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是直接描绘自己的理想生活，那么他的外孙王蒙画的《稚川移居图》则是间接地借用稚川的晚年生活作为他的理想境界。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又号香光居士，浙江吴兴人，生年不详，卒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 画中的葛洪，字稚川，是晋朝道教学究。江苏可容人，出身于江南士族，早年发奋读书，积极入世，但西晋司马氏政府政权对江南士族存有戒心，将他们列于禁考之列。年轻的葛洪曾在镇压石冰起义中立过战功，本应受禄，却以“了不论战功”而告终。“八王之乱”和同僚蒙难，更使他痛感荣禄之利“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东晋咸和元年，年近半百的葛洪仅仅身任僚佐之类的卑职。他已别无他求。(《晋书本传》）。 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境内东江之滨，盛产丹砂。咸和二年，（327年）、稚川携子侄南下经广州入此山。《稚川移居图》正是描绘他们入山的情景：葛洪一行九人正沿着崎岖山道向罗浮山的腹地盘旋而入，葛洪立于木桥上，手抚驮着书卷的黄鹿，似乎在浮想沉思，面朝身后的家眷，将桥上和桥下的人构成统一的整体。鹿是求仙得道者的坐骑，画家以鹿点明了葛洪的思想和身份，构思巧妙。葛洪的前面，一仆人背着炼丹用的工具，最前面的两个挑夫卸了书担，席地而歇，表现了旅途的艰辛，人物用笔简帅，疏朗。古代山水画的点景人物多以盘车行旅，踏青游赏、高士深隐为主，这幅作品的点景人物的活动恰到好处地深化了山水画的主题思想，刻画出封建社会失意文人的精神状态。人物背景是山峦起伏，生机盎然的罗浮山。深处的草堂是葛洪的归宿，一条山涧转过几个山丘，在葛洪背后跌落下来，静静地积了个深潭，又缓缓向下流逝。周围的山石用渴笔勾出外形，再用牛毛皴和解索皴表现石纹，然后用淡墨青赭渲染，墨色渴中见润，牛毛皴是王蒙贯用的皴法，笔锋㪚开，笔迹细密，散而不乱，形同牛毛，解索皴状似解开的麻绳，呈自然弯曲，是从董源的披麻皴脱颖而出。画中杂树茂密，微微生风，用花青和赭石染夹叶，树石层层相叠，而不作机械堆砌，紧密中透出灵巧。在构图上，画家别具匠心，画面在给人造成葱郁苍翠、清气扑面的视觉感受外，以空白留出天和水，也各尽其妙。留天，易于题款，留水，独衬出葛洪的身影。画家没有借助画大量的云雾表现画面的空间。而是以近浓远染的的方法，层层向画面纵深推进，远处的山腰略虚，同样表现出绘画的空间感，放眼望去，一派晴秋的山色。  古代画家十分注重山水画和作者本身精神气的统一性，北宋山水画家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林泉高致》)王蒙的这件作品，也正是显现出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返朴归真的道家思想。 王蒙的画风直接受赵孟頫的影响，黄公望的影响，自成密体一格，另外，草木蒙笼的江南水色也滋润了他的独特画风，无论是皴法，还是构图，均统一在苍郁、繁茂和恬静的风格中。 值得说的是，画右上方的题款：“葛稚川移居图”、“予昔年与日章画与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明识。”看来，这是王蒙隐居黄鹤山以前的作品。时年近40岁。自王蒙隐居起，其作品大都署号。这应是王蒙早期的代表作，正是形成繁密风格的时期，他并没有去过罗浮山，画中的景物得自于对浙北丘陵山区的感受。再根据产丹砂山区地貌的特征。画中的山以石质为主，区别于他所画的许多江南土质山。因而这件作品对自然景物刻划之微是很难的。王蒙在作这幅画时的心境与处境与当年的葛稚川有许多共鸣之处。元末江南农民起义的领袖张士诚降元后，王蒙在张氏属下做过理问、长史之类的小官，此时已年近四十，不久“遇乱”断了仕途，旋即隐于黄河山。（在今余杭县东北）在山中创作了大量反映隐居生活的山水画。 然而，遗憾的是，与葛洪不同，王蒙并没有把隐居了30年黄鹤山作为自己的归宿，明初洪武年间，王蒙又登上了宦海浮云，出任山东泰安知州，并常去任左丞相的胡惟庸上观常书画，最后因受胡案牵累，病死狱中，卒年80有余。（潘玮萱写於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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