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库》首批图书出版述略

原刊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9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题：《江苏文库》首批图书出版述略——再谈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出版中的几个问题

江苏省正在组织编纂出版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江苏文库》（下简称《文库》），其总规模在3000册，2018年12月，首批成果86册正式出版并首发，引发各界关注。拙作《新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编纂出版中的几个问题——以<江苏文库>为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3期），对《文库》基本框架及编纂出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一点介绍与探讨，其时《文库》尚在编纂前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时过一年，在首批图书编辑出版中，又碰到一些具体问题，作为项目出版主持者，觉得有必要从编辑出版角度进行探讨，故不揣浅陋，提供出来，一方面再作《文库》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可供正在或即将实施同类出版项目的出版单位批评。

△《江苏文库》首批成果

《江苏文库》首批图书86册，依据《江苏文库各编拟收书目》，其中“文献编”38册，收录“经部”之“总类”、“易类”著作118种，“史料编”5册，收录“历史类”著作25种，“方志编”27册，收录“省志类”著作4种，“精华编”11册，整理典籍5种，包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焦循《孟子正义》、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瓯北集》。另有“研究编”5册。因不属古籍整理，非凤凰出版社承担，故不在本文所述之列。

目前编纂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绝大多数由于规模大、实施周期长，都是分批分阶段出版，遇到最初想不到的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好每个阶段出现的问题，使其不影响项目整体质量与进度。在编辑出版《文库》首批图书过程中，我们大致碰到这么几个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探索性解决。

一是“拟收书目”在实际编纂出版中调整问题。为了编纂出版好《文库》，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由省委宣传部正式印发《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方案》（下简称《方案》），对《文库》组织架构、结构形式、规模总量、实施步骤、完成时间等，作了明确规定；其后，《文库》各编利用近三年时间进行文献普查，并经过多层面、多形式、多轮次反复论证，并根据《文库》组织架构，确定并编印了《江苏文库各编拟收书目》（下简称《书目》），作为《文库》各编编纂出版具体选题依据。

△《江苏文库》各编书目定稿

依据《文库》编纂体例，各编按类（大类下可设小类）编排，每类又以著者生卒年为序编排，故《书目》包括著者生平、著作（包括版本信息）、馆藏情况等。但这样一个超大型历史文献项目，由于涉及文献多，版本情况复杂，在实际编辑出版中，分册、编号受底本获取、有无、调换等因素制约，调整《书目》在所难免。以《江苏文库·文献编拟收书目》中“总类”“易类”定稿书目，与最终实际出版的相比较，其数量、书目、版本都有调整，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种：

一是编纂团队精益求精，在编纂过程中不断完善书目。

二是出版社编辑在依《书目》复制底本的过程中，发现有优于《书目》中的底本，进行调换或补充。例如，“总类”书目中有清丁寿昌《丁氏丛稿六种》（实际含子目10种），其中，第一种《读易会通》曾收入《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只有37筒，编辑在复制该书时查到上图另有一抄本，444筒，内容更丰富，故将两书合并，增加了该书的学术含量。再如，正在编辑的“书类”书目中，有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32卷，原拟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经韵楼丛书》本，后经编辑发现，上海图书馆藏有该书稿本，8册存6册，有臧庸注，吴重憙、叶景葵跋，价值更大，经与主编商议，予以调换。

三是《书目》信息不准确，如“易类”书目中，有“清汪桂《周易约解》三卷，清刻本（国图）”。经查，国图并无此书，《中国古籍总目》也无著录。又如，“易类”书目中有清沈大本《周易述义》24卷，清抄本，藏无锡图书馆。此书已经专家鉴定，是民国时期上海书商伪造卖给荣家，系伪书。

四是由于图书馆出于某种原因，不予复制，如底本破损严重无法复制，上图藏《阮芸台珠湖草堂图》即属此类。又如馆藏机构已有其它排他性出版合约在先，底本不得重复出版等等。

上述种种原因，都会使编辑出版过程中对《书目》进行调整，有的是主动为之，有利于学术质量提高，有的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发生在编辑查找、复制底本和分册、编号、发排等出版环节，客观上给编辑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出版进度因此会受到一定影响（这对政府财政投入的出版项目尤为重要）。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建议，一定要做好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编纂的基础性文献普查工作，在利用书目文献的基础上，更要充分利用目前各大图书馆藏机构便捷的查询系统以及各类古籍电子数据库；对没有把握的底本，要尽可能做到目验；同时，最好做一份备选书目，在书目、版本上有所递选。当然，出版社编辑在工作伊始，就要对书目调整可能带来的影响有思想准备，也要有预案（下文还会述及）。

二是处理好文献底本复制问题。《文库》约超过2000册是以文献影印加书前提要形式出版，复制文献底本，就成了这部超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编纂出版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出版社编辑最繁重、压力最大的工作之一，据《书目》，《文库》涉及到的文献底本大约在八千到一万种之间，分藏各级图书馆（包括国外藏书机构），如何使文献底本复制与《文库》编辑出版做到“步调一致”，确实并非易事。我们目前采取的做法，是据《书目》依类依序集中复制，编辑对复制好的文献逐一检查，做出每种书卷页表，根据《文库》600页左右（含约1200筒页）厚度分册、编号、发排，编纂者同时撰写提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编辑工作有条不紊。由于项目规模大，实施周期长，涉及文献多，编辑工作一开始就要力求规范有序，特别是在前期工作中，要做好防错防漏防重工作，以防给后面编辑工作造成被动。

△卷页表

但此项工作的最大难处也在于此，同一类文献或同一人的著作分藏不同机构，复制进度不一致，甚至有些文献如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能否获取，还是未知数，编辑过程中会因缺某一部文献而影响整个项目分册、编号、发排。“精华编”采用据《书目》预留编号的办法，即一书一号，如首批出版的五种图书中，第一部是编号30号焦循《孟子正义》（上下册），第五部是编号172号赵翼《瓯北集》（上下册），由于“精华编”是文献点校整理，不存在能否获取文献的问题，也不存在多部文献合为一册出版的问题（只有一书多册的情况），预留出版编号是可行的，故我们据《文库》编纂体例，对“精华编”200部整理著作（约600册）全部预留了图书出版编号。而“文献编”“史料编”“方志编”三编，都是以文献影印加书前提要的形式出版，且规模相对比较大，分别拟收文献6000种、2000种和200种左右，由于文献底本复制的不确定性，依序预留出版编号的办法，实际操作起来有难度。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一方面做好《书目》分类检查，首先对分藏不同图书馆的文献书目进行归类，相对集中在同一时间段联系复制，尽可能做到分藏在不同机构的每一类文献同时复制。二是提前与馆藏机构沟通，明确所需文献能否复制。三是在馆藏机构同意复制的前提下，预先做好对所需文献之卷页情况掌握，以便在各图书馆文献复制不能同步的情况下做到分册与预留出版编号，不影响后面工作开展。四是在《书目》内所需文献不能获取的情况下及时选用备选书目。

三是编辑出版体例问题。对于《江苏文库》一类超大型历史文献丛刊出版项目，如果能够制定科学、合理和务实的编辑出版体例，有利于保证项目的出版质量与进度。图书的编辑出版体例，由内容决定，《文库》六编，从出版形式上有排印（“精华编”“书目编”），有影印（“文献编”“方志编”“史料编”）；从编纂分类上有按传统四部法（“文献编”），有依行政区划（“方志编”），还有按照现代学科（“史料编”），要影印的文献多达八千余种，对于这样一部超大型历史文献丛刊，制定符合学术、出版基本规范又便于操作的务实性编辑体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库》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之一。《文库》在确定编辑出版体例时，遇到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文库》开本是否要统一。《文库》六编，内容各不相同，出版形式有差异，且体量大，统一成一种图书开本，虽然形式上很整齐，但不太符合实际需求，故决定凡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在图书尺寸上用大16开本，以便一面纳两个筒叶，而排印的整理与研究类著作则用小16开本，以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其次是分册编号问题。《文库》六编，最初设想，每编一个序列号，600面左右一册，但在首批图书出版中，因底本复制碰到了诸多复杂情况（见上述），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另外，像“文献编”规模最大，有1000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由四个学术团队编纂，如以一个序列号编排到底，最后出版的一部，或许将是十年之后，如此，维持项目编纂队伍稳定都可能成为问题，故“文献编”采用四部（经史子集）同步编纂，同步出版，一部一个序列号（也是一部配一个书号出版）。而同样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史料编”，由于分类多（15大类57小类），且每类多寡不均，多则数十册，少则可能只有一二册，如果采用每类一个序列号，容易造成此编编号杂乱，考虑到“史料编”相对于“文献编”规模小（600册），所涉及到的文献少（2000种左右），且前期编纂基础较好（该编主编江庆柏先生曾出版《江苏地方文献书目》），故采取一个序列号出版。

所以，在分册、序号问题上，我们主要还是从编辑可操作与方便读者使用两个方面考虑，一编一序列号和一编多个序列号并行，同中存异。再次是半叶还是两筒一面影印。国内同类项目中，两种方式都有，相对而言，以半叶一面影印，编辑起来比较容易，但由于《文库》收书量大，故原则上每面采取四拼一的方式纳两个筒叶，虽然文字小了，但文献收录数增加几倍，保证了最大容量收录《书目》中所确定的文献，这也符合江苏现存历史文献数量多的实际。

△文献编内页

△精华编内页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一概而论，不搞一刀切，如稿钞本、批校本以及拼页后不便使用的底本，则皆以半叶一面。另外，对书前提要是否占页码这样看似很小的问题，我们也是根据实际，制定出符合《文库》的编辑体例。通常出版影印项目，我们都会先将提要排版好，置于所需影印文献前，一同编码后再发排，书前有目录，页码一目了然，不管是一书一册或多书合册，翻检比较方便。但对于《文库》这样超大型项目，底本获取的不确定和底本本身复杂因素（包括多书合册的情况比较普遍等），以及项目经费又是按年度拨付也是按年度进行绩效考核（拙文《新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编纂出版中的几个问题——以<江苏文库>为例》对这个问题有论及），时间要求比较高，很难做到如出版社自主影印项目的编辑方式，考虑到在复杂性中找到可操作性，《文库》采用提要置每种文献前但不占页码的方式，以应变底本更换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

四是有效的工作机制问题。笔者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对于《文库》这样超大型集体出版项目而言，要避免其成为久拖不决的“烂尾楼工程”，或仅为赶进度而不尊重学术规律、毫无学术质量的“豆腐渣工程”，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文库》首批图书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对此感受尤深。由于项目规模大，牵涉面广，出版周期长，编纂人员多，而且来自不同学术单位，又不是所谓专职“馆臣”，各种观点或看法也多，有些学术观点上的争论，至今也没能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有不少问题是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对此，我们工作中的体会是，一要有负责机制。《文库》采用“工委会”“编委会”领导下的各编主编负责制，各编主编负责本编学术团队组建、编纂体例制定、工作流程安排、经费使用等，对学术质量、编纂进度负总责，特别是对编纂中出现有分歧的问题负责定夺，不能久拖不决。为此，我们设计了“书稿三审单”（不是出版社的发稿单），凡交到出版社的书稿，必须有撰稿人、分部主编、各编主编签署意见。

△2019年第一次《江苏文库》主编工作会

△审稿单

二是沟通机制。因为项目编纂与出版的工作性质有所区别，人员也分属不同系统，双方加强沟通，可以避免在出现问题时相互埋怨，《文库》实行主编与出版社编辑定期例会制，建立编纂出版工作微信群，就编纂出版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之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随时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举一个例子，复制文献和作者撰写提要之间往往有一个时间差，通常是文献到手前作者没法写提要，文献一旦复制完交给作者，出版社又不断催提要，作者和编辑的工作有时合不上拍，如果不及时沟通，相互不理解对方难处，容易影响工作进展，在首批图书出版中，最初我们也遇到类似情况，通过沟通，最终商量出“同步进行，分别编排”的变通办法，即作者在出版社复制底本的同时，也自行先通过其他途径，包括网络、各类古籍数据库等，查找所需文献并提前撰写提要，待文献复制后再进行核对、修改；出版社则将文献底本和提要分别编辑发排，尽可能给作者留出提要写作时间（这也是前面提到提要不占页码的一个原因）。

三是执行机制。像《文库》这样超大型项目实施中，针对各类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规定是必须的，而且是越具体越好，否则遇到问题没有标准，或难以解决或各行其是。《文库》大到收书原则小到提要撰写中的细节问题，都有严格规定，但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否严格执行。如“精华编”选目中，原收有凤凰社已出版的几部古籍整理著作，后经专家审稿，达不到《文库》对整理著作要求，出版社也只能按规定重新约请学者整理。又如对各编是否要单列“凡例”这样“小”问题，经讨论确定，各编“凡例”置前言最末一节，不再单列，虽还有不同看法，但大家统一遵守，保持了《文库》出版体例上统一。

△部分校样

五是编制好出版计划问题。《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用十年时间，编纂出版3000册大型江苏地方历史文献丛刊《江苏文库》，即便不包括前期文献普查、书目论证等基础工作花去的近三年时间，每年也得平均出版300册，这对于一个出版单位来说，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出版规划，很难实现目标。笔者也观察了一些类似出版项目，可能是出版规划不到位，出版节奏掌握不好，项目出版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有的甚至几年见不到一本出版物。当然，形成这样的原因很多，断断续续出版也不一定就不好，关键还是看学术质量。但如果我们有一个符合学术、出版基本规律的科学出版规划，相对均衡出版还是有可能的。要做到项目有计划出版，笔者认为，关键取决于我们对项目选题要有整体规划。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除了编纂思路，更重要的还是要逐一落实到具体选题，笔者在与同行交流时也注意到，有些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刊，虽然已经陆续出版，但拿不出一份完整丛刊选题目录，造成项目选题随意性较大，也容易影响项目质量与进度。总数在3000册的《文库》，前期用了近三年时间，在大量文献普查的基础上，各编都编定了“拟收书目”，多则如“文献编”6000余种，少则如“精华编”“方志编”200余种，有一份相对完整的选题规划，但即便如此，如何持续性实现项目出版，特别是通过《文库》“书目”“文献”“史料”“方志”“精华”“研究”六编的“同步出版”，让读者了解江苏历史文化的整体景观，并系统认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也并非易事。

△《江苏文库》各编书目定稿内页

笔者提出，像《文库》这样出版周期长的超大型项目，要使编纂与出版形成良性互动，从出版角度讲，一定要力争做到编辑一批，出版一批，启动一批，规划一批。要做到如此，

一是基础工作要充分，包括从文献普查到项目选题规划，从书稿编校再到图书装帧印制。《文库》首批图书出版前，也有来自不同方面的疑问，投入三年经费却没出一本书。笔者坚持，如果项目出版条件不成熟，基础工作不扎实，特别是不具备可持续出版条件，宁可缓出。

二是出版计划要科学，承担《文库》这样超大型出版项目，出版社面临出版质量与数量的压力是很大的，制定出版计划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学术、出版基本规律。《文库》首批图书出版后，我们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下一个阶段的出版目标作了规划，并具体落实到每一编，大致确定，前三年（2019年起）每年出版150册至200册，其后在200册至300册甚至可以更多一些，当然，还是要看我们前期基础工作是否充分。

三是团队合作要有力，主要是编纂与编辑团队之间的配合和合作，为此，凤凰社不但成立了《江苏文库》编辑部，保证有比较稳定的编辑队伍与编纂团队长期合作，而且在编辑部内部分工上，采用所谓“人盯人战术”，即《文库》每一编都明确有专人与编纂者对接。

四是项目出版要与出版社发展相结合，特别是选题结构、人才培养等，这一点非常重要。笔者一直认为，要出版好《文库》这样超大型地方历史文献项目，作为古籍出版单位，一定要将项目选题与出版社古籍专业选题长期规划结合起来。例如，《文库》首批图书中，“方志编”中影印了（乾隆）《江南通志稿》，在此的基础上，我们又将其列入出版社重点古籍整理选题，组织学者进行点校整理，该项目已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2017年度国家古籍专项资助项目；又如，2019年即将出版“书目编”中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精华编”中的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出版社重点古籍整理选题，也都被列入2018年度国家古籍专项资助项目。

所以，我们将《文库》中许多选题与凤凰社下一个十年古籍整理选题规划结合起来，也唯有如此，《文库》出版与出版社发展才能相得益彰，《文库》项目才能可持续出版。

六是如何实现项目效益问题。图书效益体现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如何让《文库》这样超大型历史文献丛刊在各个出版阶段惠及读者，如何将其打造成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惠民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首批图书出版前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从主观上讲，编纂出版一部高学术水准地方历史文献丛刊，避免仅仅满足于变“散藏”为“集中藏”，避免没有学术含量、东拼西凑、低水平重复出版等，是满足读者需求、实现图书效益的关键。同时，从客观上讲，项目规模大、出版周期长、分批分类出版等，也给读者购买、图书馆收藏或读者借阅造成一定困难，尤其《文库》首批图书中，除“精华编”5种（11册）是每单品种一个书号可以进入市场流通外，其余“文献”“史料”“方志”三编均是某一类的某一部分，如总数1000册的“文献编”，共分四部12大类19小类，首批出版的38册中仅是“经部”中“总类”“易类”两部分，前面提到，“文献编”是按传统“四部”分类编纂，编辑体例上是每“部”一个序列号，出版时是一“部”一个书号，每一部最终完成都要在若干年之后，如此，依据上述编辑体例，“文献”“史料”“方志”三编在某一部（或全部）完成前是不具备图书销售条件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读者及时了解并能使用《文库》，我们目前的思路是项目同步数字化（《方案》中，原规划《文库》数字化是在纸本完成以后的二期工程），通过网络平台，以数字化出版的形式，先将印制完成的《文库》及时上线，供读者使用。2019年，《文库》首批图书将在中华书局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古籍数字出版平台“籍合网”发布。

上述几个问题十分细小琐碎，但都是我们在编辑出版《江苏文库》首批图书中遇到的，另外，还有一些看似很细节的问题，例如：如何署名、印制材料能否长期供应并保证统一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文库》出版大局。当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未必正确或科学，只是一点探索，有的还是笔者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之所以不厌其烦提出来，就是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和出版同道指点。笔者认为，像《江苏文库》这样出版周期长的超大型古籍出版项目，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只有通过不断完善与修正，或许可以少留一些遗憾。

姜小青，1961年生。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编审。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江苏文库》出版。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