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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 本文作者：毛于久 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基本都知道，明末有三大案。这三大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帝国末年的政治形势。而读过孟森《明史讲义》的人则清楚，所谓“三大案”实际上并非三个孤立的事件，乃是大案之中套小案，主案之外有支案的三个案件群。譬如“三大”之一的移宫案下，便包含有一例名为“盗宝案”的小案件。  盗宝案顾名思义，是一起入室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为数名太监，受害者为皇家，案发地为紫禁城的后宫。经富有正义感的大臣检举揭发后，皇帝严惩了犯罪嫌疑人及有关单位主要领导，案件圆满结案。 今人(普通人)看来，该案在恢宏壮阔的三大案之掩映下，显得十分没有意义且不具趣味性。但明史研究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究其原因，我想应该是由于孟森等公，一致认同该案是魏忠贤与东林党对立的起始点吧。 讲史事，不可不追溯源流。所以盗宝案的故事，有必要从事件发生的二十余年前(万历中期)说起： 当时，万历帝以出身卑贱的原因，极度厌恶自己的长子朱常洛，甚至于在皇太后面前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 《明史·李太后传》载：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问为何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宫女)为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  明神宗 皇帝对皇长子的这份厌恶，朝廷内外都看在眼里。所以不乏投机之人，意图促成废长立幼，将受宠的朱常洵扶上太子之位，为自己博个拥立之功。但万历之世，去嘉靖年不远。嘉靖年间三王犹疑，而最终以皇长子为帝的历史，对于万历中期的参政者们尚属“当时之事”。是故也颇有些人，坚定地站在皇长子朱常洛的身边，坚信着万历帝必然死得比朱常洛早，坚持为孱弱的朱常洛一家遮风挡雨。 这些坚人之中，有一位名叫王安的太监。王安最初只是个替朱常洛挨打的伴读宦官。由于他在门房都抛弃朱常洛的时候(梃击案)，还能对朱常洛不离不弃，甚至利用自己在太监中的关系为朱常洛奔走，所以在朱常洛登基后，他成为了实际上的内宫总管。 这样一位有恒心，敢于挑战艰苦现实的奋斗者，自然有着相当宏大的追求。据当时参与过朝廷各项工作的首辅叶向高说： 王安者，颇读书，知好名义。光皇(朱常洛)初出阁，安为伴读，日侍左右，诸事赖其调护，诸讲官皆重之。光皇居东宫二十余年，处危疑之地，杌隉不安，惟安悉心拥翼，有失必归正。光皇亦推心委信。登极不浃月，悉行诸善政，安殊有力。 鉴于叶向高并未与王安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我想他的这番话当可信从。那么从此处看，王安扶立朱常洛，或许还真是抱着一种“走正道，做好事”的思想——先是出于明朝法例，帮助“正统”的嗣君朱常洛活到继位；尔后又以士大夫革除积弊，拯危济难的自我要求，帮助朱常洛治理好大明。  明光宗 这种对国家有利的“好”宦官——亦即与理想状态下的士大夫行为接近的宦官，在明宣宗开外臣教育内官之事后，可谓层出不穷。所以看明史，若以为宦官皆是恶棍，那可就犯了大错也。 可惜朱常洛寿数不永，王安还没和他一起做几件好事，他便白日升仙。痛苦之中，王安不忘初心，又参与拥立了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 在拥立朱由校的过程中，王安这位从万历朝走过来的老人，很自然地想用万历年间的成例解决当下的问题。比如在“谁为后宫之主”的问题上，王安认为应举万历之例，尊朱常洛正妃与朱由校生母王才人为太后，其余诸妃皆只号太妃。 王安的这种态度，使得当时意图成为太后的，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与其对立。而与李选侍的对立，又使得王安发现了一个新的，可以套用万历年间成例解决当下问题的机会—— 朱由校继位当天，以杨涟等人为核心的东林党便与李选侍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形成了所谓“移宫案”，深刻影响了大明的历史走向。而对王安来说，外臣与李选侍的冲突，使得他拥有了与外臣结盟的机会。万历初年冯保张居正的内外勾连，促成荣华富贵的往事，王安没经历过也该听说过。现今共同之敌正在肘腋，王安自然不会放过与东林党结交，一同攻击李选侍的机会。明清史家事后对此有所揭露： (王安)素不快于(李)选侍，为涟等内应。 于是盗宝案应运而生。 依学者分析，王安应是收集到或者捏造了一批犯罪证据，交给了东林党的嘴炮担当杨涟，由杨涟在外出面弹劾犯罪嫌疑人。而后，随着弹劾的奏本进入内廷，王安便利用自己实际上的内宫总管权利，指使秉笔太监批红、掌印太监用印，假装皇帝同意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最终使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顾炎武评论此处王安对杨涟的反应之速，有如即答： 兵科给事中杨涟先上疏自明，被旨褒嘉过当。人谓其结王安以取旨如响答者。 不过就像于谦说“厨子不偷，五谷不收”一样，历朝历代的的太监哪有不偷皇家财物的。冯保冯大珰，不就偷过皇室秘藏的《清明上河图》嘛。所以实际上被举报的太监，或许真的都偷过些金银珠宝什么的，只是自以为是按照“规矩”来做的，不会被举报而已。 杨涟奏本里的犯罪嫌疑人名单很长，但他举报的基本都是为李选侍服务的宦官——譬如李进忠、刘逊、刘朝等人。但名单之中还有一人，既非李选侍所属，又曾服侍过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理论上应与王安处在同一阵线，不会被举报——他叫魏进忠。 魏进忠，本来姓魏，入宫后曾改姓李，名曰李进忠，后恢复魏姓曰魏进忠，最终在天启二年经由皇帝朱由校赐名，确定下他垂于青史的名号——魏忠贤。 王安伙同杨涟打击李选侍身边宦官的原因很明确，但攻击魏进忠的理由不甚充分。或许是魏进忠还叫李进忠的时候，曾在李选侍手下做事？个中情况，现已不得而知。 前叙孟森诸公，探寻到此处，便据杨涟攻击魏忠贤(为方便计以此名指代)的行为，认为在泰昌元年时东林诸公与魏忠贤便已结仇；继而猜测日后阉东之争，起自盗宝。然而只要把视线移回我为诸位铺叙的前情，可以发现发动盗宝案的始动者，实为王安。顾炎武等后世文人，虽为东林诸公脸上贴金，言王安是“涟等内应”，将主动权划归外朝大臣；但就盗宝案之后的发展来说，王安为本案主要参与方的事实可谓十分清晰。 证明王安为主导，东林诸公仅为王安工具人的史实有三： 其一，魏忠贤的自救行为。 在发现自己名属嫌犯后，魏忠贤惶恐难当，急忙通过一位叫魏朝的太监中介，祈求王安放过他。而在与魏忠贤交♂易后，王安似乎是得到了满足，便使用了偷梁换柱大法，帮魏忠贤洗脱嫌疑——  双方愉快地达成了交易 具体操作是：魏忠贤原名李进忠，正好李选侍有个心腹太监叫李进忠，王安安排人跟杨涟说：“上次抄资料的小宦官手滑，错以为偷宝的李进忠是改名前的魏进忠(即魏忠贤)，私自把魏进忠的名字写了上去。魏公公实是无辜，还请杨老手滑放过，去追究该死的李选侍手下李进忠。” 《酌中志》载：九月初一日，光庙升遐，先帝(朱由校)暂居慈庆宫。 科臣杨涟时为给谏，疏参逆贤(魏忠贤)，贤无措，泣恳魏朝，朝在王太监安前力营救之，遂得旨着司礼监查明具奏：贤，先年原名李进忠。遂将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进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 杨涟还真就信了王安这套说辞，不再追究魏忠贤的问题，而着力去攻击李进忠。后来这位李公公，在杨涟和王安内外夹击之下，成功地被弄死在监狱里，是为余波。 从这一场戏中，明显可以看出杨涟等外朝大臣，实际上对内宫之事两眼一抹黑，根本只是照着王安给的剧本照本宣科唱弹劾大戏。王安写魏忠贤，他们就弹劾魏忠贤；王安说写错了，他们就放过魏忠贤。RPG游戏里的NPC对玩家的反应，也不过如此了。固可见本案之中，东林诸公为王安打别的太监的工具人也。 其二，王安翻车后太监们的报复行动。 古往今来，很多士大夫都会因为扶立天子而自傲，甚至对天子产生轻视情绪，然后被天子杀掉。连续扶立两代天子的士大夫，更是只有韩琦算是善终。王安既然是个像士大夫的太监，自然也会像士大夫一样，对天启帝朱由校产生“你爸和你都是靠我当的皇帝，我可是大大的好人，你得听我的跟我一起拯救大明”的情绪。 可是对于一位皇帝来说，怎么能接受在某位“功臣”身后亦步亦趋地跟随呢？张居正翻车之事未远，王安如此行为，可谓不智也。  明熹宗 天启不高兴，搭上客氏路子的魏忠贤不高兴，那些时刻担心自己也登上王安举报名单的大太监们都不高兴。于是在王安上表，虚情假意地三让三辞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任命时，诸太监联合客氏，说动天启帝，下诏说：“你自己觉得你这么没用，那好我不逼你当秉笔太监了，你去南海子(皇家猎场)养麋鹿吧。” 今上初立，亦恃安而强。然不学无术，悻直自遂，以上冲龄可以行其意，欲一旦尽 宫中积弊，发诸珰奸利与盗内藏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缘赐玉者，悉夺之。诸珰大不堪，共谄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断，憎安刚颷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属安求退，遂黜充南海子净军。  今南海子公园牌坊 王安一倒台，盗宝案自然要翻案。之前因为盗宝案进监狱的太监们，除了被弄死的李进忠，全都被放了出来。 放出来还不算完，当时掌权的太监们(包括魏忠贤)明显懂得“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把出狱的太监们全安排到了南海子的管理岗位上，既让这帮李选侍的余孽远离政治中心，又借他们的手干掉了王安这个隐患。 而尽用安所排挤者管机事，从狱中赦刘朝，使掌南海，讥察之，安遂缢死，暴其尸。 而在王安倒台，魏忠贤翻案的全过程中，东林诸公没找魏忠贤的麻烦，魏忠贤也未尝对东林诸公下黑手——比如就盗宝案里杨涟与王安的一唱一和，告杨涟一个私通内宫。 很明显，魏忠贤等太监作为当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实际上是遭到了王安的打击，东林诸公不过是王安的Toolman而已。所以在事后报复的时候，只杀王安不管外臣。 东林诸公方面，则可能是出于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寻思着王安抓魏忠贤是清理阉竖；魏忠贤杀王安也是清理阉竖；横竖死的都是阉竖，对于“君子”那都是重大利好，何必去管呢？ 更何况大明有严刑峻法，禁止外臣与宫内人士接触： 《大明律》：凡诸衙门官吏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皆斩，妻子流三千里 安置。  大明律 社会上也鄙视和内官交结的大臣： 《明熹宗实录》：(勾结内官)官邪之首恶，言路之奇丑。 更何况结交宦官被抄家的张居正才死几年啊？他儿子可还在江陵城外隐居着啊！都忘啦？怎么可能忘得了啊！ 东林诸公很明白，他们打包一起算也赶不上张居正的权势。张居正结交宦官身后不保，他们结交宦官只怕是直接死得很惨也。所以从万历驾崩开始，甭管他们在外朝闹得多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帮人硬是不敢和内宫发生半点关系。 他们喊打倒李选侍，就真的只是打倒李选侍，从没想过扶持一个宫中眼线，或者明事理的太妃，来占住这片权利真空。结果造成客氏和魏忠贤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宫内的管理权。不止我看了觉得他们脑子有水，明末一群群反思家都觉得当时的东林诸公是迂腐到脑瘫也。 但其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显示，王安与东林诸公之间虽无盟约，而已有联合之实。万历末年东林干翻齐楚浙三党，有王安从中调配： 《黄忠端公文略》：齐、浙果大構，卒以两败，而楚遂归正。 (王) 安之谋居多，其奔走先后以卒成之者，(汪)文言也。 泰昌天启之际东林诸公复起，是王安出面举荐： 《幸存录》：余与向高之仲孙交，言及此，仲孙谓余曰：当熹庙时，条召诸名贤，此谁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为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为。 东林诸公这种卸磨杀驴的行为，彻底断绝了宫内人与他们结盟的念头。之后被内外勾连之人打得半死，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也。 其三，杨涟之事。 盗宝案后，魏忠贤还对东林诸公心存幻想，并未阻遏东林诸公升官发财。如杨涟，天启元年正月归乡，二年便又起为礼科都给事中，不久又擢为太常少卿，三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四年春进左副都御史。相对别的三年一考、六年一升的官吏来说，杨先生的升官速度可谓是坐了东风—17。 而天启四年，东林诸公彻底与魏忠贤决裂。杨涟上书言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连莫须有的魏忠贤杀害嫔妃都写上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大罪也只敢写魏忠贤陷害王安，而不是重提盗宝案。当年之事，我们这群后人搞不清楚，但出手举报的杨先生心里总该有点AC之数吧？他绝口不提肯定存在的盗宝之事，只说陷害王安，其隐情自然可知也。 写到此处，明末盗宝案的前前后后，我寻摸着应该是展示出了七七八八。这么一出案子，不仅是展现了明代宫廷内部偷窃行为的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万历天启之间参政各方的愚蠢和丑陋。所以，与其说这场盗宝案是阉党和东林党不共戴天的先声，我觉得还不如说这案子，是明末各方展现他们自私自利自大自用的一场大戏。而这大明朝，则随着台上角色们高举四个“自”字大旗，终究走向了万劫不复。 是故毛子(就是作者我)有言，该案： 名为盗宝之后效，实是窃国之先声。 【奉狗已己】 参考文献： 1、 孟森.《明史讲义》 2、 夏允彝.《幸存录》 3、 阳正伟.《明末“盗宝案”考论》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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