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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绳祖《学斋占毕》 该碑刻，碑文：“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乡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仅有二十九字。时代：东汉；时间：冲帝永憙元年（145）二月十二日；地点：蜀郡临邛汉安乡安定里；墓主：王幽。 这通“蜀郡临邛汉安乡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碑”，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于卭州蒲江县上乘院发现，其时已隔1030年之久。淳熙二年为乙未年，史绳祖演算为“永憙距乙未千九十有一年”，多推一个甲子，有误。 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之“因古碑辨后汉建武中元四字年号及永憙年号以正史传之误”条，记载：“淳熙二年春，卭州蒲江县上乘院僧治基増筑大殿，辟地九仭得古竁焉，其封石刻作两阙状，中有文二十九字”。竁，即墓穴，《小尔雅·广名五》：“圹谓之竁”，孔颖达疏：“竁是圹内”。封石，即刻石立铭，李贤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为刻石立铭于燕然山”。 王幽题名碑中二十九个字 今，蒲江县大塘镇东岳村有上乘寺遗址，即为宋代之上乘院。据此，大塘镇东岳村一带在汉代为“临邛汉安乡安定里”，为目前蒲江地区已知的最早的“乡里”行政区划。 王幽，字珍儒，东汉临邛县汉安乡安定里人。目前，他是出土文物中发现的历史上今蒲江县域内已知的有名有姓的第一人。汉代，地方县学的学生称“校官诸生”或“校官弟子”，《汉书·韩延寿传》：“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后汉书·明帝纪》：“召校官弟子作雅乐”。掾，为属官的通称，《集韻·线韻》：“掾，官名”，《玉篇·手部》：“掾，公府掾史也”。史勤斋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于爵之级为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车，许氏子《进说文表》称长安槐里公乘是也。”汉代，“公乘”为二十等爵中第八级，“校官掾”为地方县学之学官之属。 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在蒲江被发现后，引起邛州知州宇文绍奕的极大兴趣。宇文绍奕，字卷臣，一作兖臣，成都双流人。以承议郎通判剑州，民间乏食则亲行山谷，随时措置皆有条理。曾知资州，为吏部郎。晚岁守临邛、汉州，有能名。后以谤黜，卒于家。有《临邛志》二十卷、补遗十卷及《原隶》等，已佚。宇文绍奕是好古博雅之士，命人“辇致郡斋龛之壁”，龛供于邛州斋舍之壁。他素闻史勤斋“平生留意篆碑刻”，便请其考释该碑。史勤斋，名如石，字子坚，眉州眉山人，学者史绳祖之祖父，缪荃孙、邓实合编《古学汇刊》第五之“金石学录”卷二称其“生平精于篆隶行草，残碑断刻靡不搜访，自集《隶格》一册，以补汉隶之缺”。史绳祖，字庆长，尝师魏了翁，官至朝请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 史勤斋详加考订，并为该碑作跋文。据文字反映的乡里、官爵，他判断该碑“固汉无疑”。他指出该碑中“永憙”之号，“乃克正汉永嘉名元之讹”，认为正史记载的东汉冲帝“永嘉”为“永憙”之误。 史勤斋考曰：“自汉武以来，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以憙名元者三，顾未有以憙连永者”，谨按：“冲帝即位所改之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与晋怀帝同号，按晋永嘉元年，是岁丁卯李特据蜀改元建初，已五年矣。特之子权，自称太武亦已三年，西晋正朔之所不及此蜀刻也，又不作嘉则其非晋，固不待辨。”他认为西晋怀帝以“永嘉”为年号，正朔有别，不应与前代年号相同，所以东汉冲帝年号不会是“永嘉”。 史勤斋考释：“汉之永嘉止一年，质帝之立乃更本初之号，熹之与嘉，文字易贸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矧鲁鱼帝虎不啻三传，宁无讹谬？宋郑公谓，官书累经校雠，学者失于精审。”他认为，冲帝的年号仅一年，“嘉”字是“熹”字的舛讹，感叹道：“乌乎！非此刻出于今日，而文字初无少缺，孰知汉冲帝永嘉之为永熹也！” 史勤斋解析：“夫自古改元，不无所本，是年帝甫二岁，梁太后临朝，按许子重《说文》：‘憙’者悦也，从喜从心。故刘宽碑，书河东闻憙皆为闻喜，取悦喜以名元而冠以长久之义，其太后之意欤。或一时省文以憙从喜，如刘宽碑通借之类，而后乃喜讹为嘉，特偏傍耳。其后和熹，邓太后以谥法有功安人曰憙，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他认为，憙字从喜从心，有喜悦之义，永憙符合梁太后改元以求长久之意，邓太后“和憙”之谥盖有此意。由此，他推测：“以憙从喜，而后乃喜讹为嘉”，“嘉”是“憙”之讹。 史勤斋考析：“宋郑公于延熹之元，谓《字说》熹为火炽。疑汉从火徳，义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几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则又跋疐。故其说又谓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为该洽。某谓憙之与熹，古盖通用。如广汉属国侯夫人碑云：‘神宓设兮万姓熹，与滋时期叶韵’，其字从火，此其明证。安知熹平、光熹与夫和憙之憙，不皆通为憙耶？！”他认为，五行之说汉从火徳，熹为火炽之意，憙与熹自古相通。 史勤斋通过此碑，得出东汉冲帝年号为“永憙”非“永嘉”的结论，并收入《巽嵓及勤斋本集》，该书今佚。史绳祖则将祖父对该碑文的考辨，“表而出之”录入自己的《学斋占毕》，云：“以资学者辨证之助”。 史勤斋之后，该碑为学者们广为关注，并改变东汉冲帝年号为“永嘉”的传统认识，认可“永憙”或“永熹”为东汉冲帝年号。 南宋洪迈《隶续》卷十五，解读“汉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云：“汉人作隶好假借，或是借憙作喜、作熹。” 洪迈画像 南宋娄机《汉隶字源》“碑目”第二百六十七条为“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记载：“永熹元年立”，“古无此年号”，“《复斋碑目》作公乘校官掾王幽”，“阙”。王厚之，字顺伯，号复斋，江西临川人，南宋著名金石学家、语文学家、理学家和藏书家，著有《复斋金石录》。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一“冲帝纪永嘉元年”条，云：“永嘉，史庆长以邛州蒲江县发地得石刻作永憙，定为永嘉之误，按：《左雄传》中有‘迄于永憙，察选清平’之文，则永嘉者永憙之误也。”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三，注“永嘉元年”时，完全采纳何焯的考证。 惠栋《后汉书补注》考辨“永嘉元年” 王太岳、曹锡宝《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十九，云：“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跋，永熹元年立，古无此年号。案洪适疑碑文永熹为少帝光熹之误，史庆长又疑为冲帝永嘉之误，今考后汉书左雄传有‘牧守畏慄，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之语，似冲帝年号本是永熹，而冲帝纪及五行志作永嘉，司马彪、范蔚宗之误。” 钱大昕《潜研堂序跋》卷八“跋隶续”条记载：“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跋语存数行。”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永憙年号”条，引史子坚跋语，云：“永憙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憙之与嘉文字易贸乱，一年而改见于它文者几稀，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为永憙也。”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三“冲帝纪”，考辨“永嘉元年”，引史绳祖《学斋占毕》与《后汉书》左雄传，云：“熹即憙之伪，此作永嘉，误也。”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五集“示儿篇”校补，“纪元永嘉”条，云：“彭兆荪甘亭曰史绳祖《学斋占毕》载汉永憙元年石刻，证冲帝永嘉之为永憙，何义门云左雄传作永憙，范史及通鉴冲帝纪作永嘉，与此履斋之言相承而误，予谓此读者所宜知也。” 尽管，南宋以来东汉冲帝年号为“永憙”或“永熹”，已经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清代所认可。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置疑。 清代张熷《读史举正》卷二“左雄传”条，解读“迄于永熹，察选清平”时，按语：“汉时无永熹年号，当为嘉字之误。”梁章鉅《浪迹三谈》第四卷“永嘉”一条，云：“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竁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矣。”劳幹《汉敦煌长史武斑碑校释》语：“永嘉元年十月，据今拓本，嘉字尚可略辨，金石书或以为永熹者，误也”，“旧籍作永熹者，仅有《后汉书左雄传》一处，而范书《本纪》及《五行志》并作嘉。今存《后汉书》亦作永嘉，而《续汉书·地理志》注亦作永嘉，非仅范书为然也。校勘之事遇有异文，当取较为郑重者，邛州石刻及《左雄传》之严肃性，显非范书本纪及袁宏《后汉纪》之比，轻重相权，自应以范书为是，若再拓本残文，益为明确，无复疑问也。”程羽黑《十驾斋养新录笺注》，考辨“永憙年号”，引李崇智《历代年号考》“《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作‘永嘉’，汲古阁本及殿本并作‘永熹’”，认为何焯《义门读书记》中的说法有误，肯定劳幹之说，按语云：“当作‘永嘉’，《武斑碑》可目验，足为铁证。”刘浦江《汉冲帝永嘉年号辨》，例举《后汉书》《东观汉记》《后汉纪》《续汉书》《册府元龟》中的“永嘉”年号记载，认为王幽碑时间表明与冲帝“永嘉”毫无关系，以《汉敦煌长史武斑碑》碑文有“永嘉元年”为据，结论：“足以证实永嘉年号之不误，自淳熙以来八百年疑似之辞可以休矣。” 那些认定“永嘉”而否定“永憙”或“永熹”的观点，其实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有牵强附会，穿文凿句、妄加评判之嫌。 其一、“汉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发现之前，历代文献涉及冲帝年号的记载，全部是“永嘉”吗？答案是否定的。清代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四十“重刊宋本《太平御览》序”，云：“冲帝永熹元年，《东观》、范书、《纲鉴》俱作永嘉。”孙原湘按云：“晋怀帝亦号永嘉，晋去汉甚近，不应袭用幼冲不详年号”。孙原湘非常遗憾地指出，钱大昕、史勤斋在考证该年号时，没有能够参考宋刻本《太平御览》关于“永熹”的记载。“汉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的出土，进一步与文献记载相佐证，冲帝年号实为“永熹”非“永嘉”。 其二、关于《汉敦煌长史武斑碑》中“永嘉元年”的解读，是准确的吗？答案是不一定。该碑最早记载在欧阳修《集古录》卷三，题名为“后汉武班碑”。欧氏云：“字画残灭，不复成文”，“碑文缺灭者，十之八九，亡者多而存者少”。后来，欧阳修得到“别本模拓粗明”，然其可识读文字中，亦并无“永嘉元年”四字。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该碑题名为“汉吴郡丞武开明碑”，始有“永嘉元年”的解读。赵氏辞世于1129年，其时“汉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尚为发现，他对碑文的解读沿袭前人惯性认识，有先入为主推测为“永嘉”之嫌。娄机卒于1212年，其《汉隶字源》“碑目”第五十一条，该碑题名为“长史武斑碑”，对该碑文没有提及。该书“碑目”第二百六十七条收录“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有“永熹”之解读。由此可知，宋人在武斑碑中是否为“永嘉”年号的解读，没有一个统一结论，仅赵明诚有此一读。宫衍兴《济宁全汉碑》第十一之“汉吴郡丞武开明碑，记载：“碑圭形有穿，文字泯灭不可识”。劳幹《汉敦煌长史武斑碑校释》、刘浦江《汉冲帝永嘉年号辨》、刘海宇《山东汉代碑刻研究》识读如此残破难辨的碑文，大概只能参考赵明诚“永嘉”之说。 其三、王幽碑中“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与冲帝年号无关吗？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记载，东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八月庚午“崩于玉堂前殿”，该日冲帝即位，惯例改元以明年正月为新纪元之初。刘浦江认为王幽碑中时间为元年二月十二日，冲帝改元消息传不到郡县乡里。试问，半年时间过去，朝廷改元的信息还传不到与距洛阳2000余里，并不算太远的临邛县吗？大家知道，历史上的改元，往往是在新皇帝登基时就发布诏令通告天下，并非是新纪元开始的时候才宣布。“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无论是王幽死亡时间还是立碑时间，均与史载合情合理，并不矛盾冲突。 凡校注东汉冲帝年号，今人多改“永嘉”为“永憙”或“永熹”。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1965年，中华书局），据钱大昭之说，改“迄于永嘉”之“嘉”和汲本、武本之“熹”为“憙”。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以“孝冲皇帝”年号为“永熹”，校注曰：“聚珍本作‘永嘉’，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作‘元嘉’，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范晔《后汉书》左雄传云：‘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吴引史绳祖《学斋占毕》、钱大昭《后汉书辨疑》，按云：“‘永熹’、‘永嘉’、‘元嘉’，皆误。” 凡编纂历史纪元表，今人多改东汉冲帝年号“永嘉”为“永憙”或“永熹”。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冲帝年号为“永憙”。华世编辑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1986年，华世出版社），以冲帝年号为“永熹”。《辞海》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冲帝年号为“永憙”。《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历史纪元表》（1996年，商务印书馆），以冲帝年号为“永憙”。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中的冲帝“永憙”年号 中国历史纷繁复杂，数千年来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或许，历史的真相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推进的过程，需要人们不断去探索，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通有着一千八百余年历史的“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碑，在南宋蒲江神秘的出世之后，便又迅捷消失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至今不知所踪。然而，它的显世却给中国历史纪元带来崭新的一页。该碑面世之前，历代史学家们多依范晔《后汉书》记载，以“永嘉”为汉冲帝年号。该碑的发现及史勤斋的考证，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采纳“永憙”或“永熹”为汉冲帝年号。此碑，堪称一通改写中国历史纪元的碑刻，其历史价值独一无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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