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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自五帝时代开始写起，盖是因为：“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但是，唐代之散朝大夫，人称小司马的司马贞，又深感“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所以，他就“虽复浅近，聊补阙云”，又补记了《三皇本纪》。 然而，毕竟“三皇已还，载籍罕备”，即便有了这本“聊补阙云”的《三皇本纪》，人们对于华夏历史的整体面貌，还是不甚了了。 幸好，当今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打开了透视历史的另一扇窗。 通过考古发现，印证历史传说，我们，现在可以判定，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是从距今7000年左右开始，波澜起伏，绵延至今的。 这前后，大体应该分为九个历史阶段，分别是：一，庖犧时代的“木德王”；二，神农时代的“以立四极”；三，五帝时代的“协和万邦”；四，夏商周时代的“家天下”；五，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六，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夷狄汉化；七，隋唐时代的汉族胡化；八，宋元明清的工商业兴起；九，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 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九个阶段，进行分别性的回顾和论述。 第一章 庖犧时代的“木德王” 第一节 龙从哪里来 都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那么，我们这些“龙的传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块堆塑龙 随后，就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遗址，仍然是在东北辽西地区。 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块猪骨堆塑龙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 此后，龙又回到了东北辽西地区，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
在这之后，龙的再次出现，就是在距今4300到3900年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和距今3800到35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了。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盘蟠龙
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我们的祖先，最先是居住在东北辽西地区的。 后来，他们逐渐南下统治中原，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第二节 “宓犧”“庖犧”“伏犧” 那么，我们的祖先叫什么名号呢？他们是对应于史籍记载中的哪一个历史人物呢？ 查《三皇本纪》，上面记载：“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而“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说明，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祖先。 而我们进一步地分析庖犧氏这个名号中的这个“犧”字，发现这个字，是由“牜”、“羊”、“禾”、“丂”、“戈”几个字组合而成的。 而“牜”是祭祀品，“羊”是牲畜，“禾”是庄稼，“丂”是图腾——天上挂着的龙，“戈”是兵器，代表战争。 这不活脱脱的，是对来自北方的、半农半牧、以龙为图腾、尚武好战的一个民族的描绘吗？ 这就正好和东北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相映证，表明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来自北方，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三个文化遗址的主人啊。 但是，同样是《三皇本纪》，她却又一会儿说“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一会儿又说“庖犧氏······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一会儿又说“庖犧氏······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谧，伏犧葬南郡”。 这样，我们的一个祖先，就一身扛有“宓犧”、“庖犧”、“伏犧”这样的三个名号啊。 那么，为什么一个祖先，会有三个名号呢？ 好像《三皇本纪》也解释了原因，是因为“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这个意思是说，织造渔网去贩卖，教导别人用渔网捕鱼的祖先，就叫宓犧氏；在草原上放牧，于毡包房中祭祀神灵的祖先，就叫庖犧氏。 那么，伏犧氏呢？ “伏”，趴卧隐蔽；“犧”——“兮”也。 伏地而走，可歌可泣的祖先，就叫伏犧氏。 君不见，“伏犧葬南郡”？ 我们的祖先，本来是来自于北方，可是，他们没有叶落归根，反而死后葬在湖南——“南郡”。 这是什么原因呢？ “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这就是原因啊。 我们的祖先，在进入中原，东封泰山，前后不过一百一十一年的时候，就打了败仗，江山崩溃，又回不去东北老家了，只好逃到湖南，最后，也死在湖南。 所以，“宓犧”、“庖犧”、“伏犧”，都是我们的祖先；但是，他们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代。 宓犧氏，是属于我们的渔猎时代的祖先；庖犧氏，是属于我们的游牧时代的祖先；伏犧氏，就是属于我们的从半农半牧时代到南下中原以来的祖先。 所以，这几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呢？ 这几个名号，是伏犧氏的后人们，为了纪念祖先们的业绩，而给自己历代的祖先们所封的谥号。 那么，这个给自己历代祖先追封谥号的后人，又是谁呢？ 我们看“犧”字里面的“丂”，是天上挂着一条龙。 那么，我们再看所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龙，哪一种龙，是可以上天的呢？ 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龙，实际上就是恐龙，是古人根据它们所看到的恐龙化石想象出来的，这种龙，是不可能上天的；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龙，是猪首蛇身之龙，猪和蛇都不是天上之物，所以，这种龙，也不可能上天；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龙，就是龙马，是扬子鳄和马的结合，这种龙，是在水里和岸上，也不会上天；红山文化遗址和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龙，都是对前面几种龙的模仿，也不会上天；只有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龙，才很明显地长出了翅膀，可以上天。 而二里头文化，是属于五帝时代末期，或者夏商周时代早期的文化。 我们再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从黄帝时代开始，龙，就为云龙，就可以上天了。 所以，“犧”，就是祖先；这个祖先，是黄帝部族的祖先。 而根据不同时代的祖先之不同的功绩，黄帝部族，就给他们的祖先，追封了不同的谥号。 第三节 华胥氏和宓犧氏 通过对宓犧氏、庖犧氏、和伏犧氏几个名号的追根溯源的分析，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宓犧氏、庖犧氏、和伏犧氏，也有他们更早的祖先，那就是华胥氏。 而且，华胥氏、宓犧氏、庖犧氏、伏犧氏，并不都是生活在东北辽西地区，他们的最早的老家，是“成纪”——“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 那么，“成纪”又在哪里呢？ “成纪”，在战国时代就设为县，地方，就在今天的甘肃天水秦安地区。 恰好甘肃天水秦安地区，有一个大地湾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源头。
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遗址 大地湾文化遗址，一共有六个文化层。 第一至第三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地层中有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 第四文化层，形成于距今20000至13000年，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就开始出现。 第五文化层，距今13000至7000年，就是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 第六文化层，距今7000至5000年，就主要是半坡文化和其后面的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片了。 我们摒弃神话色彩，以客观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这句话，其中的“大人”，可以理解成“掌握我们命运的历史巨人”，“雷泽”，可以理解成“雷雨交加，湖泽众多”，“成纪”，可以理解成“成就了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那么，总的说来，这句话就应该理解成：“庖犧氏的母系氏族，是华胥氏部落，华胥氏部落踩着历史的脚步，奋斗在雷雨交加、湖泽众多的渔猎时代，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值得纪念的历史，从而孕育出了庖犧氏部族。” 那么，这句话中的华胥氏，实际上就还包含着宓犧氏。 因为，宓犧氏，也是在渔猎时代依靠织造和贩卖渔网生活的。 我们把目光放远了看。 研究人员说，在距今4.4万年至2.8万年间，地球上出现了一个较为温暖的亚间冰期。 距今3万年，是这段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 而北京山顶洞人，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以渔猎和狩猎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在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发现了鲩科、鲤科鱼类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 这说明，当时的他们，能够在深水区域捕猎比较大型的鱼类。
山顶洞人捕鱼示意图 而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时间，是介于距今34000年至27000年之间；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一至第三文化层，介于距今60000年至距今20000年之间。 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时间，是对应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一至第三文化层的发展时间的。 所以，华胥氏和宓犧氏，就是大地湾文化遗址第一至第三文化层的主人。 至少，他们分别是属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二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的主人。 那么，为什么有第二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的差异呢？ 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华胥氏之“胥”，读音与“犧”相似。 汉字的特点，就是同音具有同义，所以，“胥”，也是黄帝部族的祖先。 但是，为什么“胥”和“犧”字形不同，读音也有区别呢？ 因为，华胥氏之“华”，提示了华胥氏的图腾是“光华”，包括火光的“光华”和花叶的“光华”。
仰韶文化花叶纹彩陶 这就是说，华胥氏所信奉的神灵，是不吃肉的。 但是，“牜”为牺牲，是肉食性的供奉。 宓犧氏之“犧”，提示宓犧氏所信奉的神灵，是吃肉的。 那么，宓犧氏的图腾是什么呢？ 没有哪部史籍，明确地记载宓犧氏的图腾是什么。 但是，《三皇本纪》说，庖犧氏“蛇身人首”，又说，庖犧氏“有龙瑞，以龙为官”。 怎么庖犧氏，又以蛇为图腾，又以龙为图腾呢？ 《三皇本纪》还说，女娲氏“蛇身人首”。 而女娲氏的一个“娲”字，又提示，女娲氏是以“娲”——“蛙”为图腾的。 而我们都知道，庖犧氏和女娲氏是兄妹。 那么，庖犧氏和女娲氏，都是“蛇身人首”，他们又各自分别以龙和蛙为图腾，他们的这个共有的“蛇身人首”之图腾，就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就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分家的的时候，他们所共有的图腾，就是“蛇身人首”。
汉代墓葬中的蛇身人首壁画 而庖犧氏和女娲氏还没有分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当然就是他们还是共同属于宓犧氏的时候啊。 所以，“蛇身人首”，就是宓犧氏的图腾。 “胥”的字形，为一个“足”，加一个“肉”，意为跑腿就有肉吃。 考虑到华胥氏是生活在渔猎时代，这说明，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够具有渔猎和狩猎的机会。 相对的，宓犧氏就不捕鱼，不用那么辛苦。 因为，一个宓犧氏的“宓”字，提示他们是在房子里工作，不用到外面捕鱼。 宓犧氏是靠织造和贩卖渔网生活的。 另外，说文解字直接解释，“胥”意为蟹酱。 这就是说明，华胥氏只能是在浅水区域，捕猎一些小型的介壳性的鱼类，还不可能像宓犧氏一样，织造渔网，到深水区去捕鱼。 我们考虑到甘肃天水地区的自然环境，即使是在雷雨交加、湖泽众多的渔猎时代，那里也不可能有湖泊。 那里，绝对不是一个适宜于渔猎生产的好地方。 所以，华胥氏在这个地方生活，就说明了，他们当时的实力不够，在竞争性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只能是被排挤到生活艰难的地区。 而正是因为生活艰难，华胥氏，才会努力奋斗、积极探索新的出路。 崇拜花叶的光华，就是表示，他们在研究植物的习性，在尝试从事农业生产。 当然，渔猎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不仅是让他们具有尝试从事农业生产的欲望，也让他们具有尝试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欲望。 但是，他们更显著的成就，还是学会了织造渔网，从而由华胥氏变为了宓犧氏。 宓犧氏和华胥氏，不仅是在生产与生活层面大不相同，更是在精神层面，也大不相同。 华胥氏的实力，太过单薄。他们只能处在屈从的地位，任人摆布。 他们只能是崇拜人畜无害的花叶之光华。 而宓犧氏织造和贩卖渔网，从事工商业生产，要经常性地与一些强势部落打交道，太过软弱，肯定是行不通的。 但是，他们的实力，仍然不够和一些强势部落硬碰硬。 况且，买卖的事情，是要你情我愿，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买卖氛围，你不可能去和满世界的仇敌做买卖。 所以，宓犧氏，就崇拜蛇。 蛇的生存策略，就是能屈能伸。
蛇，能屈能伸 而屈为阴，伸为阳。
阴阳太极图 在能屈能伸的生活领悟中，阴阳文化，一阴一阳，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原始密码。 第四节 女娲氏 当我们谈论到华胥氏、宓犧氏、庖犧氏、伏犧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女娲氏。 因为，我们所口口相传的关于伏犧氏和女娲氏的故事中，伏犧氏和女娲氏是兄妹。 他们都是华胥氏的儿女，而且，他们还结了婚。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女娲氏，到底是个什么面貌呢？ 她和伏犧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娲”——“蛙”，同音具有同义，这两个字具有相同的含意。 而“蛙”意味着什么？ “蛙”意味着肚皮大，繁殖力旺盛。 所以，“蛙”，可以作为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 “女娲造人”的神话，大概也是产生于生殖崇拜。 而崇拜“蛙图腾”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看到，在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蛙图腾”。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蛙纹彩陶 这就是说，马家窑文化的主人，就是崇拜“蛙图腾”的人。 而马家窑文化，是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她所对应的年代，就正是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新旧交替的年代。 也就是说，在黄帝部族，给自己的先祖追封谥号的时候，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也给自己的先祖追封谥号。 正像黄帝部族以他们的图腾——云龙，代表他们的祖先一样；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也以自己部族的图腾——蛙，来代表自己的祖先。 所以，他们就追封他们的祖先为“蛙”——“娲”氏。 而从“娲”这个字形上看，她是一个“女”加一个“呙”，其中的“呙”，是做饭用的陶器。
陶鬲
稀奇的是，为什么要用做饭的陶器，来作为一个人，或者一个部族之祖先的谥号呢？ 这里，就有叙述其业绩，宣示其为“呙”的发明者的意思。 而“呙”作为一种做饭用的陶器，它其实，只是众多陶器中的一种。 并且，它也不是最早的陶器。 熟悉新石器考古的人就知道，哪里有陶器，哪里就有农业生产。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陶器，就是因为要盛装农作物的种子，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 这一点，在西方考古学中，尤其表现明显。 
古埃及陶器（金岷彬供图） 西方陶器，从来就不是用来作为炊器使用的，而只是用来作为盛器使用。 即使是在我们东方，最初的陶器，也都不是炊器，而只是用来盛放货物的罐与坛。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罐（距今20000年） 没有陶器用来储藏农作物的种子，农业生产，就无法开展。 只有解决了农作物种子的储藏问题，农业生产，才能迈开第一步。 那么，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呢？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是在距今2000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地点，就在今天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 而在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四文化遗层，大地湾文化一期陶片，也开始出现。 这个文化遗存的年代，就正是在距今20000至13000年之间。 也就是说，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是和世界上最早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同步进行的。 而大地湾文化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就是仰韶文化的先驱。 也就是说，大地湾文化遗址之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就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之祖先。 那么，最早的，在大地湾文化遗址制造陶器的人，就是女娲氏吗？ 如果，女娲氏就是大地湾文化遗址最早的制造陶器的人，那么，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为什么不用“缶”或者“瓦”来追封他们的祖先，而要用“呙”——“娲”来追封他们的祖先呢？ 这里，就应该有一个时代限定的问题。 “缶”，本意为制造陶器，引申意义为所有泥制的瓦器，当然就是最早的陶器；“呙”就是鬲，三足型的炊具，当然是随后制造出来的；“瓦”，本意为用于遮盖屋顶的、凹形或凸形的泥板烧制品，当然就是最后制造出来的。 而按照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的认识，“缶”，应该并不是由女娲氏制造出来的；或者，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的；“呙”和“瓦”，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的。 其中，“呙”先制造出来，“瓦”后制造出来。 所以，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就用“呙”来追封他们的祖先为“娲”氏。 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 不管“缶”是不是由女娲氏独立制造出来，制造出“缶”的人，肯定，也是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 为什么，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要把“缶”和“呙”这个问题，分得这么清楚呢？ 为什么，他们只追封“女娲氏”这个祖先，而不追封他们的“女娲氏”之前的祖先呢？ 我们看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 为什么，“女娲氏”又是“女希氏”？ “希——犧”，同音具有同义，“犧”是黄帝部族的祖先，那么，“希”，也是黄帝部族的祖先。 但是，“希”和“犧”，又是同音不同形。 为什么用“希”，而不是同样地用“犧”来代表这个祖先？ “犧”中有“牜”，是自己要供奉的祖先；“希”中无“牜”，这个祖先，是用不着自己供奉的。 为什么呢？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一个“代宓犧立”，暗示着庖犧氏和女娲氏的分道扬镳。 庖犧氏，到草原上放牧去了；女娲氏继续留在成纪，顶立了华胥氏和宓犧氏的门户。 而黄帝部族，是庖犧氏的直系后裔；女娲氏，只是他们的旁系祖先。 “希”的本义，是经线宽疏、轻软透气的细葛布。 这个意思就是说，“女希氏”这个祖先，与他们黄帝部族，有一层布的间隔。 所以，女娲氏，自有女娲氏的直系子孙供奉，用不着他们黄帝部族，这些女娲氏的旁系子孙供奉。 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女希氏”，除了他们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供奉，就没有其他的人供奉，所以，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就要特别地追封他们的这段时间的祖先，以“女娲氏”的谥号。 有了谥号，就好供奉。 至于他们只给女娲氏追封谥号，而不给华胥氏和宓犧氏，这些他们和黄帝部族共同的祖先追封谥号，这大概就关系到话语权的问题吧。 毕竟，马家窑文化，是处在仰韶文化最后的没落时代，这个时候，辉煌煊赫的，是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另一支系子孙——黄帝部族。 那么，庖犧氏和女娲氏，是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呢？ 庖犧氏和女娲氏分道扬镳之后，庖犧氏，就去草原上放牧去了；女娲氏，就造出了三足炊具。 那么，在女娲氏造出三足炊具之前的，使用瓦罐的时代，他们，就还是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大地湾文化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就出现了一期陶片，到第五文化层，就是标标准准的仰韶文化了。 而第四文化层，就是距今20000年至距今13000年；第五文化层，就是距今13000年至距今7000年。 那么，为什么会有距今13000年的第四文化层到第五文化层的变化呢？在两层文化相交的距今13000年这个时间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据彭金兰《西藏配枯错距今13000-4500年间的介形类及环境变迁》一文介绍，在距今13000-4500年期间，存在着六次较为明显的气候期。 其中，两次较冷的气候期，分别发生在距今12650-10600年和距今7300-6500年。 所以，为什么庖犧氏会到草原上去放牧呢？ 因为，距今20000年到距今13000年之间的农业发展，使他们的人口大量扩张，而距今12650年到距今10600年之间的低温气候，使他们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只能由农业生产转变为畜牧业生产。 可是，畜牧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效率，远远不如农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效率。 有限的土地，承载不了在前期的农业生产中发展过快的人口，怎么办呢？ 他们只好越过六盘山，前往河套平原，到更广阔的土地上，去寻找更广大的草原放牧。 这样的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我们看《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关于姬水和姜水，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已经是众说纷纭，遥不可考。 但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 这一点是可靠的。 那么，我们以古人叶落归根的心理推测，黄帝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就应该是在桥山一带。 相应的，少典氏和有嬌氏的生活地域，就离不开关中地区的西部和北部。 也就是说，姬水和姜水，逃不出关中地区的范围。 那么，姜水这个水名，是怎么来的呢？ “姜”，字形为一“羊”一“女”，牧羊之女也。 而“姜”与“疆”、“僵”同音，同音具有同义，表示姜水河，曾经作为疆界，划分利益范围；这里的气温，曾经很低，把整个世界都冻僵了。 所以，姜水河这个地名，很古老，古老到产生于距今12650-10600年，相对炎帝和黄帝，也是遥远的过去的一个低温时期。 这个姜水河的水名，揭示和印证了庖犧氏与女娲氏分道扬镳，从甘陕一带流落到北方草原，成为游牧民族的原因。 最后，我们看看女娲氏，为什么“娲”中有“女”，外面还要再配一个“女”字呢？ “娲”中有“女”，当然是说，这些制造三足炊器的人，是女人。 而“娲”字还要再配一个“女”，为“女娲”，这就和庖犧氏有关了。 为什么女娲氏“号曰女希氏”呢？ 我们看《三皇本纪》庖犧氏：“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在天下所有的部族中，庖犧氏部族，是最先有嫁有娶，进入父系社会的。 为什么庖犧氏部族，最先进入父系社会呢？ 我们看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从草原来。 草原上争夺牧场，与农业社会争夺田地不一样。 草原上争夺牧场，是只为一季，不为一年；是年复一年，夺了又弃，弃了又夺，反反复复的。 农业社会争夺田地，却是为了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一劳永逸；是一战定乾坤——我将你赶走了，你就休想再卷土重来。 所以，草原上的战争，相对比农业社会的战争，要频繁得多。 而战争，让女人走开。 这就导致，女人在草原上的地位，比在农业社会的地位，要低下得多。 所以，庖犧氏部族，就是最先进入父系社会的。 正是由于，庖犧氏与女娲氏再度相逢的时候，庖犧氏部族是父系社会，女娲氏部族是母系社会，所以，庖犧氏就显得男性化，女娲氏就显得女性化。 这就是女娲氏之“娲”，还要再配以“女”的原因。 而了解到女娲氏部族是母系社会，庖犧氏部族是父系社会，我们就又知道，为什么《国语·晋语》曰：“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少典氏是庖犧氏后裔，有嬌氏是女娲氏后裔；他们一个是父系社会，一个是母系社会。 所以，同样是父为少典氏，母为有嬌氏，而如果是女嫁男家，其子女，就是属于少典氏；如果是男走女家，其子女，就是属于有嬌氏。 所以，“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第五节 燧人氏 知道了庖犧氏和女娲氏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庖犧氏，是东北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女娲氏，是西部陕甘地区半坡文化的主人。 他们都是华胥氏和宓犧氏的后裔。 他们兄妹，是在距今12650-10600年左右分别；又在距今7300-6500年左右重逢。 他们的分别，是因为气候变化；他们的重逢，同样是因为气候变化。 在距今7300-6500年左右，为了对抗气候的变化，寻求更好的、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他们兄妹，从各自高纬度与高海拔地区，分别、不约而同地向低纬度和低海拔的河北、河南地区发展。 那么，当时的河北、河南地区，原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早在距今10500~9700年左右，河北省保定地区，就出现了属于新石器文化的南庄头文化。 南庄头遗址 距今9000-7800年，河南地区有贾湖文化。
贾湖文化 而在距今7400-7100年左右，河北武安县地区也有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遗址 距今8000-7000年左右，河南地区有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遗址 但是，到了距今6400年前、后的时候，河南、河北地区，反倒没有什么文化能够和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以及陕甘地区的半坡文化相比肩了。 河南、河北地区的本土文化，在这时候，衰落了。 那么，河南河北地区的文化，是怎么衰落的呢？ 考古人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距今6400年的一座天盖墓，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 这个天盖墓中有龙图腾。 而龙图腾，在这之前，是只有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赵宝沟文化遗址才有。 这是龙图腾，第一次从东北地区来到中原。 这暗示着，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这时候来到了中原。 也就是说，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入侵中原，才导致了中原地区文化的衰落。 当然，孤证不立。 我们可以再看看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她们与赵宝沟文化的关系。 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最后岁月，分别是在距今7100年和距今7000年左右。 这时候，赵宝沟文化和半坡文化，刚刚分别在东北地区和甘陕地区兴起。 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6400年左右；半坡文化，距今6800─6300年左右。 也就是说，在赵宝沟文化兴起100年之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相继灭亡了，她们从北到南，灭亡的时间，也是相距100年。 磁山文化遗址，不是一个居住性的遗址，倒像是一个为了坚壁清野，而打造的专门用来储藏粮食与财物的仓库性遗址。 这个遗址，只有两座房址，却有很多的大小不一的窖穴。 这些大小不一的窖穴中，存放有至少5万公斤以上的粮食，和几十个有规律地集中摆放的劳动工具之组合。 这种房址数量与财物数量上的不匹配，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是十分地动乱，以至于让人们，不屑于给自己打造良好的永久性的居住环境，反倒是更注重于掩蔽和储藏自己的财物，以便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迅速地逃走，待敌人离开之后，自己又能够回来，找到自己所掩藏的财物。 特别是，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块玉。 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万年古玉 但是，玉石文化，不是磁山文化的特征，反倒是赵宝沟文化的至爱。 磁山文化中，除了出土过这一块玉之外，再没有出土过其它的玉器，证明磁山文化的主人们，喜欢玉石。 反倒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是明显地崇尚玉石文化的。 而且，这块玉的历史，有10300年之久。 这与磁山文化本身距今7400-7100年的历史，是不合拍的。 这都让我们思考，是不是磁山文化的主人们，在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反复冲突的过程中，有胜有败；这块玉，就是他们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作战，取得胜利之后的战利品。 但是，磁山文化遗址的主人们，显然是属于最后的失败者。 他们，要么是直接被敌人消灭；要么，是自己所开发的土地，被敌人所占据，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他们的这么多的粮食，还没有食用；他们的这么多的工具，还保存完好，而他们的人，再也不能和他们的财产在一起。 《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关于燧人氏，《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即心宿)，下察五木，以为火也。” 这里所说的燧人上观的辰星，所对应的是什么地方呢？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墟也；陈，太皞之墟也；郑，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 意思很明白，大辰即大火，宋国国都商丘，是大辰星的分野。可见燧人氏观辰星的位置，在宋国商丘(今商丘睢阳)境内。 商丘市商丘古城西南3里处，有燧皇陵，始建于何时，已经无从知晓。 燧人氏，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钻燧取火而得名。 而他之所以为王，当然也是因为，他发明了钻燧取火，导致了部落的强盛。 那么，燧人氏的强盛，是在什么时候呢？ 《古史考》云：“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使(是)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日燧人。” 以燧人氏所在的地理位置，他们应该就是生活在渔猎时代。 因为，商丘附近，在古代都是湖泽，是发展渔猎生产的好地方。 燧人氏部落因为强盛，所以，能够在渔猎时代，占据相对渔猎生产来说最好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部落，是否到了农业生产时代，也能够保持强盛呢？ 考古学的事实证明，农业生产，不会起源于渔猎生产相对最好的湖泽地区。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都是处于山区，华胥氏所在的甘肃天水，也是属于山区。 这些山区，是最早的陶器和农业生产的发源地。 为什么，陶器和农业生产，是发源于这些山区，而不是发源于有利于渔猎生产的湖泽地区呢？ 这里面，是有一个“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原理，存在于其中的。 正是由于湖泽地区的人们日子好过，他们，就不会去思考和探索其它的生活出路。 正是由于山区里的人们日子难过，他们，才会积极地去探索其它的生活出路，才会制造陶器，开发出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 而一旦农业生产开发出来，它就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对渔猎生产，形成降维性的打击。 所以，燧人氏到农业生产时代衰落，他这个渔猎生产时代的王，被农业生产时代的庖犧氏所取代，就是必然的。 但是，燧人氏，是不是直接被庖犧氏所征服的呢？ 这倒不一定。 因为，庖犧氏部族入主中原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很久了。 燧人氏，应该是早已在中原地区原住民内部的部落竞争中，就衰落了。 第六节 太极与五行 《三皇本纪》曰：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 《三皇本纪》还曰：“共工氏，······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 这里，我们首先要问，庖犧氏“木德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注春令”？还有，共工氏“以水乘木”又是什么意思？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女娲氏要“聚蘆灰以止滔水”？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极”与“五行”。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太极图》。
太极图 为了理解《太极图》的意义以及她的来龙去脉，我们再看一幅从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的图片。 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在看了《太极图》和“人面鱼纹彩陶盆”图片之后，我们还要看一幅考古人员常常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所见到的壁画。 这幅壁画，人们通常称之为“伏羲女娲交媾图”。 伏羲女娲交媾图 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太极图》，是否与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中的“人面鱼纹”，具有相通之处呢？ 《太极图》好像是表现两条鱼之间的对立统一；而“人面鱼纹彩陶盆”图片中的“人面鱼纹”，就不是好像，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几条鱼之间的对立统一，并且，不是两条鱼，而是四条半鱼。 那么，为什么《太极图》和“人面鱼纹”图片要表现鱼和鱼之间的对立统一？鱼代表什么？ 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太极图》，是道士们所使用的符，她是与神灵相关的。 而“人面鱼纹彩陶盆”，在半坡文化遗址里，是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的，它也是与神灵相关的。 所以，鱼，在这里是代表什么？ 鱼，在这里就是代表神灵。 鱼，就是半坡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 半坡文化的主人是马家窑文化之主人的祖先，就是女娲氏。 鱼，就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 为什么传统文化中，有“鲤鱼跳龙门”的说法呢？ 那就是因为：鱼，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龙，是庖犧氏部族的图腾；后来，庖犧氏部族的后裔黄帝部族显赫起来，女娲氏部族的后裔炎帝部族衰落了；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们就认为，庖犧氏部族的神灵高级一些，自己部族的神灵太低级了；于是，他们就希望，自己部族的神灵要升一升级，也变成庖犧氏部族的神灵；这就产生了“鲤鱼跳龙门”的想象与说法。 蛙，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 而我们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就看到大量的蛙纹，不是表现的大肚皮弱四肢的生殖崇拜，反倒是表现的细肚皮强四肢的力量崇拜。 马家窑文化蛙纹彩陶 这就是“青蛙跳龙门”的证据。 这样的蛙，就是“龙蛙”。 这和“鲤鱼跳龙门”一样，也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们，对他们部族的图腾产生了失望，而不由自主地要皈依于庖犧氏部族的图腾——龙图腾的表现。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图片，其实是当时的祭师们作法时，所装扮的傩面。 这个傩面上的所有象符，都是具有神意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鱼是一种图腾、一种神灵之后，我们就知道，《太极图》和“人面鱼纹”，都是表现一种人神相通的意识。 那么，这种意识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 “人面鱼纹”太过复杂，我们一句两句，似乎很难说清。 而《太极图》又太过简单。 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却又似乎，越是缺少探寻其内涵的线索了。 倒是那幅《伏羲女娲交媾图》，好像既不是那么复杂，也不是那么简单，正好让我们能够抓住其中的什么线索，来进行研究。 为什么，人们称那幅图是《伏羲女娲交媾图》呢？ 因为，传说，伏犧氏是“蛇身人首”，女娲氏也是“蛇身人首”，而那幅图中，两个“蛇身人首”的蛇尾，交缠在一起，像是在交媾，所以，人们就称其为《伏羲女娲交媾图》。 “蛇身人首”就是图腾，就是神灵。 而且，她是宓犧氏的图腾，她是宓犧氏的神灵，她比女娲氏的鱼图腾和鱼神灵，还要早。 而因为她和鱼，都是女娲氏部族的图腾与神灵，只不过是年代不同，有先与后的区别而已，所以，她和鱼，实际上是可以通用的，是可以相互取代的。只是看，什么时候，使用哪一种更合适罢了。 而我们在《伏羲女娲交媾图》里，是否可以看到，比《太极图》更多的我们可以抓住的用以探寻其内涵的线索呢？ 《伏羲女娲交媾图》里的伏羲和女娲，人面相对，两尾交缠，这不和《太极图》一样，是表现一种对立统一吗？ 但是，《伏羲女娲交媾图》里的伏羲和女娲，还各持“规矩”，相互向对方示意。 显然，他们是在相互“讲规矩”。 而“规矩”，是一种什么东西？ 手中所持的“规矩”，有形；口中所讲的“规矩”，有形吗？ 真正的“规矩”，是手中所持的“规矩”呢？还是口中所讲的“规矩”呢？ 手中所持的“规矩”，只是一种示意，一种象形而已；真正的“规矩”，是口中讲的“规矩”； 她是隐藏于人的头脑中的；她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形而上。 而形而上的东西，要靠什么来显现呢？要靠什么来落实呢？ 当然是要靠形而下来显现，是要靠形而下来落实，是要靠力量与秩序来落实。 所以，就有下面的伏羲女娲的双尾交缠——尾巴代表秩序，代表力量。 这就是说，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我们对立统一，到底以谁的规矩为准呢？ 这就要看各自的秩序，要看各自的能力，要看各自的秩序之执行能力，要看各自的形而下。 所以，《伏羲女娲交媾图》里的伏羲女娲双尾交缠，其实是一种斗法，是一种较量，是双方为了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各自确立自己的规则之地位，而进行的能屈能伸的缠斗。 《伏羲女娲交媾图》里，有阴阳，伏羲在左为阴，女娲在右为阳。 为什么伏羲在左为阴，女娲在右为阳呢？ 因为，伏羲的实力强，秩序执行力强，使他的“规矩”就相对稳定；而女娲的实力弱，秩序执行力弱，其“规矩”就相对动摇。 但是，反者道之动。 正是因为女娲的“规矩”受到了伤害，所以，女娲，就相对具有壮大自己的秩序执行能力，从而恢复自己的“规矩”的动力。 于是，女娲反倒会相对发展，伏羲反倒会相对停滞。 这就导致这个对立统一关系最后的——阴盛阳衰。 这就是《伏羲女娲交媾图》里，伏羲为阴在左，女娲为阳在右的原因。 那么，对比《伏羲女娲交媾图》，我们再来看一看《太极图》。 《太极图》左边的阳鱼，是否就是伏羲？《太极图》右边的阴鱼，是否就是女娲？ 阳鱼之阴眼在上，是否说明其实力强，秩序执行力强，相对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就规则稳定？ 阴鱼之阳眼在下，是否说明其实力弱，秩序执行力弱，相对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就规则动摇？ 但是，阳鱼在左，鱼尾向下，是否说明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阴鱼在右，鱼尾向上，是否说明反者道之动，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当然，在《伏羲女娲交媾图》里，伏羲和女娲的周围，还有着充满想象力的环境。 而《太极图》的阴阳鱼之外面，似乎是空无一物。 这恐怕，还要依靠读者们，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去予以弥补吧？ 对立统一，是否可以产生和存在于真空之中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说完了《太极图》，我们就再来看《五行图》。 五行的相生相克 顾名思义，《太极图》在于“极”，《五行图》在于“行”。 所以，《太极图》相对为静性，表现为阴；《五行图》相对为动性，表现为阳。 所以，《太极图》是表达关系的存在形式，《五行图》是表达关系的变化形式。 但是，存在形式是形而下，变化形式是形而上。 形而上，是离不开形而下的；变化形式，也是离不开存在形式的。 所以，《五行图》，虽然主旨上是表达关系的变化形式，是表现一种形而上，但是，她里面必然还有形而下，必然还有一些存在形式作为表现的基础。 这不，《五行图》中的金、木、水、火、土，不就是五种存在形式吗？ 而仔细地分析一下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存在形式的性情，再联系一下《太极图》，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五行图》中的这五种存在形式，与《太极图》中的五种存在形式极其相似？ 《五行图》中的金木和水火，有固态和变态之别，《太极图》中的鱼眼为不变之圆点，鱼体为可变之三角，这不也有固态和变态之别吗？ 《五行图》中的金强木弱，水重火轻，《太极图》中，不也是黑眼在上表现为强，白眼在下，表现为弱，白鱼下落，显示其重，黑鱼上扬，显示其轻吗？ 所以，《五行图》中的金，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眼——它是强者的规则；《五行图》中的水，就是《太极图》中的白鱼——它是强者的秩序与能力；《五行图》中的木，就是《太极图》中的白眼——它是弱者的规则；《五行图》中的火，就是《太极图》中的黑鱼——它是弱者的秩序与能力；《五行图》中的土，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白鱼之合体——它是一个新的高层次的规则及其秩序与能力，就是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三”。 也就是说，《五行图》，也是表达一个对立统一关系，也是表达一个关于规则与秩序的对立统一，只不过，她主要是表达规则与秩序之间的生与克，表达所有的规则与秩序的变化倾向。 但是，当我们了解了以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为内容的《五行图》，我们，是否就是了解到了《五行图》的全部呢？ 噜（NO)噜（NO)噜（NO）！ 我们可曾知道，《五行图》是产生于何时？ 《五行大义》记载： 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干名也。”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天干地支》是大桡依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而创作出来的。 那么，“五行”与“斗机”，就必定不是大桡所创作，也不是大桡那个时代的人所创作。 因为，大桡依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而创作出《天干地支》，那就说明，“五行”和“斗机”，在当时就是十分成熟的理论，并且，她们的地位，还要高于《天干地支》。 而如果是大桡或大桡同时代的人创作了“五行”和“斗机”，为什么大桡创作《天干地支》能够青史留名，而创作“五行”和“斗机”的人，却不能够青史留名呢？ “五行”和“斗机”，显然是比《天干地支》出现得更早，以至于早到，人们不知道其作者是谁。 大桡是黄帝时代的人物，那么，“五行”和“斗机”，就必定是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以至于更早的时代。 那么，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五行图》中，会有“金”吗？ 《拾遗记》曰：“神农采峻岭之铜，以为器。”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 史籍记载中，最早的金属铜，是出现在神农氏时代。 而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是所言非虚。 考古发现，中国地区最早的金属铜，是出现在距今6600-6400年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出土了一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 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管状物 到距今5000年的甘肃东乡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则又出土了一把由单范铸成的青铜小刀。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 这就是说，金属铜产生于神农氏时代，但是，神农氏时代的金属铜，只是作为器在使用，并没有作为兵在使用，只是到黄帝战蚩尤的时代，金属铜，才发挥出了兵的特性。 而《五行图》中的“金克木”，这个“金”，显然是具有兵的属性的。 那么，具有兵的属性的“金”之概念，能够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吗？ 没有现实中的形而下，怎么会有概念中的形而上呢？ 所以，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五行图》中，不可能会有“金”这个概念。 那么，黄帝时代之前的神农氏时代或更早的时代，《五行图》中，能够和“金”一样，与“木”相克的，又会是什么呢？ 那当然只能是“石”这种东西了。 金属出现之前，可以等同于金属工具使用的，就是石器啊，就是石刀、石斧啊。 晋朝张华《博物志》说：“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石流精以生水”，显然是古人们从陶器的煅烧中，所得到的感悟。 再加上“石刀”“石斧”这些日常器具所表现出来的“石克木”的印象，古人们，因此就产生《五行图》中的与“金”相似的“石”之概念，从而创作出最初的《五行图》。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了解到《五行图》产生于黄帝时代之前，以及这之前的《五行图》中，没有“金”，却有“石”，我们就能够理解，前面的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共工氏的“以水乘木”；女娲氏的“炼五色石以补天”、“聚蘆灰以止滔水”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五行图》中的石、木、水、火、土五种性情，分别对应于一个对立统一系统之时空关系中的四季和四方，以及整个对立统一系统的周流与协调，其中，木对应春季，居于东方，火对应夏季，居于南方，石对应秋季，居于西方，水对应冬季，居于北方，土周流四季，居于中央；所以，在一个对立统一系统的时空轮回中，木，就是最开始承接整个时空系统之运气的主角。 而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等于是一个旧的时空系统走完了其四季轮回，接下来，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空系统的四季轮回了。 在这个新的时空系统的四季轮回中，庖犧氏部族抢得先机，成为这个新的时空系统四季轮回中的第一任霸王，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部族的性情与德运，是“五行属木”，他们这一代王，也就是“木德王”。 既然他们是“木德王”，他们的运气就在于春季，那么，他们当然就要“注春令”了。 注，就是将液体由上往下、垂直如柱地灌入器皿；春，当然是春季；令，就是上级向下级授命，作出权威性的指示。 “注春令”的意思，就是强令整个时空系统中的运气，像硬邦邦的柱子一样，直达他们庖犧氏部族德运所系的春季。 那么，共工氏“以水乘木”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共工氏“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 要了解共工氏“以水乘木”的意思，首先就要了解共工氏与祝融氏的关系。 祝融，就是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举行祭祀，要准备开展农业生产。 那么，在女娲氏所在的时代，在庖犧氏“木德王，注春令”的情况下，谁有资格祝融呢？谁又没有资格祝融呢？ 当然是入主中原，“木德王，注春令”的庖犧氏有资格祝融；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河南地区的原居民们，就没有资格祝融。 那么，相对于庖犧氏这个祝融，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河南地区原居民们，就是什么呢？ 被他们所征服的河北、河南地区原居民们，就是共工。 共工就是奴隶。 所以，以祝融与共工的这种关系，我们再来考虑，在祝融氏这个“木德王”压迫下的共工氏，为什么“以水乘木”。 因为，“五行”之中，“水生木”，木是靠水来滋润和养活的；那么，祝融氏为“木德王”，祝融氏部族的德运“五行属木”，他们共工氏不就为“水德奴”吗？他们共工氏部族的德运，不就是“五行属水”吗？他们共工氏部族与祝融氏部族的关系，不就是“以水乘木”吗？ 所以，正是因为共工氏“以水乘木”，他们才会“乃与祝融战”。 我们再来看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聚蘆灰以止滔水”是什么意思。 “五行”之中，“石生水”，“火克石”，如果人们“以火克石”，使得“石不能生水”，那不就是“炼石补天”，就能够“消弭洪水”吗？ “五行”之中，“火生土”、“土克水”，如果通过焚烧芦苇“以火生土”，那么，生出来的土，不就可以实现“以土克水”吗？ 所以，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聚蘆灰以止滔水”，这都是在根据“五行原理”，进行“抗洪救灾”啊。 第七节 东封泰山 《三皇本纪》记载：庖犧氏“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这里的“陈”，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地区；“都于陈”，就是以淮阳为都邑。 “东封泰山”，就是去泰山封禅。 “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就是庖犧氏的江山，只一百一十一年就崩溃了。” 为什么庖犧氏要“都于陈”呢？ 为什么庖犧氏要“东封泰山”呢？ 为什么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呢？ 从地理环境来看，庖犧氏“都于陈”的原因，一则是河南淮阳，为整个河南河北地区的中央地区，在这里便于联络和控制整个中原地区；再一个，就是她与山东之间，没有大的山川阻隔，便于庖犧氏部族对山东地区作战，和前往山东地区进行“泰山封禅”。 庖犧氏“东封泰山”，那是因为，泰山是天下以河北、河南为中原地区的东方山系之最高山峰，是人们在东方的最佳祭天之处；而庖犧氏为“木德王”，他们部族的德运“五行属木”，他们部族的神灵是要“木居于东”的，所以，他们部族就要“东封泰山”，就要以东方的泰山，为他们部族的神山。 而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就正与他们的“东封泰山”，有着莫大的关系。 唐朝诗人李郢，有一首《上裴晋公》诗曰：“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天上玉书传诏夜，阵前金甲受降时。曾经庾亮三秋月，下尽羊昙两路棋。惆怅旧堂扃绿野，夕阳无限鸟飞迟。” 这首诗中的“龙马精神海鹤姿”一句，明显是一句用典之辞，是以“龙马精神海鹤姿”的状态，来形容裴晋公的精神风貌。 那么，这个“龙马精神海鹤姿”的用典，出于何处呢？ “龙马”，就是一种龙。 这种龙，不是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恐龙，也不是赵宝沟文化遗址中的猪首蛇身之龙，也不是红山文化遗址中的蛇龙和猪龙，更不是黄帝时代之后的云龙，它就是濮阳西水坡遗址里面，那种扬子鳄配马鬃的龙。 所以，一个“龙马”，就点出了这个用典，是出在庖犧氏入主中原之后，作为祝融氏统治中原的时期。 而“龙马精神海鹤姿”，明显地是用一种浪漫的抽象手法，所描写的以“龙马”为图腾的祝融氏，与以“海鹤”为图腾的某一方势力之间的一种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战争。 那么，那个以“海鹤”为图腾的那一方势力，会是谁呢？ 是与祝融氏相对立的共工氏吗？ 共工氏是被祝融氏部族所征服的河北、河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的居地大部分并不靠海，所以，他们的图腾，不大可能是“海鹤”。 既然其图腾是“海鹤”，那么，这个图腾的崇拜者之居地，就理当大部分靠海。 也就是说，庖犧氏部族从北方而来，他们只有向东，去与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作战，才可能遇到以“海鹤”为图腾的对手。 那么，“海鹤”，就只能是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图腾了。 事实上，北辛文化的主人们，确实是钟爱于鸟类。 1983年，长岛县北庄遗址，就出土一件作为炊煮器的鸟形鬶，现藏于长岛县博物馆。 长岛县北庄遗址鸟形鬶 这就是说，“龙马精神海鹤姿”，描述的是一场祝融氏部族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之间，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战争。 那么，祝融氏部族，真的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发生过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战争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山东地区，有“泰山石敢当”的习俗。 直到如今，网上还有售卖“泰山石”的商家，其石头图片上，往往就要写上“泰山石敢当”几个字。 网上售卖的“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什么？为什么是“泰山石”“敢当”呢？ 联系到古老的“五行”文化和庖犧氏为“木德王”、“东封泰山”的历史记载，我们就会想到，因为庖犧氏是“木德王”，其德运为“木运”，而“木居于东”，他们部族之神灵所居住的正位在东方，他们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与神灵，就要去“东封泰山”。 可是，他们去“东封泰山”时，那泰山，是无主之山吗？ 泰山周围，就没有当地的原住民吗？ 考古学的事实证明，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和庖犧氏部族的赵宝沟文化，是同时代的文化。 北辛文化的起止年代，是距今7300年-6300年左右；赵宝沟文化的起止年代，是距今7200-6400年左右。 显然，庖犧氏“东封泰山”的时候，山东地区，是有原住民居住的。 而且，这些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肯定也是要以他们当地的这个最高山峰泰山，为他们部族的神山的。 这样，庖犧氏部族，不就会与当地的原居民们，发生冲突吗？ 他们，不就会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发生冲突吗？ 所以，正是因为庖犧氏“东封泰山”，他们就与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发生了一场“龙马精神海鹤姿”的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中，庖犧氏部族是进攻者，是不可一世的霸王，那么，北辛文化的主人们，要怎么应对他们呢？ 北辛文化的主人们，要以什么样的信念，要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来进行这场战争，以捍卫他们部族的主权，维护他们部族的尊严呢？ 因为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木运”，而“石克木”，所以，要对抗庖犧氏部族之“木运”的威胁，抵抗庖犧氏部族的武力侵犯，就只有靠自己部族的“石气”，去克服庖犧氏部族的“木气”，从而提高自己部族的士气了。 而泰山，是自己部族的神山，最好的对抗庖犧氏部族之“木气”的“石气”，当然就是泰山上的石头之“石气”了。 所以，就有“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就是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以自己部族之神山——泰山上的石头之灵气，去阻挡作为“木德王”的庖犧氏部族的“木运”之妖气。 而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是山东地区的原居民——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他们就相信，他们部族的德运，就是“石运”；他们的“石运”，可以阻挡和克服庖犧氏部族的“木运”之妖气。 “泰山石敢当”的习俗，也就由此在当地代代相传。 与“泰山石敢当”的习俗相对应，考古人员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的主人们“炼石补天”的习俗。 他们的这个“炼石补天”，可不是女娲氏为了制服洪水而进行的“炼石补天”。 因为，女娲氏是为了制服洪水才“炼石补天”，所以，女娲氏不会经常性地、有规律地“炼石补天”，女娲氏也就不会有专门的“炼石补天”的场地。 而红山文化的主人们，是有专门的“炼石补天”的场地的。 牛河梁遗址“炼石补天”的祭坛 牛河梁遗址中，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是一座人工筑成的、海拔高度564.8米的小山。 整座小山，为正园丘形的土石结构，中央部分为夯土土丘。 土丘外围包砌石，中央土丘直径40米。 土丘外包砌石范围在直径60100米之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最开始发现这座小山的时候，山上，有许多疑似“炼铜”器具的水桶大小的坩埚。 然而，如果是真的为了“炼铜”，为什么要专门筑造一座小山，到山上去“炼铜”呢？ 显然，这个遗址的宗教意义，大于其“炼铜”的意义。 或许，在这里，真的能够炼出铜来，但是，“炼铜”之人的真正目的，可能不是为了“炼铜”，而是为了“炼石补天”。 为什么红山文化的主人们，也要“炼石补天”？而且，他们的“炼石补天”，比女娲氏还要更虔诚，更正规呢？ 这恐怕与他们的祖先，在山东战场上的惨败，不无关系。 他们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木运”，而山东人的德运为“石运”。 “石克木”。 正是山东人的“石运”，克制了他们庖犧氏部族的“木运”，才导致了他们庖犧氏部族，在山东战场上的惨败。 所以，他们庖犧氏部族的后裔，就要年复一年地举行“炼石补天”的仪式，以通过“以火克石”，来防止他们部族的“木运”，再次被时空系统中，过于旺盛的“石气”所克制。 当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年复一年地举行“炼石补天”的仪式的时候，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则在极力地要增补自己体内的“石气”，而压制自己体内的“木气”。 考古发现，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与他们的祖先之间，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没有口含石球，以及拔掉自己的两颗牙齿的习俗，但是，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早期，这种习俗，就突然地、普遍性地在北辛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中，产生了。 那么，这种拔牙与口含石球的习俗，是因何而来呢？ 她又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联想到“泰山石敢当”，联想到《五行图》中的“石克木”，联想到庖犧氏为“木德王”，联想到庖犧氏“东封泰山”，我们就能够想到，庖犧氏部族的德运为“木运”，山东原居民部族的德运为“石运”，庖犧氏部族与山东原居民部族，曾经发生过一场彪炳史册的“龙马精神海鹤姿”的战争。 这些习俗，就是那场战争，在人们的精神上留下的烙印。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主人们口含石球，就是为了增强自己体内的“石气”。 他们拔掉自己的两颗牙齿，就是为了减少自己体内的“木气”。 而他们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北辛文化的主人，曾经和作为“木德王”的庖犧氏部族，发生了一场的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石木大战”。 第八节 以济冀州 《三皇本纪》记载：“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由于文中提示，“其事出《淮南子》也”，所以，老曹就根据文中的这个提示，去查看《淮南子》一书的原文，发现，司马贞在“以济冀州”这一句中，有意无意地漏掉了“杀黑龙”三个字。 《淮南子》一书中的这一句，原本是“杀黑龙以及冀州”。 那么，根据《三皇本纪》庖犧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的说法，“黑龙”，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就是庖犧氏部族中的一支“龙师”，女娲氏“杀黑龙以及冀州”，就是为了打击庖犧氏部族，而渡河前往河北。 而庖犧氏部族，就是祝融氏部族。 所以，女娲氏“杀黑龙以及冀州”，就是前往河北，去帮助共工氏部族打击祝融氏部族。 那么，由此，我们就要问，女娲氏部族的领地，当时是在哪里呢？她们是从哪个地方渡河，去河北帮忙共工氏部族打击祝融氏部族的呢？ 因为她们“以济冀州”，而“济”，就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以统一的节奏发劲，整齐划桨，强渡激流的意思。 所以，在她们前往河北的路上，一定有一条河。 那么，这条河，是那一条河呢？ 恰好，她们“以济冀州”的“济”，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水名吗？ 这样，我们就不由得想到，中国古代的“四渎”之一——“济水”了。 中国古代四渎
按照古人的说法，中国古代有四渎，分别是：“江、河、淮、济”。 “江”，就是长江，为南渎；“河”，就是黄河，为西渎；“淮”，就是淮河，为东渎；“济”，就是济水，为北渎。 在这“四渎”之中，最为奇怪的，就莫过于北渎济水了。 北渎济水之所以奇怪，并不是因为，另外的三渎如今还依然健在，它却已经消失；而是由于，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成系的一条水流，并不是真正的“一渎”。 我们从地图上看，济水，与黄河交叉。 黄河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就呈西南——东北方向，往渤海而去。 而济水的很小一部分，就在黄河西边，大部分，却在黄河东边。 所以，它明明就是两条河流。 两条河流各自具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终点。 黄河西边的一条小河，是发源于王屋山，流入黄河；其东边的一条大河，则是发源于黄河旁边的湖泊与沼泽，几乎与黄河平行地流入渤海。 但是，这样的并不相干的两条河流，却被人们通过想象，而生拉硬拽到一起去，变成了一条河流，形成了“一渎”。 济水，在《尚书·夏书·禹贡》中的记载为：“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595页，则是这样介绍济水的：“济水，古水名，发源于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今黄河下游河道，即原来济水的河道。河南济源，山东济南、济阳、济宁，都从济水得名”。 有人在网上介绍说：“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其源头之水，在黄河北部以地下河的形式，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济渎)、龙(龙潭)两条河流，向东不出济源市境，就交汇成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就叫沇水。至河南省温县之西北部，始名济水。然后，这条济水又第二次潜流地下，穿越黄河，在黄河之南的郑州荥阳市，再次神奇地浮出地面。在流经新乡市原阳县时，这条河流第三次伏行，至山东定陶县，与北方的济水会合，形成巨野泽，百折入海。” 人们评论：“济水三隐三现，神秘莫测”。 面对这些说法，老曹也认为，这也确实是够“神秘莫测”的。 然而，济水在黄河以北，“以地下河的形式，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济渎)、龙(龙潭)两条河流”，这样的说法，尚且可信，因为，毕竟黄河以北的地势较高，有存在地下暗河的条件。 但是，在黄河以南，《尚书·夏书·禹贡》中的记载为:“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在黄河南边荥阳溢漫成泽，在陶邱以北的地方，又形成河流”，怎么可以理解成“穿越黄河，再次神奇地浮出地面”，又“三次伏行，至山东定陶县，与北济会合”呢？ 要知道，荥阳，在古代是“荥泽”，作为一个沼泽与湖泊，它直接就可以孕育出河流，怎么可能还有河流，在它的下面“伏行”呢？ 其实，对于济水感到奇怪的，不但有作为现代人的老曹，比老曹早得多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问他的大臣许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水甚细而尊四渎，何也?” 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在古代宗教社会中的地位，非常地煊赫与尊崇。 今天河南省济源市城北的济渎庙，就坐落于济水之源济渎泉水涌出的地面上，是为祭祀济渎神“清源王”而建筑的。 济渎庙占地120余亩，建设规模宏大。 它不仅是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之一，也是现今“四渎”之中，惟一保存较好的祭祀庙宇。 那么，对于李世民的提问，许敬宗是怎么回答的呢？ 许敬宗回答说:“渎之为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 这也算是一个回答。 然而，这个回答，能令人信服吗？ 济水，真的是“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吗？ 那么，古人是如何知道其“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的呢？ 其实，不要说古人不可能知道济水为什么“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就是现代人，也不可能知道。 因为，济水根本就不是什么“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她其实根本就是两条河流，却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一条河流。 那么，为什么济水是两条河流，却会被人们认为是一条河流呢？ 这恐怕，还得从济水这个“济”字的历史渊源，去寻找线索。 “济”，本义为动词，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以统一的节奏发劲，整齐划桨，强渡激流的意思。 这就是说，这两条河流之所以被命名为“济水”，就是因为，在这两条河流上，都发生过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以统一的节奏发劲，整齐划桨，强渡激流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三皇本纪》记载：“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历史上与“济”相关的历史事件，只有女娲氏“以济冀州”，被载入史册。 那么，女娲氏是从什么地方“以济冀州”呢？ 我们通过考古遗址，看女娲氏部族从甘肃、陕西向河南、山西发展的态势，他们“以济冀州”的地方，不正是应该在河南省河源市的沇水之下游吗？ 所以，沇水的下半段被称为济水，那不正是由于女娲氏“以济冀州”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段河流之上吗？ 那么，为什么在山东那边，与古黄河平行，从南向北流入渤海的那一条河流，也被称为济水呢？ 那就应该是，共工氏部族在女娲氏部族的帮助下，打败了河北的黑龙氏部落之后，就又迅速地强渡这条河流，进入山东，与山东地区的祝融氏部族的部队进行决战。 为什么共工氏部族会进入山东，与山东地区的祝融氏部族的部队进行决战呢？ 因为，这时候的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正在山东，与山东地区的原住民——北辛文化的主人们进行一场“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大战。 共工氏部族，就是乘着祝融氏部族后方空虚，然后，洪水爆发，也不利于祝融氏部族之主力部队的回撤，所以才举行起义的。 而他们的起义，又得到了女娲氏部族的强力支持。 所以，他们就乘胜前进，渡河去帮助山东地区的原住民们，与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 这样，将山东与河北分开的那一条河流，后来就也被称为“济水”。 由于相距遥远的两条河流，因为同一个历史事件，而被命名为同一个名称，都被称为“济水”，所以，后来的人们，就干脆把它们想象成是同一条河流，同一条——“济水”。 这样，才有了这条“济水”的“三隐三现，神秘莫测”，才有了这条“济水”的“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 “济宁”，这个地名很有意思。 “济”，是众人在同一船上喊着号子，以统一的节奏发劲，整齐划桨，强渡激流的意思；“宁”，是“贮”的本字，本义是将宝贝等贵重珍宝，储藏在精致的木匣抽屉里。 那么，“济宁”，就是众人强渡激流之后，贵重珍宝就得到了很好保存的意思。 这不就是说，是共工氏部族强渡激流，支援山东地区的原居民，在这里打败了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从而使山东地区的原居民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保卫了自己的家园，贵重珍宝得到了保存吗？ 当然，没有史籍记载，济水，是因为女娲氏“以济冀州”而得名。 没有考古发现，证明济水，是因为女娲氏“以济冀州”而得名。 没有史籍记载，济宁，是因为共工氏援助山东而得名。 没有考古发现，证明济宁是因为共工氏援助山东而得名。 没有史籍记载，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拔除门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和祝融氏部族打仗，他们自认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于“石运”。 也没有考古发现，能够证明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和祝融氏部族打仗，他们自认为他们部族的德运属于“石运”。 然而，又有谁能够证明，济水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得名？ 又有谁能够证明，济宁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得名？ 又有谁能够证明，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口含石球，拔除门牙，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们说，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就是水；有人说，这不对，这不“科学”，只有证明液体里面的元素是由氢和氧组成，才能确定它是水。 小鸟说，我看到树干上的那个地方，和其它地方不一样，那里的树皮下面一定有虫子；蚂蚁说，这不对，这不“科学”，一定得等我进入树皮的里面，找到了虫子，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虫子。 中医说，病人感冒，是外感风寒；西医说，这不对，这不“科学”，“科学”发现的“事实”是，病人的体内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 中国人说：“年、月、日”；西方人说：“日、月、年”。 中国人说：“中国制造”；西方人说：“制造在中国”。 中国人讲“阴阳”，西方人讲“科学”。 在西方人、以及一些皈依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人士看来，因为，“阴阳”不“科学”，所以，“阴阳”就不是真理。 然而，当面对疫情，“科学”的西医迟迟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阴阳”的中医却能够立竿见影，大大地缓解疫情时，“科学”的真理性，又在哪里？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讲“阴阳”的中华文明，都是遥遥领先于讲“科学”的西方文明，那时候的西方的“科学”之真理性，又在哪里？ “阴阳”与“科学”，只是两种角度不同的思维方式，她们都能够通向真理，但她们本身，都不是真理。 “阴阳”，是人们以事物本身为原点，向外看，然后认识事物；“阴阳”，就是人们把看到的事物与其环境作比较，从而认识到事物的特征与性质。 “科学”，是人们从事物的表面向内看，然后认识事物；“科学”，就是人们把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解，从而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组成结构。 角度不同，都有自己看得到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凭什么把“科学”当真理，把“阴阳”当成是“不可理喻”呢？ “阴阳”性的思维方式，固然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全部，她所得出的结论，固然不能等同于真理，然而，她至少是追求到了部分的真理，她能够为我们追求到全部的真理，指明方向。 “科学”性的思维方式，固然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内部，但是，事物的内部，并不等于事物的全部，事物的内部，是要受到事物外部之环境影响的，看到了事物的内部，并不等于是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最多，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真理而已。 所以，“阴阳”需要“科学”补充，“科学”也需要“阴阳”补充。 而在实际的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看到事物以及事物的环境，而不容易看到事物的内部。 所以，先用“阴阳”性的思维方式掌握一部分真理，再通过所掌握的一部分真理，去进行“科学”性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全部的真理。 这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没有掌握全部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部分的证据，来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这不“科学”；但是，她很“阴阳”，她并不是完全不能通向真理。 啄木鸟并不是只有看到虫子，才能够断定树皮下面有没有虫子。 这是因为，它判断树皮下面有没有虫子的标准，和蚂蚁判断树皮下面有蚂蚁虫子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执迷于只有“科学”才能够通向真理的人，那是有病，得治。 第九节 以立四极 《三皇本纪》曰：“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这一段话中，共工氏“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前面已经讲过；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聚蘆灰以止滔水”、“（杀黑龙）以及冀州”，前面也已经讲过；剩下还有“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和女娲氏“断鼇足以立四极”、“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这几句话没有讲。 “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这句话，显然是描述共工氏“乃与祝融战”的结果，就是说，共工氏虽然没有战胜祝融氏，却也撞垮了祝融氏本来就不周全的江山，使得天下大乱。 为什么祝融氏的江山不周全呢？ 因为，祝融氏部族的神位，应该在东方泰山，可他们并没有完全占领泰山，而是在与山东土著们激烈争夺泰山，他们部族的神位没有归于正位，所以，他们的江山不周全。 “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这句话，其中的第一个“天”，应该是“于”字的错写。 这句话，其实应该是“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就是天下恢复了秩序，规则照旧不变的意思。 那么，女娲氏“断鼇足以立四极”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鳌”，就是海中畅游不羁的巨龟大鳖。 “鳌足”，就是巨龟大鳖身下的那四条腿。 “断鳌足”，显然就是要让巨龟大鳖安定下来，不再在海中畅游不羁。 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显然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把天下比喻成一个巨龟大鳖，而把当时天下的四大部族——女娲氏部族、祝融氏部族、共工氏部族、山东土著部族，比喻成天下的四条腿。 “断鳌足”，就是要让天下的这四大部族各自收敛性情，不再相互攻伐了。 只要天下的四大部族不再相互攻伐，天下，就安定了，人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关于女娲氏的这个“断鳌足”，有考古出土的文物证明，是确有其事的。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里，就出土有“无足玉龟”。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无足玉龟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中，也出土有“无足玉龟” 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无足玉龟” 还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遗址里，虽然没有出土“无足玉龟”，却也出土有龟壳。 龟壳，不也是无足的么？ 只是，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并不崇尚玉石文化，所以，他们就不会制作“无足玉龟”罢了。 而龟壳的出土，与无足玉龟相印证，也就能够说明，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也是具有“断鳌足”之理念的。 这就是说，女娲氏“断鳌足”，其实是向天下发出了一个倡议，提出了一个号召，而她的这个号召，也是得到了各方响应，并且成为了天下的共识。 当然，有人会说，玉石文化属于庖犧氏部族的文化，加上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龟壳，这也只能算是庖犧氏部族和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部族两个部族响应了“断鳌足”的号召，反倒是发出这个号召的女娲氏部族自己，他们后来的庙底沟文化中，却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文化迹象，还有共工氏部族所在的河北、河南，也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文化迹象，这，又怎么解释呢？ 老曹认为，庙底沟文化，由半坡文化转变而来，又从甘陕晋地区扩展至河北、河南地区，这就是女娲氏“以济冀州”之后，他们部族的文化，和共工氏部族的文化发生了同化——庙底沟文化，就是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同化后所共有的文化；而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之所以没有“无足玉龟”或龟壳一类“断鳌足”的文化痕迹，是因为，神农氏部族，当时拥有炎帝职位，共工氏部族，当时拥有后土职位。 现在的北岳恒山，还有后土夫人庙。 北岳恒山后土夫人庙 为什么北岳恒山会有后土夫人庙呢？ 这是因为，北岳恒山，是共工氏部族的神山；后土夫人，就是共工氏部族的首领。 后土就是司土，司土就是司地。 神农氏司天，共工氏司地，他们一个是炎帝，一个是后土，就相当于后世神话中的一个是龙王，一个是龟丞相。 我们从贾湖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龟壳中，就可以知道，龟，是古代中原地区人们的通灵之物，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因为，最早的丞相——后土，就是由以龟为图腾的共工氏部族的首领所担任的，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丞相，就是龟，为龟丞相。 由于创造庙底沟文化的两大部族——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的首领，除了管理各自的部族之外，在天下，还有更高的职位——炎帝与后土，所以，他们就不屑于以“无足玉龟”或龟壳，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也就是说，“无足玉龟”或者龟壳，在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都是显示墓主的身份，为他们部族的首领。 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的首领，不屑于以“无足玉龟”或者龟壳来显示自己的身份，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接受“断鳌足”的理念。 那么，“立四极”又是什么意思呢？ “极”，就是承载物品的木架子。 “四极”，就是四个承载物品的木架子。 “立四极”，显然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将天下四大部族比喻成四个具有承载力的架子，让他们各负其责、各自保持独立、也相互尊重其他部族的独立。 显然，这是一个与“断鳌足”相配套的倡议与号召。 那么，这个“立四极”的倡议与号召，结果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四灵神兽吧。 四灵神兽 四灵神兽，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 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灵神兽代表四方之神，具有正气镇煞的作用。 其中，青龙，就是东方之神，对应东方的天上七宿；白虎，就是西方之神，对应西方的天上七宿；朱雀，就是南方之神，对应南方的天上七宿；玄武，就是北方之神，对应北方的天上七宿。 那么，大家可曾知道，这四灵神兽，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东南西北四岳。 东岳泰山 西岳华山 南岳衡山 北岳恒山 东南西北四岳，分居四方，分别是当年四大部族的神山。 其中，东岳泰山，是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神山；西岳华山，是神农氏部族的神山；南岳衡山，是伏犧氏部族的神山；北岳恒山，是共工氏部族的神山。 如果我们仔细品味一下“四岳”的每个山岳之名称，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东岳，之所以名为泰山，应该是因为，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也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以“泰山石敢当”为信念，抵抗住了当年的祝融氏部族，也就是庖犧氏部族的进攻，“降妖除魔”，赢得了他们部族之命运的通泰，所以，他们就命名他们的神山，为泰山。 泰山之名，一是纪念他们祖先的功绩，二是祝愿他们部族的族运，永久通泰。 泰山还有一个名称，叫岱山。 这个岱山，应该就是庖犧氏部族“东封泰山”的时候，给这座山所取的名号，意思是，他们部族在渔猎时代过去、农业时代到来的这个新时代里，成为了新的天下霸主，所以，他们的部族之神，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神，他们就命名他们部族的神山为岱山。 但是，庖犧氏部族，也就是祝融氏部族，并没有完全占领泰山，反倒是在与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争夺泰山的过程中，打了败仗，甚至连老家也回不去了，他们的王，被迫带领一部分人逃向湖南。 所以，岱山的这个名号，也就没有被叫响，只是作为泰山的别号，而时常被后世的一些喜好玩弄典故的文人骚客们所引用。 西岳，之所以名为华山，应该是因为，西岳是女娲氏部族，也就是后来的神农氏部族的神山。 女娲氏部族，原本与庖犧氏部族是同胞兄妹，都是华胥氏和宓犧氏部族的后裔。 庖犧氏部族离开他们的老家成纪——如今的甘肃天水秦安地区之后，女娲氏部族“代宓犧立”，顶立着华胥氏和宓犧氏部族的门户。 他们的祖先是华胥氏，所以，他们就命名他们的神山，为华山。 南岳，之所以名为衡山，应该是因为，祝融氏逃到湖南，变为伏犧氏之后，并不甘心失败，还是念念不忘重新回到中原、称霸四方、制衡天下，所以，他们就命名他们部族的神山，为衡山，以激励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忘初心。 衡，就是制衡天下的意思。 北岳，之所以名为恒山，应该是因为，共工氏部族作为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区的原住民，他们曾经被庖犧氏部族所征服，好不容易赶走庖犧氏部族，赢得了独立自主，他们庆幸自己的江山失而复得，惟愿江山永恒，所以，他们就命名自己部族的神山，为恒山。 比较扎眼的是，共工氏部族的领地，大部分在河南、河北的中原地区，为什么他们的神山，却被选择在偏远的北方呢？ 很显然，庖犧氏部族，就是从燕山之北南下入主中原的，而且，庖犧氏部族的后裔，也大多数还是生活在燕山之北，为了防止庖犧氏部族的后裔再度南下入侵中原，共工氏部族，就不得不把自己部族的防御重心，设立在北方，所以，他们的神权与政权机构，当然就会随着他们的防御重心，也是设立在北方，以随时能够及时地应对来自于燕山之北的威胁。 东南西北四岳分别为四大部族的神山，那么，他们四大部族的神灵，也就是他们的图腾，分别是什么呢？ 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的图腾是海鹤，伏犧氏部族的图腾是蛇，神农氏部族的图腾是蛙，共工氏部族的图腾是龟。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其中的青龙，不就是伏犧氏部族的图腾蛇吗？其中的朱雀，不就是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海鹤吗？其中的玄武，不就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龟吗？ 只有白虎，与神农氏部族的鱼或者蛙，沾不上边。 这是什么原因呢？ 听说过“鲤鱼跳龙门”吗？见识过“青蛙转龙蛙”吗？ 因为女娲氏和神农氏部族的神灵，太过阴柔，就连他们自己的后裔们，也不喜欢，所以，就导致他们的图腾后来发生转化。 那么，为什么会转化成白虎呢？ 我们看看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 这个天盖墓中，是不是有左青龙，右白虎？ 有人会说，不对啊，这明明是右青龙，左白虎。 其实，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是人们面北朝南时候的左青龙，右白虎。 而这个墓主，是头朝南，脚朝北的。 所以，就搞成了这个右青龙，左白虎的样子。 这个天盖墓中有青龙白虎，却没有朱雀玄武，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这个天盖墓，出现得太早了，早到朱雀、玄武，还没有与青龙、白虎组成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星宿文化，是起源于庖犧氏部族，而庖犧氏部族，原本的思想意识中，是没有把共工氏部族和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纳入到他们庖犧氏部族以及女娲氏部族的平等并列之地位的。 在庖犧氏部族的思想意识中，原本只有他们庖犧氏和女娲氏部族的神灵，才是分列东西，地位平等的。 而他们不喜欢女娲氏部族的神灵太过阴柔，所以，他们就自作主张地，将女娲氏部族的神灵换成了白虎。 后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庖犧氏部族的后裔，就接受了女娲氏部族“立四极”的思想，从而将共工氏部族的图腾，和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纳入和他们庖犧氏以及女娲氏部族部族的图腾平等的地位，这才有了东南西北四灵。 而在这东南西北四灵中，原本大汶口文化之主人们的神灵，是在东方，也就是朱雀应该在东方，为什么四灵中的朱雀，却在南方呢？ 这是因为，他们庖犧氏部族属于“木德王”，他们庖犧氏部族的神灵青龙，要占据东方，所以，朱雀，就只能去南方。 所以，四灵，是由东南西北四岳的神灵演化而来的；四灵，是庖犧氏部族的后裔，接受了女娲氏部族“立四极”的思想的结果。 而“四极”既立，“中”，就必然在其间。 在我们在领略东南西北四岳之间的对称性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在四岳之中，还有个中岳嵩山。
中岳嵩山 那么，这个中岳嵩山，是哪个部族的神山呢？这个中岳嵩山的神灵是什么呢？ 中岳嵩山，不是哪个部族的神山，她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神灵。 中岳嵩山，其实就是“以立四极”的结果。 “四极”既立，就必然要有一道“中气”，贯穿其间，以确保各方之间关系的融洽。 所以，中岳为“嵩”，她就是最高；她就是在四岳之中、在四岳之上。 从庖犧氏入主中原、称霸天下，到女娲氏“杀黑龙以及冀州”、“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下，不但在文化上有了一个“中道”思想，更在政治上有了一个“中道”体制，中华民族，就从此诞生。 不过，这时候的“中道”思想，还很稚嫩；这时候的“中道”体制，也很柔弱。 所以，她注定要经历发展，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练。 但是，既然“中道”已立，她也就必然会砥砺前行，必然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回环之中，步步升级，御行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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