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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陈楠传记载，宋徽宗政和中（公元1111—1117年）陈楠被擢为提举道录院事，即掌管道录院。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陈楠传大体本于陈与行《跋陈泥丸真人翠虚篇》，所不同者，除细化陈楠的籍贯为博罗县白水岩人外，又更正陈与行“薛传之陈翠虚，得太乙刀圭火符秘诀、景霄大雷琅书”的错讹，认为“太乙刀圭金丹法诀于毗陵禅师，得《景霄大雷琅书》于黎姥山神人”，并将俗呼陈泥丸系于其后。还添加宋徽宗政和（1111—1118）中，擢提举道录院事的记载。另外，赵道一还认为陈楠后归罗浮，以道法而非雷法行于世。陈楠水解时间是嘉定六年而非四年。这些改动，或根据白玉蟾所说，或者出自其他史料，均有实据可查。唯陈楠政和中擢提举道箓院事，仅见于赵道一《仙鉴》卷四十九的记载。提举道箓院事是一个很大的官。 按道录院起源于隋朝的崇玄署。隋初置，设令、丞，管释道二教。炀帝时罢署，在郡县宫观直接设玄坛监。唐复置署，初隶鸿胪寺，开元二十四年改隶宗正寺，专掌宫观及道冠簿籍、斋醮之事。贞元四年，崇玄署罢大学士，设左右街功德使，释道二教并管。时，长安寺观以皇城为中心分左、右，故宋代道录院有左右街之分。不同的是，隋、唐的崇玄署是一个集政府管理职能和道教事务为一体的机构，而在宋代管理职能已被尚书祠部和鸿胪寺完全取代了，仅有管理道教事物的职能了。 宋初道录院何时所置？宋初隶属何部门？文献记载不明。从建隆元年(960)十二月，太祖“还自扬州，左右街僧道出迎”的情况和鸿胪寺辖“左右街僧录司”的记载分析，可能宋初已设置了道录院（或司），应隶鸿胪寺。然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北汉平，却又“尽括僧道隶西京寺观”。《文献通考》的按者推断：“崇玄署，宋虽无其官，然亦尚兴崇道教，为之置立官司，张皇而推奖之矣”。 宋人文献中最早出现“道录院”一名，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真宗“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号”的诏书中。次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会真宫尊像、兖州诸观庙伏羲、文宪王祠宇像衣冠制度，宜令太常、礼院、道录院检详典故科仪，颁下”。真宗时的道录院，分左右街，设道录、副道录、都监、首座、鉴义十员。掌宫观、神像科仪制度、道门威仪及州郡天庆观住持人选。神宗改院为司，职掌不变，仍隶鸿胪寺。熙宁年间为左街都监的道士陈景元说，此时“在京道官十二员，祖宗朝以京城内外宫观主焚修勤绩者充”。从政和间道录院旧官名目中看，大致英宗时，又在左街道录之上，增设有左右街道录、左右街副道录，以后改为都道录、副都道录。宋徽宗崇尚神霄教，自任“教主”，撤司复院以重其事。政和六年(1116)二月，将道录院改隶秘书省，以知、同左右街道录院事取代都道录、副都道录，下仍分左右设知、同、鉴书、同鉴书左、右街道录院院事，共十员，为“职事之官”，由枢密直学士蔡攸提举，并设有俗人充当的属官。这时的道录院，除掌道门科仪制度、《道史》编修、斋醮祈祷、教派及道冠服饰更改外，还兼有培训道士、任命、磨勘道官的职责。宣和元年(1119)，抑佛扬道，改道录院为“道德院”僧录司隶其下。知、同、鉴书仍分左右，主官八员，承旨押印发帖，向僧道颁度牒、紫衣、师号。因僧尼竭力反对，未几，释道又分司。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徽宗退位前御笔手诏：“道录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挥并依元丰法”。南宋建立，建炎三年废鸿胪寺，道录院归隶尚书祠部，官位、职掌与神宗熙宁、元丰间无异。直到元代，方略有所革。 从以上沿革分析，陈楠所任的提举道录院事是个很大的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道教协会加国家宗教局部分职能。根据史载，政和年间蔡攸曾任提举左右街道箓院事，蔡攸曾历任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是权势熏天的权臣，不过，蔡攸前后的道录都不怎么出名，尤其是政和后期，“主管教门公事者”往往是侍宸之类的新道职。估计陈楠能算是个道教协会会长吧。这在高道辈出的北宋，绝对是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荣誉。但陈楠提举道箓院事除《仙鉴》外未见其他史料记载，他的嫡传弟子白玉蟾也没有提及，非常令人奇怪。一般而言，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此事实有，与陈楠遵守南宗和光同尘行事低调的传统有关。宋徽宗时，许多著名的道士活跃在政坛，比如徐神翁，刘混康，徐知常，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王文卿、张继先等等，同他们相比，陈楠出身低微，没有很硬的后台，任职期间比较低调，不会故弄玄虚，搞些奇闻异说，以致政绩不突出，也缺少花边新闻。而且陈楠任职时间很短，大约两年后，蔡京的儿子蔡攸被擢为提举道录院。蔡攸时任枢密直学士，很快升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宣和殿大学士，是徽宗的亲信红人。而且，陈楠为惠州人，惠州人本来就有不求闻达，处世低调，澹泊守志的集体性格特征。入仕之后又每每“轻傲王侯”，深怀归隐情结。估计陈楠也是出于对国事失望自行去职吧，反正陈楠又悄悄地回了罗浮。白玉蟾称其“复归桑梓，以篐桶为业，溷迹民间。”从一个道协主席，估计怎么也是政协常委，回老家为人篐桶，可谓深隐矣。另一种可能，就是此事为虚，但赵道一是一个严肃的道教学者，作假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陈楠确实在道箓院任过职，职务为提举，但是并非后来如蔡攸一般的实职。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在记叙陈楠提举道箓院之前，添加许多细节，其云：“后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诀于毗陵禅师，得景霄大雷琅书于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1111—1117）擢提举道录院事。”按《仙鉴》所载，陈楠因为得太乙刀圭金丹火符之诀于毗陵禅师、得景霄大雷琅书于黎姥山神人，善符水治病，在民间有很大的名声，方能为崇信道教（符箓派）的宋徽宗擢为道官。当然，陈楠作为张伯端嫡传弟子而为徽宗任命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张伯端的著作和修行成就是徽宗合流佛教的重要理论依据、舆论导向和社会基础，张伯端嫡传弟子石泰年岁太老，二传薛道光刚得全诀，正和光混俗以了大事，唯有陈楠年轻有为、丹雷闻世，任命其为道官，在混一道教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也是合乎情理的。 望仙以为，由于有关陈楠的历史记载很少，白玉蟾、陈与行与赵道一《仙鉴》的记载均需重视，不能随意否定，综合三人所载，可以找到一种兼容的说法，比如陈楠得薛道光传授丹法后，又得雷书（从劫运的角度看，也是可能的），由于有内丹基础，所以符水治病很灵验，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政和中，被擢为道箓院的道官，但并非如蔡攸提举左右街道箓院事这样的显官。如此以来，陈楠得雷法的时间很早，景霄雷属于神霄雷法的一种，此时神霄雷法的创始者林灵素尚未得徽宗召见，另一创始人王文卿甚至没有得雷书。换而言之，倘《仙鉴》上述记载属实的话，则陈楠在神霄雷法中的地位当极为重要，甚至神霄雷法的历史都需要改写。而之所以陈楠未被列为神霄雷法的创始人，亦显示存在另一种可能，陈楠当时所得雷法非常原始，甚至连景霄之名都没有，《景霄大雷琅书》中的师派已将白玉蟾列入，显然并非陈楠得传的原貌。景霄雷法、邵阳雷法等大部头雷法著作当为白玉蟾甚至后辈传人仿照神霄雷法所建构。至于《得法记》中嘉定戊辰的系年，如果不是白玉蟾笔误，则很可能是陈楠、白玉蟾师徒根据神霄雷书造作《景霄雷法》的时间。至于陈楠得雷法的时间，则可能早至百年前的大观戊子年，也就是1108年。陈楠得雷法后符水济世，被擢为道官，在政和中，这时，正值刘混康去世、张继先称病与林灵素被召之前的空窗期。 在北宋后期尤其是徽宗朝混一道教、合流佛教于大道教的历史进程中，陈楠因为被擢为道官，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知道陈楠任道官的时间，也不能知道他在任道官期间的所作所为，但依据常理推测，由祖师张伯端肇其始的这场道教革命，作为被吸纳进道教管理层的张伯端嫡系传人的代表，仅仅发挥见证作用，显然是太过保守了。 白玉蟾在《静余玄问》中提及陈楠曾在徽宗时“遇大洞真人孙君，与之曰：昔者元始天尊与太上老君所说经教，甚不多。后人采摭编录，遂成一藏。如《北斗经》乃张正一所作，《南斗经》乃王长所作之类。大凡教人课诵，不如《灵宝度人经》玉皇天尊号为愈。”可知陈楠曾与大洞真人孙君讨论道藏中经典的来源、法力等。编撰道藏，是徽宗混一道教的重要举措，白玉蟾的这段回忆，显示陈楠可能在徽宗编撰道藏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 明代张宇初曾详述神霄雷法的授受源流，其云：“神霄则雷霆诸派，始于玉清真王，而火师汪真君阐之。次而侍宸王君、虚静真君、西河萨君、伏魔李君、枢相许君，倡其宗者林灵素、徐神翁、刘混康、雷默庵、万五雷、方贫乐、邓铁崖，而上官、徐、谭、杨、陈、唐、莫而下，派亦衍矣。”（张宇初《岘泉集》卷一）其中所说的“陈”，盖指陈楠而言。陈楠传《景霄》和《邵阳》雷书，对神霄雷法的传播有重大贡献，名列神霄雷法的宗师级人物是当之无愧的，相对于张宇初提及的上述神霄宗师，陈楠成名仅晚于刘混康和张继先、徐神翁，其余均晚于陈楠，甚至是陈楠的后辈，那么，陈楠有没有可能在神霄雷法的创建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呢？ 我们知道，宋徽宗混一道教、合流佛教的一系列政策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徽宗即位，就召见当时的道教领袖茅山宗刘混康，预言其即位的徐神翁，徐神翁保举时任天师张继先解弭解州池怪，徽宗批准茅山宗黄澄之奏，混一三山符箓，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刘混康、徐神翁均逝于大观年间，则其在神霄雷法中发挥作用当在此之前，此时林灵素尚未被召见，神霄派的名称尚未被世人所知，则刘徐两位高道在神霄雷法创建中的作用显然并非实际造作雷书，创设雷法，只能是前期的规划运筹，或者仅仅就是倡议。崇宁三年（1104年）朱执中注《火师汪真君雷霆奥旨》并作序，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神霄雷书。后为陈楠所得。根据史料记载，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再召张继先，问道法同异，对曰：“道体法用”。于是“进天心荡凶诸雷法，上亲祀之。七月，建坛传授经箓，演法讲说道妙。参礼者云集，皆领悟而去。”可见，建立道体法用的雷法体系，已经在徽宗君臣中达成了共识。第二年，徽宗即开始颁布贬斥佛教的一系列政策，崇宁五年（1106年），丙戌，十月，诏释氏之徒，修营佛事，妄以天帝次于鬼神之列。渎神逾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可令有司检会削除。又敕“旧来僧居多设三教像，遂为院额殿名，释迦居中。老君居左，圣居右，非所以奉天真与儒教之意。可迎其像归道观、学舍，以正其名。”当时已有僧人直觉到大祸临头，例如洛阳沙门永道读诏而悲苦说：吾恐毁法之祸，肇于此矣。史料中多次出现刘混康同徐神翁、张继先天师在上清储祥宫会面的记载，显示这些道派领袖互相尊重，齐心协力，贯彻徽宗意图，共同架构融摄道教各派道术的道教共法，显然就是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依据张宇初的说法，则这些道教领袖所建构的道教共法就是神霄雷法，虽然当时没有神霄之名，但已有神霄雷法之实。陈楠担任道官之时，刘混康、徐神翁已经去世，稍后，林灵素为道录徐知常引见，被徽宗委以重任。神霄雷法、神霄派随之浮出水面。相对于林张刘徐四位高道，陈楠当时非常年轻，在道教界并无根基，其被擢用，很可能与政和中张伯端的示现有关。徽宗即将展开的合流佛教大计由张伯端肇其始，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社会舆论准备，有张伯端嫡传弟子的参与，显然更有说服力。前述朱执中注《火师汪真君雷霆奥旨》，即由陈楠传出，显示陈楠对神霄雷法的创建确实贡献了力量。另外，陈楠所习为张伯端嫡传丹法，虽然尚未得全诀，但内丹修为已较别派高道为高，陈楠兼习雷法时，由于由丹功为基础，将雷法的效用发挥得更为充分，所以刚猛威烈的邵阳雷法即由其传出，为神霄雷法融摄道教界最为精深的内丹和符箓两大道法体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虽然可能稍晚于张继先，但也可称得上是将丹法运用于雷法之中，开风气之先，当然，相对于林张刘徐四位高道，陈楠的贡献还是比较小的，未能位列倡其宗者也是恰当的。 除了可能参与编纂道藏、创建神霄雷法之外，陈楠在徽宗时期的行迹，我们已不得而知。宣和二年，徽宗合流道教的政策在实施一年半后宣告失败，林灵素被迫归山，当年，石泰与薛道光会面，颇耐人寻味，张伯端念兹在兹的融佛入道大业功败垂成，师徒两人对坐，只能徒呼奈何。根据薛道光自序，他得至人（石泰）口诀后，在开封修炼成道，时间在宣和庚子岁至靖康元年之间，与陈楠任道官的时间地点有重合，陈楠为薛道光唯一嫡传弟子，则两人开封当有过交流。而薛道光成道后，当亦将所得至人诀要传于陈楠。至于这次的传授时间和地点，未见史载，可能在徽宗后期的开封，也可能在南宋的江南某地，或者就是白玉蟾所云“嘉州是得遇”的嘉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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