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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人的形象入书，是作家路遥喜欢的创作方式。路遥的五弟王天笑说：“《人生》里面高加林的爸爸，《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爸爸，都是按照我们的父亲创作的。”当然，这里也应包括路遥的养父王玉德。那么，现实世界中的王玉德与路遥的关系如何，究竟又有怎样的悲喜人生？这里将为你讲述作家路遥与养父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迁徙 历史上，在榆林地区清涧县一带的人们，光景若不得过，农民就习惯向南谋生问路，称之为“滚老南山”。就是向延安地区的甘泉、延长等河流相对充沛、土地相对肥沃的地方移动。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背井离乡、艰难跋涉去“滚老南山”。 延川县郭家沟村路遥故居 1940年早春时节，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开始一级一级动员村民们响应陕甘宁边区的号召，向地广人稀的延安一带迁徙。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有一个叫王在朝的老汉感觉这是一个改变一家人生活现状的机会，提出来响应号召迁到延安去。但是要求在清涧的窑洞不卖不退，如果去了不顺意，还可以回到老家清涧来，村长满口答应。这一年的春天，王在朝老老少少一家六口人，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徒步走到位于延川县城西的郭家沟村，在乡政府的帮助下，全家人同心齐力，开凿出一孔窑洞，盘炕，砌灶。有了家，又有可耕作的土地，王在朝一家在延川郭家沟逐渐安定下来。 在王在朝老汉的三个儿子中，大儿子王玉德年少时就开始担当着家中老大的责任，协助父亲勤俭治家。玉德个头不高，一份好苦力，无论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他忠厚善良，待人实在，从不知道耍奸溜滑。当王在朝老汉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玉德很快撑起了家里的门面。他主持家务，舍得使力，出粮，花钱，十几年间，给父亲养老送终，一手操办二弟玉宽和三弟玉富的婚事。等把二弟打发回清涧老家，让三弟在舍和沟教上书，他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也耗费殆尽，累出一身病。 早在清涧老家时，19岁的王玉德用60元钱的彩礼，娶了清涧县赵家沟村一个17岁的小女子李桂英。自嫁到王家，她上服侍公婆，下照顾弟弟，任劳任怨，在山上地里下力气劳作，为公公和玉德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只是天不遂人愿，善良的婆姨李桂英，嫁到王家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可一个也没有养活。 李桂英(来自网络） 1947年，王玉宽返回老家清涧县。在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的操办下，17岁的王玉宽用毛驴驮回娶回个婆姨名叫马兰芝，她天生性格开朗活泼，是个爱说爱笑，又爱唱民歌小曲的俊女子。马兰芝15岁嫁给王玉宽之后，18岁为王家添丁续口。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活了7个，头胎就是个大胖小子。这个来自绥德县田庄乡麻地沟村的俊俏女子马兰芝，便是后来作家路遥的母亲。 路遥的父母与弟妹 （二）过继 因为“子女多、拖累大”，当时路遥家庭是困难的。他在清涧老家上过几天学，后来父母不让上了，让他帮助家里做“营生”。这让路遥感觉到非常痛苦。他曾给小学同学、作家海波说他自己下地干活时，看见同龄人上学，难过得想哭。大概这时候，他大伯前来讨论过继的事，他从中看到希望，进而努力争取，被父母过继给住在延川县郭家沟村的大伯王玉德。 少年时代的路遥（来自网络） 迁移延川县郭家沟村的日子里，王玉德一家日子过的也不是十分顺心。“单门独户”的外来户王家要融入郭家沟村也并不容易，这里的光景也不是多好过。再三斟酌还是让二弟和三弟回了老家清涧。其实，更让他痛心的是妻子生了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养活”。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氛围里，他感到了重重压力。他再也不愿以前一样吃苦耐劳了，光景渐趋衰落。 可日子总要往前过，没有子女的王玉德不得不考虑“后路”。因为自己没儿子且生育无望。所以，首先考虑要过继二弟玉宽的儿子。当然，最理想的并不是路遥。为什么呢？常言道“养儿防老”，抱养儿子更是这样。抱来的儿子能不能为他养老，会不会对他好，互相之间的感情很重要。而感情培养，一要假以时日，二要有坚实的基础。具体到养子来说，他对生身父母的感情越淡，对养父母的感情就可能越深，因为“一张白纸才可能画最好图画”。路遥已经七周岁，人又“百灵百怪”，要让他“忘记过去”，怎么可能？而不能“忘记过去”，培养感情的难度就大了许多。他大伯在如此重大的人生关口，怎么能“舍轻就重”不选择路遥的二弟或三弟而选择路遥呢？再说，王玉宽是不是想把长子过继给兄长呢？当时路遥实足年龄已经七周岁，在当时农村，这么大的男孩子完全能帮家里干活了，喂猪、砍柴、送饭、点种都能做，可以算作家里的一个“人手”了。过不了几年，他自然就成为家中的砥柱，而他任何一个弟弟要做到这一点都得用更多的时间。如果父母过继儿子给人的目的是摆脱贫困，他们为什么不选作为消耗少的小儿子，而选路遥这个家中“有生力量”呢？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到延川大佰家可以上学读书，这应是路遥愿意过继给大佰的真实动机。 再说这时把路遥照顾到4岁的奶奶也在大佰家生活，路遥也不缺少亲情。正是通过路遥的积极的争取，说服了父母亲和大伯和大妈，他才走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 （三）分歧 路遥伯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那时候家里很穷，生活困难，没有吃喝，并不考虑路遥的前程，只是算经济账，希望他能尽早给家里分担劳动，长大后娶妻生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并不想让路遥上学。但路遥“从小就是个精，就是个脑子练（聪明）”感动了养母，为此，老两口还大吵一架。最后还是在养母的强烈要求下被允许上学。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养父王玉德领着路遥（当时叫卫儿）到设在马家店自然村的村小学报名。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叫刘正安的男老师，为卫儿起了个学名王卫国（取保家卫国之意）。从此，路遥成为延川县马家店小学一年级学生。 小学时代的路遥在家里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在家里，他明白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在学校里，他是既聪明又用功，学习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等到每学期结束，路遥总能拿回一张奖状。童年的路遥淘气而富有个性。永不认输，这就是童年路遥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 路遥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在农村孩子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1961年，在马家店小学上了四年初小的路遥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很少很少，基本上是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而当时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对于王玉德这样移民来到延川、本身没有什么积累的“外来户”来说，供一个孩子到城里去上学，这实在让他无法承受。但因为路遥是自己的养子，王玉德既怕村里人说闲话，又怕不让路遥上高小对不住二弟王玉宽，没办法给人家交待，最后还是咬紧牙关，让路遥上学去了。 路遥在城关小学上学期间，正是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陕北土地贫瘠，农村人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由于家庭底子薄等原因，路遥家更穷，经常要吃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干粮。 1963年的夏天，就在王卫国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劳动)！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王玉德老人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这个决定在现在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但在当时的陕北农民看来，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实际。一是因为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十四五岁前订婚，到十八岁就该结婚。王玉德那年四十多岁，路遥也十四岁了，村里同龄孩子都订下了婆姨，唯独路遥还没有，这使他感到压力很大。在他看来，念书是小事；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二是他已经把卫儿供到“完小”毕业，对弟弟王玉宽有了不错的交代。要知道，在当时“完小”毕业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养子能断文识字，不当睁眼瞎，已相当不错了。三是在这方面，他有过教训。当年，他家曾下力气供三弟（即路遥的三叔玉富）上学，结果钱花了，书却没有念成，连庄稼汉的看家本领也给丢了，光景过得连他们这样的“睁眼瞎”也不如。再说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已经到“汗干力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供孩子上中学了。倒不如在农村劳动两年，说个媳妇，生儿育女，将来为自己“养老送终”。这才是玉德的心愿，也对得起当初过继兄弟儿子时的初衷！ 但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对于正处于学习兴致中的路遥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因为城关小学期间，路遥是班里吃的和穿的最差的学生，但他学习很好，组织能力强，总是想方设法改变其处境，在诸多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征服欲望，成为班里受人尊敬的“孩子王”。更重要的是小小年纪就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强大的自控力，有永不服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品质。已经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的路遥心比天高，怎可能接受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呢? 上不上学,这成了王玉德与养子路遥最大的分歧。 （四）冲突 养父反复把道理讲给路遥听。可是路遥就是不听，两个人越说越远，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没办法，他放下手里的庄稼活，拜访亲戚、朋友，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可这些穷亲戚的意见更坚定了他的信心。说什么“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像他这样的家底去供孩子上学简直是笑话，并告诫他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不懂事，大人要作主，可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这些话说到王玉德的心里，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如果任其下去，城里的也误了，乡里的也误了，闹不好，还会惯成个“二流子”。王玉德打定主意不让路遥考初中了。 此时的路遥改变了策略。与养父商量能不能让他试着去考一考，就是考上了也不上，还是回来劳动。但他要证明一下自己，看有没有能力考上。在这种情况下，伯父想无论怎样，他都不上学了，还是让他考一下，就同意了。这一考不要紧，在这贫困艰难年头，路遥以全县第二名的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延川中学。路遥变挂了，软磨硬泡。路遥提起上学的事这，养父总是打哈哈，直到开学那天才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完递给路遥一把小镢头和一条羊毛绳，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遥默默地接过小镢头和绳子，一到山里就抡圆了扔进沟里，独自进城去了。 路遥给四弟王天乐曾说起那次进城的心情，他说：“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一只小羊羔独自处在茫茫雪原上那样孤独”。为了上学，路遥在县城里几名同学和同学家长的指点下，找到他的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要他想办法帮他上学。刘俊宽与王玉德是“拜识”(拜把子兄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仗义人。他给路遥借到两斗黑豆，让他换成钱去交报名费。到县中学报名时，县中学却不收他。因为路遥作为新生超过一个星期不报到，依据学校的规定被学校除名了。刘俊宽又专门赶到延川县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情况，学校网开一面破例让路遥进入初中读书。“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1991年路遥在西北大学演讲时这样说。在延川中学所有的学生里，路遥是最穷的一名学生。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显得寒伧，饥饿一直在压迫他。家里的粮食经常供应不上，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勉强伙食维持，还要一些要好同学给接济些。他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放学后经常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路遥本人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 王天乐（左一） 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说：“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日子里，当从延川发来电报，说路遥的继父病重，可能快不行了的时候。路遥全权委托王天乐赴延川处理一切后事，他对弟弟说：“我不想见继父，永远不想！”事实也是这样，继父逝世前后，路遥没有再见过他。可谁又能理真正解养父给路遥心里带来的伤痛呢？ （五）影响 童年不堪回首，特别是养父给路遥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但路遥还是理解养父母的。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写道：“父亲前不久托人捎来话，说这半年里再无法送来一颗粮食了。我知道，就是一个月前送来的几十斤高粱也是从父母口里省下来的。自己虽然饥饿，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母，现在拿什么糊口呢？”所以每个星期天，路遥都回村里参加劳动，吆喝牛耕种自留地，去大田里背庄稼，挣工分，给贫困的家添补收入…… 路遥离家以后，便嘱托17岁的弟弟王天云去延川县郭家沟村照顾养父养母。路遥参加工作后，按时给养父母寄钱补贴家用。王天云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直到路遥养父母去世后才出去靠打小工维持生计。 路遥在与养父“上不上中学”的争议中取得的胜利，对他一生的影响巨大。不只是上学本身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路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路遥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命运自己安排，已经开始主宰自己的人生。而这件事对王玉德而言，标志着自己无法掌控这个家庭，失去了权威，更加少言寡语。王玉德老人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通农民，是中国千百万农民中的典型代表。他对生活没有更高要求，能生存，解决温饱就满足了；他勤劳、忠厚、善良、硬正，一生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干好农活；他毫无怨言协助父亲勤俭治家、侍奉老母，供应三弟和路遥上学，操办二弟和三弟的婚事。这种一生都在充实的劳动中的生命历程，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始终深深刻在路遥的脑海里。他和四弟王天乐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劳动固然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但是我们家祖祖辈辈要靠劳动，要改变我们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读书！”路遥曾经说“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评价王玉德老汉的对错，更不能苛求义无反顾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投入到写作中去的作家路遥。 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的人们。他的创作深受其影响。路遥认为，自己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虔诚，是对土地，自然的从容。路遥的写作没有任何华丽、炫美的外在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投入、付出。他手里的笔，就是父辈们手里的犁；桌子上的稿纸，就是父辈们脚下的广袤大地。于是，路遥的人生，也与父辈们的人生一样，一丝不苟，全力以赴，用充实的生命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也正是因为路遥没有丧失普通劳动者感觉，从而把握住了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他才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平凡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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