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世族：六朝美学的基础

中国古代审美艺术研究

世族：六朝美学的基础

李修建

摘  要

世族是理解六朝美学的重要基础。世族形成于东汉时期，以政治权势、经济实力或文化资本获得世族地位。九品中正制以及庄园经济又为世族地位提供了政策保证和经济支撑。世族虽结为共同体，却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某种程度上是人才之争，所以重视家族子弟文化素质的培养。六朝人物品藻，大大地刺激了士人之间的审美竞争。如此以来，遂形成为世族中人所认可和标榜的美学品味。此一世族品味，便是六朝美学的主要体现。

汉末六朝近400年间，可谓大混乱的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内部争权夺势，骨肉相残，外部民族割据，战乱不已。如西晋短短五十年，“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1]，“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纷纷扰扰，生民涂炭，士无全者。战争、灾害与死亡，乃是一种常态。在社会结构上，秦大一统时代形成的皇权衰落，世家大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支配着政治，垄断着经济，掌握着文化，又通过把持选官晋升之途，将寒门排斥在外，更以相互通婚往来缔结，形成相对稳定的世族共同体。世族深刻影响了六朝社会的政治局势、经济形态与文化格局，是我们理解六朝文化的重要基础。钱穆先生曾指出：“六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一分之功绩。”[2]钱穆先生之论，可谓切中肯綮。的确，我们讨论六朝学术与文化，世族乃是认知基础，六朝美学研究，同样如此。下面分三个方面，对于世族及其与美学之关系，加以探讨。

[1] （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记》，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页。

[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7页。

一  世族的形成

周代的世卿制度造就了众多贵族,其后，春秋战国的纷纷战乱，随着秦王的一统天下而终结。秦历二代，起于草莽的刘邦又实现统一建立西汉。秦汉使用行政手段，大迁六国贵族、豪富名家，以达强本弱末之效。如此，西周以来世卿贵族阶级的势力几无。汉初大臣，多出身寒微，有“布衣卿相”之称。随着西汉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新兴贵族阶级又浮出历史地表。这些社会新贵多为富商大贾、地方土豪、世官之家。王亚南先生在论及汉魏六朝官僚的贵族化时指出，“两汉前后统治四百年，虽中经王莽的篡乱，但很快就中兴起来。同一王朝统治如此之久，其间又有相当长期的承平安定局面，在最大官僚头目的帝王及其皇族，固不必说，即在中上级的官僚们，都无形会由生活习惯、累世从政经验，乃至相伴而生的资产积累等方面，产生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和阶级意识。而他们藉以干禄经世的儒家学说，更无疑要大大助长那种优越阶级意识的养成。”[1]很好地解释了汉代世族形成的心理过程。从经济与政治方面来看，一方面，经济贵族占据相当部分，另一方面，西汉的外戚之家及任子制度，使得许多家族世代相承为达官显宦，又促生了大批政治新贵。王莽变法因大大地触动了新贵们的利益，受到激烈反对，以失败告终。此后，光武刘秀在众多豪门世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汉政权。

如此以来，东汉世族得到进一步发育成长。其途径不外三种：

其一，依靠经济实力。两汉农业耕作灌溉等技术较前代大有发展，加上税制极利地主，因此土地兼并情况严重，使东汉产生了大量资产甚丰的豪富，其周围聚结着大量奴役、佃农、部曲、门客，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

其二，依靠政治势力。东汉继续实行任子制度，这使得高官显吏可以世代绵延，此外，东汉设太学，仕宦之家子弟皆有特权进入，而朝廷官吏多出其间，这就便得太学成为官宦子弟进入仕途的保证。东汉世代为官的家族已很普遍，如南阳新野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2]再如扶风茂陵耿氏（《后汉书》卷十九），扶风平陵窦氏（《后汉书》卷二三），安定乌氏、梁氏，汝南汝阳袁氏等，这些世族显贵不唯拥有权势，并且拥有大量门生故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其三，依靠文化资本。两汉学术集中于经学，不少经学大家父子相递，累世传业，生徒上万人者在在有之。经学世家，构成一种学术垄断，这一文化资本很容易会转化为政治权势，尤以孔氏、伏氏等儒学世家为著。孔子后裔绵延不断，战国秦汉以来，世代以经学显世。如陈涉时有博士孔鲋；汉惠帝时有博士孔襄；汉武帝时，孔安国、孔延年为博士；延年之子孔霸为昭帝时博士；霸之子孔光历成、哀平三帝，官居丞相、太师等职。孔安国之后，孔氏子孙以传古文《尚书》与《毛诗》知名，孔霸七世孙孔昱，少习家学，征为议郎，“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3]济南伏氏亦长久存在，伏生以传古文《尚书》知名，其九世孙伏湛，少传家学，弟子常有数百人，伏湛之子孙皆传家学，史载其名者，有湛之弟伏黯，湛之兄子恭，湛之子翕、翕之子光、光之子晨、晨之子无忌等，“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云。”[4]这些儒学世家，能够支配一时之思想，左右一方之风气，对社会会造成重要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5]钱穆先生亦曾指出：“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但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6]

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权力，又相得益彰，齐头并进，因经济实力可进入仕途，因政治权势亦能占据大量资财，而二者皆能保证家族子弟得到良好教育，具备高级文化素养，从而成为文化贵族。而最终，决定士人贵族身份的，是其文化教养。[7]

六朝世族多承两汉世族，在汉代即已显达。如琅邪王氏，自西汉王吉开始，绵延不绝，至西晋王祥，宗族更得振兴，东晋王导、王敦时期，家族势力达至最高峰，此后代不乏人，乃六朝第一望族。再如清河崔氏，东汉时即为山东望族，北魏至隋唐时期，更成为北朝第一世家，时有崔、卢、李、郑之说。当然，亦有其他新兴世族，依靠军功或者卓越子弟而跃升为望族行列者。如陈郡谢氏，在东晋之前名声不彰，虽有谢鲲，乃一玄学名士，地位不高，至谢安、谢万、谢石、谢玄诸人出，淝水之战大获成功，谢氏一跃成为与琅邪王氏并称的顶级大族。

日本学者川胜义雄从汉末乡村秩序重建的角度，分析了六朝贵族制社会的形成。他强调了知识阶层在乡邑重建过程中在上层和下层权力之间的媒介作用，“成为权力媒介层的知识阶级，一方面与下层权力的地方大姓相比占据着优势，掏了他们的强大化——领主化，另一方面又作为下层权力的代表者，也就是所谓‘民望’，支持着上层权力，同时也限制了其权力扩张。要之，知识阶层形成为‘士’这一身份阶层，以此为基础，又建立了文人贵族制社会。”[8] 其说或有可商之处，不过他强调了士人与文人的核心地位，即六朝世族社会是以文人为主导。

毫无疑问，世家大族是六朝社会的核心力量，成为政权的实际支配者。魏晋政权之获得，除曹魏以外，全都仰赖世族支持。曹操出身低微，与世族关系较为疏远，且其以法家为主的政策，对豪强贵族多有抑制打击。其他如蜀汉刘备，本身即为世族，诸葛亮亦为世族出身，刘备妻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孙吴政权更是依靠江东世家维持，“昔吴之武烈，称美一代……有诸葛、步、顾、张、朱、陆、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称制南州。”[9]晋取魏而代之，是出身世族的司马氏对出身寒门的曹氏的胜利，其间得到了不少世族的支持。[10]东晋政权之建立，更是凭靠世族的力量，[11]“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便足证琅邪王氏的影响力，而倚身江南的东晋王朝，亦仰赖江南世族的大力支持，如顾、贺二氏，最为得力。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2] （南朝宋）范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19页。

[3]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孔昱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13页。

[4]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8页。

[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0页。

[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页。

[7] 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指出：“不过分地说，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参见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9页。

[8] [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9]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陈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6页。

[10] 陈寅恪先生更是从阶级立场出发，指出了此点，参见《陈寅恪六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11] 田余庆先生提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道出了东晋政权与世族之紧密关联。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4版。

二  世族地位的制度保障

六朝世族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有赖于九品中正制、庄园经济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保障。

汉代的人才选拔，所谓乡举里选，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这套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之上，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地方才俊能够得到大家公认。陈群所创设的九品中正制，沿续的是这一思路。汉末大乱，人民流离，于是分别在州郡设立大中正和小中正，中正参考乡论，对当地人物品定乡品，任官时以为参考。宫崎市定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明确了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指出乡品二品的人物，任官时会授予低四品的六品官，以后官阶会升迁到二品官为止。[1]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如果照章进行，人才不致被埋没。事实上，在施行之初，确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2]。如西晋何攀为梁、益二州中正，史称其“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乂、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3]。身为中正，访贤举能，使人才无滞漏，本为其责任所在，而正史特表称之，说明如何攀能履行本职者已属珍贵。

九品中正制的设计初衷虽好，在执行过程中却必不可免地向当权者，或曰世家大族严重倾斜。由于担任中正者基本出身世族，而其权责又缺乏制衡，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定会偏袒世族子弟。由于世族之间通过缔结婚姻等手段，已结成一相对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更使得中正的徇私成为必然之势。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在西晋初年已尽得显露，卫瓘、刘毅、段灼等人都上书予以痛责，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卫瓘指出：“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刘毅认为：“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天下讻讻，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 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段灼亦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5]虽然诸人言辞激烈，但所述为不争之实情，晋武帝对这些上表虽亦表示嘉许，但世族之力量已远超皇权所能驾驭，因此九品中正制已然无法废除。

世族中人不惟能够通过九品中正制获得好的品级，在任官制度上也颇受优待。世家子弟在“起家”即入仕之初，多任秘书郎、著作佐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清官”。秘书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阁的四部书籍。著作佐郎员额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国史和皇帝起居注。它们都是位闲廪重的清贵之职，须由世家子弟担任。以晋人为例，何劭之子何遵起家散骑黄门郎，杜预起家尚书郎，王济起家中书郎，郑默起家秘书郎，刘隗起家秘书郎，荀蕤起家秘书郎，王羲之起家秘书郎，王恭起家佐著作郎，嵇绍起家秘书丞，何澄起家秘书郎等。再如梁武帝萧衍任命吴郡张率为秘书丞，对他说道：“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6]任命刘孝绰为秘书丞，对人言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7]陈宣帝欲用钱肃为黄门郎，询问蔡凝的意见，蔡凝正色回答：“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8]世族子弟除了享受职务优待，在入仕年龄上亦有明显倾斜，“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9]寒门子弟，三十岁以上才能进入仕途，并且只能从小吏做起，收入很少，事务繁杂，称为“浊官”。此种情形，正是左思在《咏史》之中所感叹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世族之间，常通过姻亲关系结成共同体。世族缔结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如东晋王谢两大家族，多有姻亲往来。[10]北魏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两大家族同样相互联姻。门户不称者，则很难结上关系。桓温为东晋枭雄，出身谯国龙亢，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然而在魏晋时期桓氏已经衰微，东晋名士多以兵家子轻看桓温。宋代汪藻《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一世为桓荣，五世显赫，而第六世人物却空缺，据田余庆的考证，所缺人物应为因曹爽之狱被杀的桓范。[11]桓范之后家族中落，桓温之父桓彝在东晋虽预名士之流，但因族单势孤，不为时人所重。虽然桓温雄起一时，却无法改变他的门第，当他为子求婚于长史王坦之之女，王坦之回来与父亲王述商量此事，“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12]这段故事颇富戏剧性，精彩而生动地表明了六朝婚姻重门第。王述貌似过激的反应，实则维护了家门的荣誉和尊严。婚宦非类者，则会受到排斥和嘲笑。如东晋杨佺期，出身弘农杨氏，乃汉太尉杨震之后，其曾祖杨准曾任太常，杨氏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时人以其门第比琅邪王珣，佺期犹恚恨不已。然而，因为他过江的时间较晚，婚宦失类，没能跻身世族共同体之内，因此常受时人排抑。

世族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宋书·蔡兴宗传》载：“太宗崩，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沈攸之同被顾命。以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13]梁武帝时期，出身武吏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受到宠幸，乞求武帝让他成为士大夫。梁武帝回答，此事由江斅、谢瀹决定，我没有发言权，让他自己去询问此事。纪僧真来到江斅家里，“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14]这些事件颇具代表性，表明世族身份是超越皇权之上，世代相沿而形成的，皇帝的命令，并不能让一个人成为士大夫。世族与寒门之间泾渭分明，身份上存在着巨大鸿沟，寒门子弟极少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即使寒人掌握了权势，亦不能与士族中人同席并坐，进行交往，更无论通婚之属了。唐代牛希济作有一篇《寒素论》，所述正是这一情形，文中提到：“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15]

庄园经济又使世族的经济地位得到了保证。世族拥有大型庄园，田产众多，仆役成群，甚至配备部曲家兵，不唯经济上自给自足，更能从事经营性活动，家族子弟的教育亦在其间进行，集生产、经营、防卫、教育于一体，从而形成具有独立体系的庄园王国。仲长统在《昌言》中对这一状况有细腻的描述：

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16]

豪族地主热衷于侵占山泽，吞并良田，畜养大量奴仆田客，进行农耕、养殖等活动，并将这些产品进行市场交易，以此贮积大量资财。江统在《谏愍怀太子书》中亦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社会问题：“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也，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17]如光武帝外祖樊重，善长货殖，颇富家业，“广起庐舍，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兵弩机械，赀至巨万。”[18]光武帝之子济南安王刘康，“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19]后汉大儒马援之子马防：“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20]类似情况在汉魏六朝非常普遍，我们所熟知的魏晋名士如王戎、王羲之、谢安、谢灵运诸人，都拥有大量田产。在仲长统笔下，对豪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资财山积，纵情声色，宴饮无度，对饮食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却作威作福，全然不顾底层民众之死活。东汉崔寔在《政论》中对此亦有沉痛揭露，他提到：“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21]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种状况的最佳写照。

抛却对社会分配不均的批判，应该看到，庄园经济为六朝士人广泛投入文艺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这也是六朝文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晋书》卷三六《卫瓘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58页。

[3] 《晋书》卷四五《何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1页。

[4]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3页。

[5] 《晋书》卷四八《段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47页。

[6] 《南史》卷三一《张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5页。

[7] 《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0页。

[8] 《陈书》卷三四《文学传·蔡凝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70页。

[9]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页。

[10] 《晋书·王珣传》：“珣兄弟皆谢氏婿。”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6页。

[1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家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世说新语》《方正》五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2-333页。

[13] 《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83-1584页。

[14] （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六《江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43页。

[15]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987页。

[16] 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0页。

[17]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7页。

[18]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93页。

[19]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济南安王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1页。

[20]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子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7页。

[21] 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0页。

三  才情与品味：世族之间的审美竞争

六朝时期，门阀世族堵塞了广大底层的上升之路，上下层之间缺乏流动性，无疑是一个相对僵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而言是缺乏活力的。寒门子弟无论怎样努力都难脱穷困，世族子弟无需努力即能养尊处优，则二者都会消极处世而不思进取。如果说世族社会还有活力的话，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族为了保证家族的绵延昌盛，会投入相当精力于子弟培养。世族的维系，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尤其是超拔的人才。一个家族如果人才辈出，自然会提升家族的整体力量和社会地位，家族中的中坚力量，如琅邪王氏中的王导，陈郡谢氏中的谢安，对于稳固家族的社会地位，更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二是世族之间的竞争。世族共同体的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各大族之间，以及皇权与世族之间，可谓充满张力，其势力此消彼长，暗潮涌动。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彼此之间处处存在竞争。此亦促发了世族对家族人才的重视。

六朝是一个重视“家”的时代，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由“家”构成的词组非常之多，如家道、家法、家风、家门、家国、家事、家祀、家讳、家君、家尊、家叔、家舅、家从、家兄、家弟、家嫂等。世族无不以家族利益为重，重视门第家风，对家族子弟的培养遂成为各大世族都需重要的问题。所谓“诗书继世长”，世族的绵延，仰赖文化的传承，只有成为文化贵族，才能获得社会地位。因此，培育子弟的文化素养，乃是子弟教育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那么，六朝时期的文化素养包含哪些方面？通过史传对重要士人的描述可以得知，以《晋书》为例，如西晋郑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陆机，“少有逸才，文章冠世”；傅玄，“博学善属文，解钟律”；王济，“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阮修，“好《易》《老》，善清言”；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谢鲲，“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王恬，“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庾亮，“善谈论，性好《庄》《老》”；王廪，“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谢安，“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成公绥，“博涉经传……词赋甚丽……雅好音律”……

综合相关史料，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博学。博览群书，精通前代典籍，尤其是经部和史部。第二，好《庄》《老》，能清谈。玄学是六朝的主流思潮，清谈是六朝士人最为热衷的活动，清谈需要精通玄学经典，还要反应机敏，能言善辩，最容易体现一个人的文化素养。第三，擅长写文章，有文学才华，或工诗文，或能著论。第四，精于音乐、书法或绘画，有艺术才能。第五，精于其他技艺，如围棋、射御、医学、历算。[1]

以上五点，大体可以概括士人文化素养的内容。很显然，这些素养，所突显的是人物的才情。人物之才情，虽有天生的成分，不过更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因此，才情之高下，能够表征家族教育的程度，进而反映家族的实力。琅邪王氏家族书法家辈出，陈郡谢氏家族文学家多有，其他家族无有出其右者，即能表明两大家族高卓的社会地位。

家族之间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是人才之争。人才之间的竞争，同样体现于文化素养的较量。如颍川庾氏为东晋大家族之一，庾翼精书法，年少与王羲之齐名，后来王右军的书名高居其上，庾翼内心颇为不平，与人作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这一故事，很典型地体现了六朝家族之间的文化竞争。

值得指出的是，六朝的九品中正制度以及人物品藻，大大地刺激了士人之间的审美竞争。人物品藻的对象，或是清谈能力，或是文学才华，或是风神举止，或是整体素养，易言之，同样是人物才情的比较。六朝时期，“风流”成为标示人物之才情的符号。一个士人，能有“风流”之誉，便可视为第一等人物。由此，为了彰显自身的风流才情，世族子弟无不着意于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对自我的身体语言与日常行止的修饰。如曹植在初次会见邯郸淳时，有如下举动，“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2]曹植的一系列举动，颇似行为艺术，以此标榜着自己高贵的出身和高雅的文化品味。曹植的行径很有代表性，如此以来，遂形成一种为世族中人所认可和标榜的美学品味。如何晏的傅粉、嵇阮的放浪、夏侯玄的雅量、潘岳卫玠的俊美、王导的清远识量、谢安的携妓东山、顾恺之的善画、支道林的养马、王徽之的好竹……皆为时人所欣赏。此一世族品味，便是六朝美学的主要体现。

概而言之，世族是我们理解六朝美学乃至六朝文化的基础，魏晋名士的风度，六朝文艺的繁兴，六朝美学的发达，皆与此息息相关。世族的势力，延续至唐代，科举制度虽造成了世族的衰退，然这一进程很是缓慢，晚唐的进士与高官，仍以出身世族者为多。[3]直至唐末五代，社会又遭大的乱局，世族受到极大摧残，“士族清流为之一空”，方才退出历史舞台。当然，世族只是我们理解六朝美学的基础之一，在思想层面则为玄学。再者，唐代的世族权势虽大，毕竟诸多寒士已经跻身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加上国势隆盛，思想多元，唐代美学的精神气象，已与六朝迥异了。

[1] 日本南北朝时代（1332-1392），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中有一段文字，对于当时理想的男性的文化素养，作了介绍，可兹参照。“我对于世上男子的期许，在于有修身齐家的真才实学，善长诗赋文章，通晓和歌乐理，精通典章制度，而能够为人作表率，这是最理想的。其次，工于书法，信笔挥洒皆成模样；善于歌咏，而能合乎音律节拍；对于席上别人的劝酒，如果推辞不了，也能略饮一点，以不伤应酬的和气，对于男人来说，这也是相当好的事。”（吉田兼好：《徒然草》，文东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 （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2页。

[3] “《旧唐书》中所载自肃宗以后至昭皇帝14朝人物共718人，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有492人之多，占总人数的69%，出身于中等家族的有109人，占14.5%，出身于寒素的有97人，占13.5%，其他3%是出身于蕃人和身世不明。……自肃宗至唐亡的宰相179人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有143人，占总人数的80%，出身于中等家族的有22人，占12%，出身于寒素的有12人，占7%，其他1%未到确定。”见梁庚尧：《中国社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81页。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