征。所以, 民歌也最能反映民族特性、体现民族精神。施莱格尔说: “这种民族的记忆常常使他们回复到民族起源的最初状态中, 民歌的最重要任务是保存和颂扬民族的记忆。这种民族的记忆, 即民族所能具有的最优秀的遗传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精髓。如果一个民族通过保存伟大的过去, 保存史前时代的记忆, 总之, 保存民歌, 并以欢愉的或可以说是崇高的感情而发现自我的话, 那么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民族将会达到一种更高的阶段。”- 于是, 浪漫主义者开始跋涉于农村乡间, 广为搜集与整理民歌, 他们相信, 他们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探寻民族宝藏的重任, 这是在人们心中存活着的民族精神的宝藏。 浪漫主义思想家对国家有机体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精神的关注引发了他们对民族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研究, 并得出这样的认识, 语言不仅是一种有用的交际工具, 而且也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感情和传统的仓库, 它是表达民族思想、精神的工具, 因此, 语言具有其民族特性, 一个人可以懂好几种语言, 但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是他们自己的特殊语言, 并且, 民族语言成为民族成员互相结合的内在媒介, 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如格雷巴所说: “语言是把单个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伟大联合物。”正是因为语言对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作用,施莱格尔甚至提出, 有多少语言就有多少民族。这就把语言的划分与民族的划分统一了起来。此种观点尽管并不科学, 并成为日后语言种族主义的基础, 但它也确实体现着浪漫主义者对强化本民族团结与联合的迫切愿望。 由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体是自然的产物, 具有着内在的独特精神和秉赋, 因此,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各个民族特性不同, 文化亦不同, 而且, 它们各自的发展程度也不相同, 这种差异是自然的、正常的。它们就象一棵棵有着自己根系的大树, 在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滋养下, 各自符合于自己的特性而生长、开花和结果。从民族的特性出发, 赫尔德进一步推导出,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只是由每个民族自身所决定的, 人们不能人为地对每个民族的发展订立规则, 划定界限, 它的进步与发展只是在自然所赋予的界限中, 在这个有机体本身所蕴含着的内在力量之中, 即每个民族的进步将仅仅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潜力和先天秉赋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一个民族局限和服从于后天人工所制定的各种规则, 模仿其它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扼杀尽自己的民族精神, 丧失自身的内在秉赋和能力, 这个民族的真正幸福和持久的进步将会成为泡影。所以, 赫尔德坚持, 每一个民族将按照它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 它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说: “任何个人、国家、人民、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 所以, 在他们看来, 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 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 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文明主要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潜能之中, 也在运用这种潜能之中。”- 这样, “一个民族的幸福不能强制地施于其它民族, 每个民族的自由花朵必须由他们自己亲手来采摘, 每个民族必须从他们自己的愿望、欢欣和热爱中成长幸福。”- 从这一观点出发, 施莱格尔强烈反对一个落后的民族要同化于另一个所谓的“高级”民族, 意即法兰西民族。针对法国革命原则在德意志的传播, 浪漫主义思想家坚持道, 即使法国建立了适合于它自己的一种新制度, 也不能为其它国家所仿效, 若强行引进则注定失败, 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各个民族自身所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将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宪政和法律, 推动民族有机体的不断发展。 三 美国史学家平森曾这样说道: “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 反对法国革命, 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其实, 对法国文化的抗拒, 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早已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 两个民族的哲人们根据各自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作出了不同的理论思考。在启蒙思想家那里, 理性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最终尺度, 在这个意义上, 它具有普遍性。启蒙思想家始终相信, 不论在何时、何地, 作为人类本身都具有共同性, 具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 在这种共同性面前, 历史传统或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也就失去其重要性。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家坚决反对和否定理性的普遍性, 转而强调相对性、特殊性、多样性, 具体到德意志而言, 强调要培植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 德意志所要建立的国家也不是象法国那样用理性否定一切之后重建的共同体, 而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之上的国家。这种国家体现和代表着一种民族性和民族精神, 不仅是自然的共同体, 也是不朽的有机体。它以历史与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蕴, 以自然和民众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 毋庸置疑, 在反对宗教权威与专制权威, 反对蒙昧主义, 启迪人们的心智去认识现实世界上, 理性具有着极大的效力, 但理性又是有局限的。如果把对世界的认识, 对人的认识完全依托于理性, 那将是完全不可能。世界的广阔与丰富多样远非是理性所能探究与认识清楚的。理性所无能为力之处恰好是人们内在心灵、情感、体验显示威力的地方。诺瓦利 斯就一再指出, 人存在的基础是情感, 人必须通过个体的灵性去感受、认识世界, 而不能仅仅单纯通过理性逻辑去分析认识世界。所以, 人们需要运用理性, 但不能完全受理性的支配和控制。对世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识往往是在理性之外而依赖意志、情感等“非理 性”来进行, 其所认识的世界也更符合人的需要和世界的真实。这样, 德意志思想家“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 即生命比理智要宽广得多, 经验具有无限的色彩与丰富性, 无限的热情与复杂性, 它比任何关于它的理智表达都要伟大得多。” 当人们把理性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 对一切进行批判时,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 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因此, 运用理性就意味着与过去彻底决裂, 构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表现为极大的激进性和破坏性, 法国大革命便是明证。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 德意志思想家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他们集会、跳舞、种植自由树, 热情地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 可随着革命的发展, 他们却看到了在理性引导下社会所遭受的破坏。于是展开了对理性的批判, 这种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对社会变迁的革命道路的反思。作为对革命的矫正, 德意志思想家自然更多地强调民族的传统, 民族的文化、特性和精神, 一再指出,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变迁与发展均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 这种变迁也就展现为渐进性和连续性。 当启蒙思想家崇尚理性并无比乐观地自信理性具有无限威力的时候, 德意志思想家却对之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只是简单地否定启蒙思想、启蒙精神, 相反, 德意志思想家是要努力扩大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视野, 克服理性本身的局限, “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 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 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 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 来弥补它的缺陷。就整体而言, 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 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 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 既珍视宗教, 也珍视科学; 既珍视形式的严谨, 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 也珍视理想; 既珍视个人, 也珍视集体; 既珍视秩序, 也珍视自由; 既珍视人, 也珍视自然。”这就是德意志思想家对社会转型所作出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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