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兴的艺术载体改编文学经典,是宋词的创作方式之一。著名的如寇凖以《阳关引》改编王维《渭城曲》,苏轼以《水调歌头》改编韩愈《听颖禅师琴》,辛弃疾以《声声慢》改编陶渊明《停云》,吴潜以《哨遍》改编王羲之《兰亭序》等,递相效仿,蔚然成风,是宋词艺圃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种再度创作蕴藏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规律,也反映了宋人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情趣,更展现出宋人“尚友古人”、异代共感的心灵世界：他们不忍文学经典只寂寞地栖息于案头,而欲使之传播于歌楼酒肆,流连于檀板红牙,在光影交加、多姿多彩的现实情境中重获鲜活的生命。其中,唐代张志和的名作《渔歌》(唐代载籍皆称《渔歌》,宋代载籍多称《渔父》词。后人或有称《渔歌子》者,实为另一词调,不得相混),被宋人多次改编,还引发了两位大文豪苏东坡与黄山谷之间的“口角”,掀起小小“风波”,是一件饶有趣味、深耐寻绎的典型事例。 一 张志和,字子同,自号烟波钓徒,人称玄真子,金华(今属浙江)人,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仅二十七字的《渔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作品诞生后不久便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在弘仁十四年(823)写下了五首和作,为日本填词之滥觞。宋代以后,此作虽广为流播,然其乐调已失传,于是便有人尝试以现有词调对其进行改编,第一位改编者就是苏轼。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祸”被贬黄州。在黄州的三年生活中,苏轼“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尝登览武昌的西塞山(《方舆胜览》卷二八《湖北路》),不禁想起了“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名句,遂填《浣溪沙》一阕： 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前有一篇小序：“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故加数语,今以《浣溪沙》歌之。”苏轼的目的是使文学经典“就声律”而“歌之”,说明这首名作正符合自己的心绪(虽原作中“西塞山”在浙江吴兴,自不妨借用),它反映了黄州时期苏轼翛然旷远、超然物外的情怀,可与同时期的原创作品《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彼此映衬。苏轼的改作,将原作所有词句保留下来,添了一个七字句,两个四字短语,“加数语”而已,用叶梦得《林下放言》的话来形容,即“乃稍损益”。就艺术效果而言,“自庇一身”与“相随到处”是说明语,将“青箬笠”、“绿蓑衣”的言外之意倾筐倒庋,减损了原作的艺术内蕴,这是毋庸讳言的,所以刘熙载《艺概》对此颇有微词：“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 苏轼改作甫出,即招来黄庭坚的批评。山谷首先对改编之举表示肯定,“击节称赏”(曾慥《高斋漫录》),继而又言道：“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毫不客气地指出两处毛病：第一,用字犯重,两处有“花”。苏轼性格超旷,作诗填词常不拘小节,犯重司空见惯,如名作《卜算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两用“人”字,《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夜阑风静縠纹平”两用“夜”字,而《念奴娇◦赤壁怀古》竟然用“三'江'、三'入'、二'国'、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俞文豹《吹剑录》)。这在苏轼那里是稀松平常的。山谷未免过于苛刻,秦少游的名作《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山谷便说“暮”字与“斜阳”犯重,欲改“斜阳”为“帘栊”,引来纷纷争端。第二,常识疏误。唐宋时期的渔舟是否竖帆,我们已无从详考,因而不能遽信山谷之言,断定这是“硬伤”。山谷的批评,显示了他对语词运用的慎思熟虑,力求侔色揣称、无懈可击,我们从他的近体诗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或许是为了与东坡较短争长、媲美竞胜,山谷自己也小试牛刀,填了《浣溪沙》一阕： 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 据叶梦得《林下放言》,山谷早已有“新妇矶”与“女儿浦”的对子,恰好在这次改编时有了用武之地：“江湖间谓山连亘入水为矶,太平州有矶曰'新妇',池州有浦曰'女儿'。鲁直好奇,偶以名对而未有所付,适作此词,乃云云。”可是,在山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诗学思想的熏沐之下,宋人多已炼成“火眼金睛”,对袭用、点化、翻案的词句都丝毫不放过。“祸起萧墙”,最先“披露”这篇作品“夺胎”前贤的,不是别人,正是山谷的外甥徐俯,“江西诗派”成员之一。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又见曾慥《乐府雅词》所附跋语),徐俯说山谷此作,本自唐人顾况《渔父》：“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但山谷绝非抄袭,而是采用旧语生发新意。他用“眉黛愁”、“眼波秋”两个拟人化词语,描绘出矶头山石的重叠和浦口水波的荡漾;将顾况原作中“沙头”、“宿鹭”两个意象省略,改写为鱼儿错把月影认作钓钩。同时,词中“眉黛”、“眼波”又各与“新妇”、“女儿”发生从属关系,使读者在“新妇矶”、“女儿浦”这两个特称的“能指”上展开审美联想,从而赋予旧词以新的意蕴,一经点换,精彩十倍。山谷这首改作,充分体现了他“以故为新”、“领略古法生新奇”的创新原理。 “投桃报李”,东坡也作了回击,他说：“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所谓“渔父家风”,即高远超旷的隐逸生活或情怀,山谷在《诉衷情》(一波才动万波随)小序中也曾提到(此阕乃改编船子和尚《拨棹歌》)。山谷向东坡所道“得意处”,即远离人世,抛却俗人所醉心的“玉肌花貌”、儿女情长,唯与天地自然的“山光水色”相亲近。这一层“替却”的意蕴,张志和及顾况原作均无,乃经再度创作而产生。山谷抽秘骋妍,将“新妇矶”、“女儿浦”完全写活,仿佛她们真成为渔父的“妻子”了,其隐喻原理与宋初隐士林逋的“梅妻鹤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谷改作的用意,似乎未得东坡赞赏,《能改斋漫录》记载东坡“问其得意处”,山谷“王婆卖瓜”,是自己向东坡阐明的。而且东坡接着说：“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此则评语极能见出东坡的睿智与幽默。山谷既用拟人手法写“新妇矶”、“女儿浦”,东坡当然谙熟此种修辞招数,遂“以彼之道,还之彼身”,也将两个特称坐实(“出” 、“入”不指向“矶” 、“浦”,而指向“新妇” 、“女儿”),利用它们的“能指”意蕴来讥讽山谷词中的渔父太“澜浪”,即放浪不拘,徒有“渔父”之名而实为浪子之行。东坡的批评在吴坰《五总志》的记载中略有不同：“东坡视之,谓所亲曰：'黄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貌,自以为得渔父家风。'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吴坰接而评论道：“虽曰戏言,是亦嫉而轻之也。” 苏、黄之争乃宋代一桩公案,传言二人“当时争名,互相讥诮”(《苕溪渔隐丛话》)。吴垧《五总志》也倡此论调：“(山谷)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虽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左。”苏、黄之间未必有多么深刻的矛盾,其背后实为两种诗学范式的此消彼长(刘克庄《后村诗话》将其概括为“波澜富而句律疏”与“煅炼精而性情远”)。关于《渔歌》的批评,吴坰也“添油加醋”,说山谷“自以为”,说东坡“嫉而轻之”,且加了“所亲”一词,似乎东坡也觉得评语有些严重,只宜私下里说,生怕山谷听见似的。 东坡对山谷的“回击”看似戏谑,实则有一定道理。先前山谷的批评尚停留在语词层面,东坡则着眼于词的整体艺术风貌。张志和原作抒写悠闲淡远的隐逸之怀,山谷改作虽艺术手法高超,但“新妇矶”、“女儿浦”的“能指”意蕴过于强烈,毕竟与原作清远的意境不甚协调。实则山谷这样做有自己的意图在,后阕的“休”字、“转”字便是关键。山谷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故不惜脱离原作,别成格调。东坡则更强调对原作意蕴、风貌的保持,他在用《哨遍》改编陶渊明《归去来辞》时,就申明：“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与朱康叔》) 虽然山谷对东坡未能领略己意感到遗憾,但还是找到了“知音”。另一条笔记载山谷之言：“吾少年时作渔父词以示坡,坡笑曰：'山谷境界乃于青箬笠前而已耶?'独谢师直一读知吾用意,谓人曰：'此即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貎无异见,是真解脱游戏耳。'”(《诗话总龟》前集卷九引《冷斋夜话》)谢师直即谢景温(1021—1097),字师直,富阳人,谢绛次子,仁宗皇祐元年进士。谢师直的大哥谢景初(字师厚)是山谷的老丈人,故师直与山谷关系自较密切。师直解读出的“无异见”,要比山谷向东坡直接阐明的“替却”,意蕴似更深了一层。前者尚有代替、取舍之意,后者则是不分差别、等量齐观,传达了庄子齐物、佛家色空思想。宋诗好说理论道,宋词亦不免受其“灾”。因此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评山谷此阕云：“见道语,可以警世。”清黄苏《蓼园词评》还从中读出山谷在党争背景下的牢骚、避祸心理：“涪翁一生砍壈,托兴于渔父,欲为恬适,终带牢骚,结句与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句,亦自神理迥别。张句是无心任逸,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 二 山谷改作未能取得一致好评,晚年犹似耿耿于怀,遂用另一词调《鹧鸪天》进行了第二次改编： 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事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 词前小序言云：“表弟李如箎云：玄真子《渔父》语以《鹧鸪天》歌之,极入律,但少数句耳。因以玄真子遗事足之。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玄真之兄松龄,惧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渔父》云：'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桂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此余续成之意也。”李如箎,字季牖,崇德(今浙江嘉兴)人,有《东园丛说》等著作。李如箎说用《鹧鸪天》词调歌《渔父》更适宜,这一下子提起山谷的兴趣,促使他进行第二次改编。在这次改编中,山谷不复用“新妇矶”、“女儿浦”之类新奇字眼,添加的四句皆为叙事、议论之语,盖饱谙世事、波澜老成,风格趋于瘦硬。山谷用了一则有关原作者的逸事,唐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载：“德裕顷在内庭,伏赌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同时,山谷又对志和兄松龄的和答之作,进行了“翻案”处理,将“且须还”之意变为“不须还”。虽然用的还是张志和原句,但后面添加了“人间底事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便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宁愿放浪山水也不归还朝廷,因为政治“风波”比自然界的“风波”更为凶险,“十二时”无时无刻不令人忧患。山谷第二次改编,依然乖离了原作的风貌,正如黄苏《蓼园词评》所言：“山谷生遇坎坷,文字之祸兢于心。将志和原词,每阕添两句,神理迥然大异,便少悠游自得之致。”明沈际飞《草堂诗余》则对山谷表示同情：“世上风波不易江上风波,作意可怜。” 东坡对山谷的第二次改编,也作了评价,“东坡笑曰：'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耶?'”(《能改斋漫录》)此评看似戏谑,但实已点出山谷改作的精神内蕴。东坡“平地起风波”一语,系引自刘禹锡《竹枝》词：“瞿塘嘈嘈十二滩,此种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而山谷曾不止一次地称赞刘禹锡《竹枝词》,谓其“词意高妙”,在“元和间诚可以独步”,誉为“乐府之将帅”,且时常挥毫书之(《跋刘梦得竹枝歌》、《跋柳枝词书纸扇》、《跋竹枝歌》等)。东坡引用一句山谷极为熟知的诗句,来评价他的改作,可谓慧眼独具、意在言外。而东坡所谓“乃欲”,似乎是在劝诫山谷尽量豁达些,不必抒发此种“行路难”的感喟,免得被他人用作口实。 苏、黄“口角”至此告一段落。这场风波的见证者之一,山谷的外甥徐俯也对张志和《渔歌》进行了改编,徐俯跋语云：“因坡、谷互有异同之论,故作《浣溪沙》、《鹧鸪天》各二阕。”似乎有“调停”苏、黄之争的意思,这四首作品如下：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一波才动万波随。 黄帽岂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新妇矶边秋月明。女儿浦口晚潮平。沙头鹭宿戏鱼惊。 青箬笠前明此事,绿蓑衣底庆平生。斜风细雨小舟轻。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若觅玄真子,恒在长江理钓丝。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浮云万里烟波客,惟有沧浪孺子知。 七泽三湘碧草连。洞庭江汉水如天。朝廷若觅玄真子,不在云边则酒边。 明月棹,夕阳船。鲈鱼恰似镜中悬。丝纶钓饵都收却,八字山前听雨眠。 从词的主题意旨看,徐俯改作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不过,从艺术风貌来看,这四首改作皆臻上乘。徐俯虽也采用“新妇矶”、“女儿浦”之对,但弃除了山谷的拟人手法;虽也采用《玄真子〈渔歌〉记》所载访逸之事,但“恒在长江理钓丝”、“不在云边则酒边”较诸山谷的“何处如今更有诗”,更为形象地展现了渔父自由闲适的生活。山谷“人间底事风波险”两句略显横放的议论之语,也被“黄帽羊裘”、“箬笠蓑衣”的形象对比所代替。可以说,徐俯的改作,既融入了山谷的意蕴,又吸取了东坡的意见,兼顾抒写怀抱与保持原貌的统一,可谓后出转精。 仿效前贤,对张志和《渔歌》进行改编者尚多,如朱敦儒即有《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一阕。南宋主战派名臣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被贬海南崖县,绍兴二十三年(1153),他在崖县写了一和词《鹧鸪天◦癸酉吉阳用山谷韵》,亦是借山谷酒杯,浇自己垒块。吴曾《能改斋漫录》也说,“其后好事者相继而作”,是书尚保存五首作品,即四首《浣溪沙》(云锁柴门半掩关)、(一副纶竿一只船)、(雨气兼香泛芰荷)、(钓罢高歌酒一杯)和一首《定风波》(雨霁云收望远山)。《全宋词》皆已收入,定为无名氏作品。 三 对于苏、黄二人的改编行为,后人多负面评价,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云：“苏、黄各因玄真子《渔父》词增为长短句,而径相讥评。予谓此皆为画蛇足耳,不作可也。”清人万树《词律》云：“山谷增句作《鹧鸪天》,东坡增句作《浣溪沙》,盖本调音律失传,故加字歌之。然坡止加润玄真之语,谷则增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二句于'青箬笠'之上,语气不伦,可谓蛇足。”清人吴瑞荣《唐诗笺要》中也有相似的评价。这些大抵是出于保持原作风貌的角度,未能体谅宋人改编行为的深层用意。 王若虚所谓“径相讥评”,不免把诗话笔记的“发挥”之处当真了。与之相反,宋人自身对苏、黄的改编多持肯定态度,且颇能心领神会其背后的意蕴。叶梦得《岩下放言》在叙述苏、黄“口角”之后,接着说道：“人皆传以为笑,前辈风流略尽,念之慨然。小楼谷隐,要不可无方外之士时相周旋。余非鲁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与之游也。”叶梦得的文学批评是比较严肃的,他对苏、黄“风波”下了“传以为笑”的按语,把后人所谓的“互相讥诮”视为隽语美谈,视为“前辈风流”,对苏、黄二人表达了敬慕怀想之意。 山谷对自己第二次改编颇为得意,命名为“《新渔父》”,将它寄赠友人,且询问对方演唱效果如何,“正辅携去《新渔父》篇,尝经匠者一按之否?”(《与运使中舍书》)山谷还书写张志和《渔歌》及他人唱和之作,真迹为宋高宗所得(赵构《渔父》词并序)。苏轼改编之作的真迹,南宋时亦尚存,藏于李晋明家,楼钥作有《跋李晋明所藏书画》之《东坡渔父词》：“元真子生为鲁公客,后又为坡、谷所称,至檃括其诗篇,大书之。其与屈灵均答问于江滨者,何异耶?”“屈灵均答问于江滨”出自《楚辞》中的《渔父》篇。屈子既放,行吟泽畔,颜色憔悴,遇渔父而与之问答,屈子叹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则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此歌也见于《孟子◦离娄上》,称之“孺子歌”。前引徐俯改作云：“浮云万里烟波客,惟有沧浪孺子知。”已将张志和《渔歌》的意蕴与“沧浪之歌”接榫起来。楼钥则更关注苏、黄“檃括”行为的意义,将之比拟为屈子与渔父间的“问答”,形象揭示了宋人改编文学经典的深层心理需要：与九泉之下的古人展开“心灵对话”,在精神世界中“起古人而从之游”。宋代士人普遍具有经世济时的政治抱负,挺立人格,迈往无前。当他们在仕途上遭受打击,对政治风波感到惧怕后,真正得偿归隐之愿的寥寥无几。既在行为上不能步武前修,那么阅读《渔歌》这样的文学经典,乃至改编、吟唱、品评,就不失为一帖疗救心灵创伤的良药。 围绕着张志和《渔歌》,宋人尝试了多次改编,一个词调不适宜,就改换另一词调,同时展开批评讨论,涉及了再创作与原作之间思想、风貌的异同等问题,颇能为我们提供启迪。这类再创作及批评活动,也是一扇展现宋代文人内心的窗口。不是鸿篇的策论奏议,也不是正规的诗文创作,它仿佛只是书房西墙上的一扇小窗,隐约透进些晚云残照的凄美,“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千百年后,《渔歌》、《浣溪沙》、《鹧鸪天》等词调也早已失传,可是依然有专家学者在努力恢复或接近它们的原貌,依然有艺术家用民歌、戏曲、流行音乐等再现它们的神韵。其背后的支撑正是“尚友古人”、异代共感的文化精神。苏轼的改作虽不若山谷寄托遥深,可是,当我们仔细品味一下“自庇一身青箬笠”时,是否能从这个“庇”字中,感受到其内心深处的一丝忧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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