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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北京的芳嘉园胡同开始。四合院里，文弱的母亲仰着头，目光追随着手执长竿在房顶上跑着的少年王世襄。他在放鸽子，屋瓦已被成垄地掀翻。当他一步跨出，从正房顶跳到厢房顶时，母亲直接晕了过去。 王世襄先生在芳嘉园后院门前 养鸽放飞不过是其生活的一小部分。其父王继曾，福州人，民国时期一名人，外交官，早年留学法国；母亲学习西洋美术，擅画鱼藻。舅父中有一位画家、两位竹刻家，若再往上，高祖官至工部尚书，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始祖王旭窗经营瓷业，发源于江西吉水县清江乡，因之系以西清王氏。明正德嘉靖间落籍福州。西清王氏乃福州名门世家，王家祖居至今尚存，坐落在福州的津泰路灯笼巷7号、8号。如此书香门第，加上家人宠溺，小学至高中，王世襄被送至全英文授课的北京美国学校，家中还聘请了国学耆宿，可这都拴不住王世襄，他哪里肯安坐，一门心思各种玩，种葫芦、架鹰、遛狗、猎獾……自幼起，“凡是对身体无害的，爱怎么玩怎么玩”。到了燕京大学的课堂上，老师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蛐蛐忽然响起，连同蛐蛐一起，被老师逐出。先生老来慨叹，“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倒也不算自谦。 一场变故，竟将这终日嬉游画上句号。慈母病逝，不再有关切的目光盯着他顽皮的身影，王世襄于悲痛中一下惊醒，鹰、鸽子皆送了人，狗只用来看家。从此一头扎进学问里。其决绝和透彻，大概也让昔日厮混的伙伴们唏嘘不已。王世襄的特点是，从玩到做研究，均是用功到极致。他的硕士论文为《中国画论研究》，二十来岁年纪，玩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这样一个大题，王世襄至1943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两年后完稿，共约70万言，用毛笔抄写，线装成帙，出版则是等到60年后了。彼时先生已老，一目失明，自知无力修改画论，抱憾不已。纵观他的一生，前大半生是数十年的沉寂积累，绽放和荣誉则大多是他70岁后的事。 先是毕业后南下谋职。拒绝了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助教等职位后，王世襄由梁思成引着，来到傅斯年面前。傅斯年应该算是民国时期最有个性的学者，他略去客套，问道：“你是哪里毕业的？”回说燕京大学。“傅大炮”不客气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甭想进了，幸运的是，一旁尴尬的梁思成，倒选中了王世襄。虽然在营造学社待的时间不长，但梁思成的敬业和专业，想来影响了王世襄。日后王世襄严谨的学术态度、格物致知的精神，多少与之有关。 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王世襄先生旧藏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开始投入“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工作.据资料记载，他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422件，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1085件（附件39件）等。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这些遭受流离、又有幸经由他手，回到故宫博物院安静存放着的宝贝，展示着王世襄苦心奔波的最终结果，而其中过程，艰险、转折、传奇，无法述说。张建智著《王世襄传》中，或可窥见一些。说是一日，王世襄接到情报后赶到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秘书在打字。王世襄机警地厚脸皮凑过去，居然是一份青铜器目录。他心下暗喜，循着这个目录辗转警察局、外国军方等各处，终于追查到杨宁史本人。之后又是种种交涉，各方利益拉扯下，愣是将宝物从外人手中抽回，辛苦自不待言。老先生后来回忆时，将这段斗智斗勇、为国追宝的经历，视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还有一件，则是写出《髹饰录解说》。那时，时间已经到了1954年。白天他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供职，汇编《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等，晚上休息时间则投入于此。《髹饰录》此书，或许只有业内人才知其地位，大概等于中国古代的“漆经”，只有孤本藏在日本。王世襄拿到的是朱启钤老人的抄录本，如此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王世襄倾注了大量心血：一边查阅古今乃至国外文献，一边逛古董店、挂货铺、鬼市（也叫晓市，黎明前交易的旧货集市），观察漆器实物，尤其重视从残件中看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一边拜访京城髹漆匠师，弄清具体技法和名词术语。如此这般，前后持续了9年，《髹饰录解说》写好后，迫于时局却无法出版，王世襄冒着很大风险，油印了200部。不负其燃膏继晷的付出，连海外学者都关注到此著。 竹刻漆笔筒，王世襄先生旧藏 真正让王世襄声名鹊起，奠定其在中国文博界乃至文化界地位的，是他的明式家具研究成就。从1949年开始，王世襄就对家具产生了兴趣。他的经典形象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装有一个大货架子，架子上备有大小包袱、粗线绳、麻包片等，也不顾寒暑，在北京城乃至郊区、外地四处穿梭，从藏家到一般住户，从古玩铺、鲁班馆木器店到旧木料摊，遇到买得起的家具，他便买下，买不起的，也要苦苦央着人家让他拍照或画图。有时寻到大件，雇来三辆车装好后，才发现车上根本没他容身之所，他也乐滋滋徒步跟在后面推车回来。更多时候舍不得运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家具，佝着背、缩着腿、咬着牙，愣是将东西坚持驮回家来。实在是和人们想象中的收藏家完全不同。王世襄也说自己不是收藏家，他的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迫于财力，他买的很多都是残件，就寻去老工匠那，怎么修，怎么做，一边问，一边记，都是书上根本得不到的知识，以至于后来，“家具摆在那，离我二三十米，我就知道是黄花梨还是紫檀，大致不会错。”1985年9月，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大型图录出版。其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等很快推出。然而这只是王世襄40年积累的部分呈现，1989年夏《明式家具研究》在港、台同时推出，很快又出了英文版。这部“在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成功地以理论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将明式家具全面系统地展示于世”的划时代经典，被尊为明式家具的“圣经”，引发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明清家具收藏与研究热潮。 当然，热潮之下，永远有一双经济之手，一般人更多的是觊觎这些古物的价值连城。1998年，王世襄为给自己的藏品寻一理想去处，将79件明式家具，以市价的十分之一，大约200万元（以便够自己在北京买套公寓，王家的芳嘉园大宅子早就成了大杂院），卖给好友庄贵仑。庄先生也没有食言，按照约定好的，将其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这些家具的最终归宿是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好事者替他心疼不已，特别是王世襄膝下还有三个儿子。老先生只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闻者羞赧。 上海博物馆藏王世襄先生旧藏家具 王世襄的晚年照片中，均是乐呵呵的老人家模样，笑得灿烂、气度温和。外人不知的是，先生生于1914年，裹挟在那个年代的时局中，几乎尝尽各种真味。1948年，他曾被派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当时他在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等方面的独到才识，已经给外国学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的几家大学、美术馆想留下先生，均遭拒。王世襄继续随身携带一张元代琴师朱致元制七弦琴，在美国各地考察，一心想着归国后将故宫博物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博物馆。一年多后回来。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了“十年动乱”，他自嘲为“一个老运动员”，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红卫兵来“抄家”。此举看似羊入虎口，却是绝处逢生。当时请来的红卫兵大部分是国家文物局同事，识宝、惜物，将他的藏品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十年动乱”之后大部分心爱之物回到他手中）。无奈，命运旋涡一个接一个。1969年，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至咸宁干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乡野的繁重劳作中，拘留时落下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他迅速成长为一个放牛、养鸭、种猪、插秧等各方面的行家里手，还利用业余时间采蘑菇、挖兰花、学打渔……4年后，他拎着兰花，回到了北京的家。再吟起当年自己写的诗句，“风雨嶊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个中滋味，怕只有他自知。 收藏家、文物专家、学者……随着王世襄在家具研究方面的成果问世，人们渐渐认识到先生的学问。更令人惊叹的，是王世襄在民间游艺方面的精深研究。这位能用文言文写重要学术著作、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学者，爱好是养鹰、斗蛐蛐、放鸽子、种葫芦……他把这些游艺做成了学问，编写整理了《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冬虫篇》《大鹰篇》等，人称“京城第一玩家”。据说张中行曾经拜访过王世襄，两人聊到蛐蛐罐，王世襄摸出几个来给他看，又送了他一本《蟋蟀谱集成》，张中行辞了老先生出来，一路走一路吁叹，“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王世襄自述时却是云淡风轻，“不过是早年玩物丧志，往事历历在目，无需搜集资料，即可奋笔直书。”先生一生绝学，后汇成了“奇书”《锦灰堆》4卷。 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的衣着特别简单，尤其夏天，一件大圆领儿的老头衫，一条宽大短裤，一双松紧口鞋，手里拿着大蒲扇，一副随处可见的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这个“老大爷”还有一乐子，喜欢美食，常常拎着菜篮一早奔菜市场去，哪里买香菜、哪里买豌豆、哪里买菜瓜，都有固定的摊点，只吃那个地方种的。他的拿手好菜还不少，传说曾在黄永玉组的局中，以一道“海米焖大葱”压了其他人的鲍鱼海参什么的。师母倒是给抖了底：“昨天为了买葱，走遍了一条街。这么一小盘子，用了一捆葱。剥下来的菜叶子就有一筐。”到底还是个“文化贵族”。 2009年，王世襄逝世。他数十年“黎明即兴、深晷始寝”而成的学术著作仍在被研读，他骑着破自行车一点一滴收集而来的明式家具还在博物馆珍藏，他的奇人奇书继续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旧时风雅，毕竟还是离我们远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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