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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贞观之治被后世称为和谐的典范。有一个被广为传颂的例子，说的是公元633年九月，上一年被放回家中过年的死囚犯，一共三百九十人，在没有人监视管制的情况下，都按照期限自己回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亡。结果他们迎来了新年大红包：唐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作为今人，我们看到这些一定大吃一惊。死刑犯放出去没人监督竟然不逃跑，匪夷所思。 隋文帝时的故事，70余名犯人主动归案其实在更早一点的隋朝，也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情。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二月，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行参军（官名，从八品上）章武人王伽，押送判流放刑罚的犯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走到荥阳，王伽可怜犯人们辛苦，把他们都叫来说：“你们这些人犯了国法，身受枷锁之苦，固然是你们应得的惩处，但是使押送你们的人辛苦，你们心里不惭愧吗？”李参等人都谢罪。 于是王伽把他们身上的枷锁都解下，遣散押送犯人的兵卒，并与李参等人约好：“某日应当到达京师，如果不能如期到达，我只好代你们受死。” 说完就离开犯人们走了。犯人们非常感动并且高兴。他们都如期到达京师，没有一个人背约逃走。 这件事令人惊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唐太宗时期的死囚回归。因为，囚犯们获得自由了，同时还有人代为受过，竟然也没有一个人逃跑。 要真正理解这两件违反我们今人认知的事，就需要把古代政治背景考虑进来。 古代有一个终极威慑制度：连坐制这个背景就是古代的刑罚施行连坐制。 一个人犯法，根据罪名有可能要连坐全家人。如果只是犯人本身接受法律制裁的，那么对于犯人和家属来说已经是万幸了。 像这种被判了死刑和流放、没有连累家人的罪犯，他们最优的选择就是自己受刑，而不是逃跑。为什么呢？ 首先，受刑只是自己一人，如果逃跑了，那么就是一家人都要跟着被连坐。 家人被连坐的话，轻则失去自由，被判劳役、流放、收为官奴，等等；重则全家被处死。因此，对于犯人来说，最优选择就是不逃跑，一旦逃跑了有可能搭上全家。 其次，即使犯人彻底麻木了对家人的感情，只顾自己选择逃跑，那他也跑不掉。 从商鞅变法实行连坐开始，逃犯就很难在有人的地方生存了。 因为囚犯逃跑出去后就是一个陌生人，在异乡没有户籍，也没有路引，没有任何证明，很可能脸上还被刺了字。在这种情况无人敢收留，住店也不被接待。在连坐制度下，逃犯一定会被人举报。因为不举报者就会和罪犯一样受到刑罚。 而逃到无人的地方，逃犯最大可能是冻饿而死。中国地处温带，不像热带那样有各种野生瓜果可以吃。 总之，犯人逃到有人的地方会被人举报抓起来；逃到无人的地方也是死路一条。 被抓回来或者逃跑死在外面，家人还会被连累，结果都是更糟，所以干脆就不跑了。因此，临时获得自由的囚犯只能按约定乖乖地回归朝廷管制，听候发落。想逃是不可能的。 商鞅自己也死于他大力主张的连坐制，可见这个制度有多厉害。 所以，囚犯主动回归朝廷的管制，这不是民风古朴，而是制度使然。有趣的是，隋文帝杨坚听到了王伽与囚犯的事情，感到很惊奇，就召见并称赞了王伽。隋文帝还召见了犯人们，并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殿堂赐宴并全部赦免了他们。（这么看来，唐太宗有模仿隋文帝的嫌疑啊。） 王伽义释囚犯最终囚犯主动回归这种事情，如果不拿来做一点文章实在可惜。于是，隋文帝特意下了一个诏书，大意是说： 世人都有灵悟禀性，懂善恶明是非；如果官员对百姓好，那么就能改恶俗，使人向善；官不爱民，百姓才奸诈。我（杨坚）主张遵循先圣的办法，用德教感化百姓。王伽深深体会我的意思，用教化让李参等人感化醒悟，自己往赴司法机关。这说明百姓并不难以教化。如果官吏都向王伽学习、庶民都向李参等人学习，那么国家很快就可以不用刑律了。 最终隋文帝还提拔王伽为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县令。 隋文帝询问民情 结语：我们明白囚犯们主动回归管制的原因，在一整套制度大网的控制下，他们根本跑不掉。 读者可能还会有疑问，真的不能跑一下试试吗。肯定是有人逃跑过，但是结果无一例外，不但逃犯自己会惨死，而且本来无罪的家人还会因此受到连累，遭到严厉残酷的惩罚。 人都是理性的，既然经过反复博弈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局面，那人就只好选择主动认罚了。 连坐制威慑力强大，一整套制度天衣无缝。不过在那个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统治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大家认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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