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文学史上，19世纪是一个矛盾而耀眼的时代。那时候人们的创作技巧尚未完全脱离古典主义的影子，依然相信沉浸在黄昏中的贵族传统；那时候人们的创作思想已经遭遇现代危机，开始思索受苦受难的人生因何而有必要存在。而在这些作者中，写出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位，独特的风格以及对灵魂最有深度的拷问使他与托尔斯泰齐名，进而受到尼采与卡夫卡的推崇。那一代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用一种全新技巧避免小说人物成为作者的提线木偶一般来说，以前的小说都有一个主人公，通过他的成长或者对某些事件的参与，来反映鲜明的主题。但是这些小说一般有个问题，就是场景比较戏剧化，人物形象片面，配角为主角服务，主角为作者服务，他们或许代表着忠义、或者代表着邪恶，总之是类似道具形式的，一种情感形象的具体化。这个时候，作者是立于人物之上的，掌握着生杀大权，人物很像是作者操控的傀儡。 如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发现，他的小说充满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意识，而作者是隐居在幕后的，只起着一个协调作用。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尊重所有人的个性，把所有话语放到平等的位置上，不急于流露自己的观点，也不绑架人物，而让人物自己为自己说话。因此，这些人物也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或者主角光环，作者给予他们同等表达思想的权利。比如卡拉马佐夫三个兄弟，代表着三种不同性格，有人暴戾有人谦逊，但作者并不对谦逊的一方做出特殊照顾，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心结，只肯做自己性格允许自己做的事情。  这样的一种小说写作方式，巴赫金称它为“复调小说”，这个名词取自音乐，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个旋律交织在一起，大家都对生命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并没有谁对谁错。即使人物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作者完全不符，作者也会尊重并保留下他的语言。新的艺术视觉的出现，影响了小说原有的叙述方式，这种意识的多重交流，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主人公自我的意识大大加强。他们深入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探索，精神痛苦不堪。这样人物的形象也并非根据情节确立起来，而是通过思想的交锋。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笔下的人物一种慷慨的开放关系，作者舍弃了自己传教，舍弃了背后的议论，甚至舍弃了叙述视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了一个生活窘迫的大学生，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后开始了漫长的自赎之路的一个事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本打算用第一人称，这对于传达主人公的感觉来说，有着更强烈的主观色彩，更能使人们代入到角色中去。但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得作者很难去客观描写其他人物。所以他舍弃了这方面的优势，而通过复调结构创造出完全有别于主人公的，但同样精彩的角色。有花光了家产的酒鬼，有为了家庭而献身的妓女，只有我们真正清楚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对他们抱以最大限度的同情。  他的复调小说的结构像是一面镜子，他要做的不是批判什么赞同什么，而是展现什么，使一切人的问题都展现出来。所以他的小说场面看起来有些混乱，因为交织着互相矛盾的观点，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因素，而缺少一个主题思想。他不像有的作家那样挑选材料，而是将所有材料都放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所有材料中的所有人都在说话，实际上是一种对话的艺术。如果小说减少了情节上的铺陈，那么只能往纵深发展，所以也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思想小说和哲学小说，不同于托尔斯泰那样描写整个俄国社会状态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是深度，是对宗教和人类灵魂的拷问。所以复调小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纵向，是思想上的曲折离奇，这是只有将人物“放养”才会出现的状况，也正因为此，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盛名，并被后世模仿。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特性首先，如前面所说，他笔下几乎都是一些有思想的人。他的主人公是脱离了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处于一种特殊关系里面。在思想的威力面前，他一筹莫展，因为他失去了传统，只能被思想所左右。实际上生活着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思想，小说写的也不是主人公的生平，而是苦恼。思想成了描绘对象，成了塑造主人公形象的中心，而外部世界则失去了色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很少有对外部世界的描写，《罪与罚》那么大的篇幅，能够使人留意的场景也无非就是狭窄的楼梯和街道。他要写的是一片虚置的、不依靠建筑而存在的大地，是卡拉马佐夫亲吻着、哭泣着的大地，世世代代的俄国人都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思考。而为了展开这种思考，常常需要对立的思想，也因为此，他的人物总是成对出现。他总是要从一处矛盾中引出两个人来，从而表现共时和对峙。但是这种对立不会出现胜负之分，实际上所有的人物都处于一场未完成的对话中，他们从别人的话中得到启发，进而辩解或完善自己的观点，每个人并非自说自话，他们会根据对方的语言时刻更新自己的表述。这样一来，人物反而是因为对手的存在而得以确立，也即是说多股思想在辩论中逐渐得到完善和回归，而非此消彼长。 再者，他的人物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焦虑。传统而古老的社会本来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大家各扫门前雪，互不往来，而资本主义消除了世界隔绝的状态，破坏了体制内在的自足性。资本主义把一切都融合起来，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再没有任何分野。这些世界尚未失去原有的面貌，但是不得不处于一种整体话语中。资本主义在俄国形成了一场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它把各个地位的人放到了一起，有钱的没钱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虽然阶级悬殊，但都在一起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就是这样一种场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互相碰撞，很快就会滋生矛盾，他的人物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不适和不满。  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因为有着较高的思想，所以普遍抗拒外界的判断。一般小说我们读完后都会反思主人公是一个怎样的人，并通过他的一些行为予以佐证。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好比读《地下室手记》时，我们简直无话可说，因为人物似乎比读者更清楚，他懂得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圈子，他对自己的内心或精神病理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认知，他对自己的性格特征和悲剧性能够做出冷静判断，他甚至对后世关于自己的评价都了若指掌。因为他们竭力挖掘自己的性格，并且不断反思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导致别人无法插话。 让我们看一下《地下室手记》里主人公的一段话：“也许你们会轻蔑地摇着脑袋对我说‘这样您竟不感到害羞，不感到有损尊严。您渴望生活，可自己用混乱的逻辑解决生活问题……您确实想说点什么，但因为害怕而不敢说出最终意思，那是因为您没有把它说出来的决心，只有怯弱的厚颜无耻。您夸耀您善于意识理解，但您只能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思考，但是心理因为堕落变得阴暗了。您多么令人厌烦，总是纠缠不清，撒谎作势！’” 他会准确的意识到别人对他的看法，进而提前给出解释。于是作者把最后定论的权利留给了人物，似乎除了人物自己，谁都没有资格对它们做出判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很多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原型，但是这些原型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某本著作中的思想。比如《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原型，是马克斯·施蒂尔涅在他的论著《唯一的人及其所有权》里表述的思想；还有拿破仑三世在其《尤里·恺撒传》一书发挥的思想；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思想原形是《革命者问答》；《少年》里韦尔西洛夫的思想原形来自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小说家，还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并在《时代》《作家日记》上发表过相关文章。 最后，他的人物普遍拥有宗教情结。尼采说上帝已死，当整个社会进入暴乱，当作恶的人不会被惩罚，善良的人一生劳苦，人们的信仰开始出现动摇。《罪与罚》中大学生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则是一种对上帝的越权，既然世间没有了对错标准，那么人完全可以任意行事，但是最后他终究没逃过自己的良心。  《一个荒唐人的梦》这本书中也描写了这样的考验，梅尼普体决定自杀前，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乞讨的小女孩，他粗暴地将她推到一边，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准则和义务。他冲着孩子尖声大叫，说告诉你，别说可怜你，就是卑鄙勾当在你身上我也干得出来，因为再过两小时就全完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又后撤了一步，开始思考上帝问题。正是一切都被允许了，道德约束不住人类的时候，上帝才不再是一个神仙的概念，而是和良心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悬置在这样的痛苦下，上帝虽然死了，但是上帝的位置依然摆在那里，人们明知道上帝不存在还是必须要信仰他，因为那里可以带来慰藉和救赎。换言之，上帝在不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良心的归属。他们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真理，而不是逻辑上的真理。 三、技巧与人物结合下产生的作品风格当人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经常把他的小说和欧洲的一些惊险小说扯上关系，这点并非没有道理的，运用惊险题材确实是他作品的一大风格。在复调小说的结构中，更容易隐藏真相，因为作者抛弃了上帝视角，而让人物自己说话，这时候就会出现经典的不可靠叙述。因为人们说的话可能是只对自己有利的，把所有信息拼起来都不见得能拨云见日。真相扑朔迷离时，就会产生惊险的氛围。  再者，论起惊险小说的主人公，通常说不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主人公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特征，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的遭遇里充满着人间罪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罪行的酷爱者，他最负盛名的几本小说基本都是讲罪行，满是对自杀和弑父的讨论，而且他小说的人物同样无根，这样才能与各种奇特事情相遇。惊险的情节更容易扣人心弦，而且可以通过罪恶催发出同情的火花，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惯于写路上的乞丐和被拯救的女婴等奇遇，他喜欢在平凡生活里加入种种奇遇，种种非人的磨难，然后对陷入其中的人投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他的小说世界亦庄亦谐，故事上显得通俗传奇，而思想上则闪灼着动人的光辉，他用极端的环境去催产极端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狂欢化的推崇。因为多个人物的同时参与，导致场面混乱，所有人都在做狂欢演出。在狂欢中，人们之间再无隔断，他们确立了新的关系，不再有等级制度划分，而只有思想的高下。狂欢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民主，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的潮流打破多重壁垒闯进生活，自由不拘、狂飙猛进的情感融入文学。但是自17世纪以后，狂欢形式趋于没落，人们广泛注重理性，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重新发掘。这种狂欢式的交流，实际上和古希腊有着深厚渊源，它类似苏格拉底的对话体，那是较早的文学体裁，内容只有对话，争辩的都是生与死、光与暗等哲学问题。思想因为需要延续对话而不能片刻停滞，只能一直往前流动。而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等在对话的盛宴里保持平等交流。 狂欢式还表现在对梦境的运用。《罪与罚》里的主人公杀死老太婆后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又在相同的场景下行凶，但是老太婆被砍后却发出“咯咯”的笑声，他用尽全力一砍，最后连整个屋子里都响起了笑声。把笑与死亡结合起来，正是狂欢的特色，狂欢敢于嘲弄一切。  小说《白痴》里的狂欢化则表现的更为具体，梅思金伯爵一切行为都表现的不合时宜，他的情敌曾试图谋害他，最后杀死了他心爱的女人，但是他却对那个情敌怀着手足之情。甚至在他心爱的女人被杀后，他对情敌的手足之情竟然达到高峰。 仇恨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同情，狂欢里无时无刻不在彰显本应该两极对立的事物之间的亲昵，诞生——死亡、少年——老年、悲剧——喜剧，对立面走到了一起，荒谬癫狂，但却隐约藏有某种生活表层皮肤之下的真实。 总结首先，我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新形式，这种形式表现为众多思想聚在一起平等对话，于是他从音乐里借了一个概念，将小说中的这种情况称为复调。复调结构的特点是避免小说人物成为小说作者的话筒，他们要为自身说话而不是为作者说话。  其次，我们着重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共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只有在他的小说中才是常见的，它们使人物更加具有辨识度。并且通过特点的总结，能让读者更好的把握陀氏小说的神韵。 最后，我们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用了复调的结构，在结构里注入与罪行有关的思想独白，使得小说具有两种鲜明倾向，一是惊险化，二是狂欢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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