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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汉代葡萄酒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图书集成·食货典》记载：“有献西凉州葡萄酒十斛于张让者,立拜凉州刺史”。 《续汉书》也记载了这个葡萄酒换刺史的事：扶风孟佗以西凉葡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 孟佗就是三国时期那位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的大宦官，位列十常侍之首。张让专权朝政，宾客想见上一面都难。孟佗用尽家财贿赂张让的家奴，才能得以见到张让。因而吹嘘，别人都以为孟佗和张让关系亲密，便争着贿赂孟佗，孟佗倒是够意思转手奉献给张让，张让很高兴。后来孟佗搞到凉州特产送葡萄酒一斛送给张，即被封为凉州刺史。 汉朝的一斛为一石，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东汉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相当于孟佗用20斤西凉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一职。 以至于千年之后的宋代，苏东坡喝了葡萄酒后大发感叹：“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伯良是孟佗的字）。 当然这个故事有些夸大酒的作用，但也证明当时凉州葡萄酒的珍贵。 《图书集成》与《续汉书》记载数量不同，个人认为《续汉书》比较准确些。 但这个故事后世流传很广，被很多仕途不太得意的文人轮番作诗引用。 如唐刘禹锡做《葡萄歌》：“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苏轼还有一句：“自言酒中趣，一斗胜凉州。” 范成大写道：“一语为君评石室，三杯便可博凉州。” 陆游有：“君不见，葡萄一斗换得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供一醉。” 辛弃疾做词道：“笑千篇索价，未抵葡萄，五斗凉州。” 葡萄酒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是本土起源还是舶来品一直有争议。其实在中国先秦时期也有本地野生葡萄的品种，但没有人工种植葡萄历史。 《诗经》中就曾提到：“六月食鬱（yù）及薁（yù）”。薁就是蘡（yīng）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认为这就是一种野葡萄。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带回了葡萄种子。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所谓葡萄，也做蒲桃，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外来词，其对音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字。 中国古代曾有“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称,葡萄酒也相应地称为“蒲陶酒”。 在古汉语语境中,“葡萄”也指“葡萄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 “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中国在西汉以前也有本土野葡萄酿制的葡萄酒。 1980 年在河南发掘的一个商代后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铜卣（yǒu），后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铜卣中的酒类残渣含有葡萄的成分。 此外近年的考古中，山东日照等考古遗址也发现了野生葡萄酿酒残留。 但这些应该都是中国古代本土葡萄品种，与后来汉代自西域输入者不同。 植物分类学认为，葡萄属于葡萄科葡萄属葡萄亚属，葡萄亚属（或者被称为“真葡萄亚属”）又被分为三个种群：欧洲种群、亚洲种群和美洲种群，其中亚洲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由此可以推断，作为一种植物，葡萄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现代地质化石研究也表明，山东临朐在2600万年前就有秋葡萄（亚洲种群的一个种）的存在。 所以说如同苹果一样，古代中国原始野生苹果称为“柰”，中国苹果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就写到：'梈柰厚朴'。其中'柰'就是后来的绵苹果，即中国苹果的古称。但现在因为“柰”的品质差，基本早已淘汰，由西洋苹果取代。 所以我们现在而言的葡萄是欧洲种群葡萄在历经冰川时代之后的遗存——欧洲葡萄。葡萄酒所使用的专用葡萄品种——“酿酒葡萄”绝大多数属于这个种。 中国汉代所饮用的葡萄酒也是如此。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后引种于陕西、甘肃等地，并以之酿酒。 汉代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应该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有记载凉州地区大量栽种葡萄，并以此酿出了品质绝佳的葡萄美酒。 上面孟佗贿赂张让即是凉州所产葡萄美酒。 三国曹魏黄初年间，凉州葡萄酒贡进宫廷，甚至受到了当时皇帝曹丕的追捧。而且曹丕就是葡萄的顶级粉丝，给葡萄和葡萄酒写了不少文章（《诏群医》中写道：“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即葡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但古代葡萄酒的具体酿造方法，中国古籍却乏记载。 据《唐新修本草》记载：“葡萄味甘，平，无毒。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逐水，利小便。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葡萄作酒法，总收取子汁酿之自成酒。” 有学者引《唐新修本草卷第十九米中》：“酒，有葡萄、秫、黍、粳、粟、曲、蜜等，作酒醴以曲为。而葡萄、蜜等，独不用曲。饮葡萄酒，能消痰破。诸酒醇不同，惟米酒入药用”一条，认为古代葡萄酒用的是自然发酵法，仅以葡萄外皮自带之霉菌作为发酵菌源，和现在有些人自己做的葡萄酒类似。 其实葡萄酒本身是一种果酒，比较早期的酿造法是就是自然发酵法，所谓自然发酵法就是葡萄汁经过自然发酵后形成葡萄酒，其现代原理无非是在葡萄酵母菌作用下将果汁中的葡萄糖发酵生成酒精并且产生二氧化碳和酶。 因此葡萄酒与中国传统的粮食酒酿制工艺不同，风味也大不一样。 古代中国的葡萄酒往往有很浓的甜味，古诗中称之为“甘逾瑞露浓欺乳”，这说明这种葡萄酒和现代而言的葡萄酒---干红还是不一样的。 汉代的葡萄酒酒精含量就比较低。比如前面曹丕就说过葡萄酒：善醉而易醒。 从历史来看，葡萄酒在汉代兴起，汉末三国时期得以发展。到了后来的西晋及南北朝时期成为上流社会筵席上常用美酒。 当时的诗文都有反映。 吴国名臣陆逊的孙子、晋朝名士陆机在《饮酒乐》一诗中写道： 蒲萄四时劳醇， 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 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桓好， 欢醉日月言新。 南梁大臣庚信写过一首《燕歌行》： 蒲桃一杯千日醉， 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 能令华表得千年。 葡萄酒自西汉发端而走向民间应该是唐代。 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从高昌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 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纷纷成为葡萄酒大师。 如据说是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中就记载名臣魏征就善于酿制葡萄酒：“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醹[rú]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 就是说宰相魏征善于制作葡萄酒，取名“醹渌翠涛”，储藏十年，味道不变。 唐太宗尝了后表示不错并作诗赞美：醹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这里面提到了葡萄酒的颜色是绿色。 其实唐宋时期很多米酒也是绿色。所以“灯红酒绿”的说法应该来源于此。 有诗词可以为证： 唐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醱醅。 唐代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可谓家喻户晓，夜光杯多用碧玉，葡萄酒与杯皆澄碧玲珑，可相辉映。 北宋词人毛滂写有：“盘中水晶盐，碧酒葡萄秋。”，“春溪葡萄碧，饮渴谁当吸。” 南宋赵崇嶓写有：“玉槽夜压葡萄碧，石溜寒泉响凌历。” 同时代的虞俦有：“照坐彫盘花一簇，满瓮葡萄酒新绿。” 曾协有：“却尽春寒宾满座，深酌葡萄新绿。” 方岳有：“山城难觅葡萄绿，竹火终强鹁鸽青。” 可知唐宋时期的葡萄酒的颜色都是绿色。 但到了宋末至元明，葡萄酒的酿酒工艺改变。 元代从西方传入了蒸馏制酒的方法（也有认为辽国已经有蒸馏酿酒），葡萄酒的度数大大提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这种用蒸馏法制作的葡萄露酒，这种酒应该和白兰地的工艺接近。葡萄酒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绿色反为少见。 宋末元初汪元量《湖州歌》中就写：“葡萄酒酿色如丹。” 元耶律楚材诗作中虽有绿酒，如《西域家人辈酿酒戏书屋壁》：“旋借葡萄酿绿醑”，但这只是沿用故典；其描写实物之作如《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一》：“酒泛葡萄琥珀浓。”《戏作二首其一》：“葡萄新酒泛鹅黄。”《戏作二首其二》：“葡萄酒熟红珠滴。” 元末王翰《和陈克斋清明登瑶台有感其二》则写有：“葡萄千斛紫霞醅。” 明王世贞《将还故乡醉别燕中友人其一》云：“葡萄新酿紫霞文。” 可见葡萄酒的颜色随着酿造工艺的不同，从绿色逐渐到了黄色甚至紫色。 从汉代开喝的葡萄酒到了清代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近代洋务运动兴起，红色葡萄酒（干红）才进入国人视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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