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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考古学家在陕西神木发现了巨大的石峁古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精美的玉石器、特征鲜明的陶器都让人眼前一亮，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石峁古城巨大而又宏伟的建筑，令所有人叹为观止，一个上古的城址忽然出现于眼前，不禁让人联想到陕北地区的史前繁华。不仅如此，石峁古城的石雕所雕刻的神面与神像，与中国中原一带夏商文化中的纹饰颇有相似之处，这也显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那么石峁古城的主人到底是谁呢？石峁文化对中原夏商文化究竟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也正是考古学家目前孜孜以求的问题。 考古学有一套研究历史的逻辑和方法，如果想知道石峁主人的秘密，就必须明确石峁文化的特点。早年的考古工作，让我们明确了一件事情，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大概在龙山时代，这些地区曾经流行一种类型十分接近，且富有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根据研究，考古学家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老虎山文化”，这个“老虎山文化”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如果要和夏文化的年代做对比的话，可以看出，老虎山文化早期，夏还没有建立，而到了老虎山文化结束之时，夏文化已经延续了将近200年了。 为何在这里要提老虎山文化呢，因为石峁古城所出土的遗物，与老虎山文化相同，而且石峁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正是老虎山文化的活动范围，所以说，石峁遗址是老虎山文化的一个上古城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厘清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了。同时，根据考古工作人员给出的测年数据，石峁古城可以被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晚期为公元前2100-1800年，可以看到，这也正处于老虎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之内。 在和老虎山文化同时期的山西南部，在临汾盆地，曾经活跃着另一支人群，他们也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就是现在十分出名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家将这个遗址所表现出的文化特点命名为“陶寺文化”，这个文化的城址将近三百万平方米，体量同样十分宏大。根据将考古遗存与文献史料相对应，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陶寺文化是帝尧所属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陶唐氏的陶寺遗址在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明显经历了两个阶段，大概在龙山时代的后期，原本繁华的陶寺古城出现了老虎山文化的因素，而且陶寺遗址中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暴力屠杀、毁墓的现象，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文化的一次暴力战争所引起的。陶寺文化也由此由盛转衰，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如果陶寺遗址真是尧的都城的话，也意味着尧和他的部族的衰亡。 有学者认为，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暴力战争很可能对应了《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的“稷放丹朱”这一历史事件，稷是周人的祖先，而丹朱是尧的儿子。所以可以进而认为，进入陶寺遗址的老虎山文化可能是后稷的族群，也是后期周文化的祖先，而被老虎山文化所征服之后的陶寺晚期文化，应该就是后稷的姬周文化在晋南的延续。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三百年后，后稷族的姬周文化在晋西南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河南的二里头文化，自此陶寺文化在晋西南地区消失，说明了姬周文化的退出，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于此同时，十分巧合的是，在位于陕北的石峁古城中，出现了来自陶寺晚期文化的因素，这说明了一件事，就是陶寺文化虽然退出了与二里头文化在黄河两岸的竞争，那并没有灭亡，而是回到了他们的祖地，也就是老虎山文化所兴盛的地区。这次，姬周文化来到了石峁，因为石峁本就属于老虎山文化，而姬周文化同样是老虎山文化的延续，所以二者在数百年后再次结合则显得十分自然。根据《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也就是后稷的后人，这一记载的意思是，在夏衰之时，后稷的后人不窋率领他的子民放弃了居住的地方，而来到了戎狄之间。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发生了陶寺文化来到石峁的现象，而与文献记载夏王朝“太康失国”之一事件同时，那么同样可以推测，石峁古城的晚期新的文化现象，很可能就是姬周祖先从晋西南回到陕北的体现。 另一个重要的考古现象是，无论是老虎山文化还是晋南的文化，其文化渊源都是来自仰韶文化，尤其可能是来自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有学者通过对比认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对应的是黄帝族系的文化，这样说来，老虎山文化应该就是黄帝族后裔的文化了。根据史书可知，黄帝以姬水为姓，而周人就是姬姓，周人是皇帝的后裔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再根据《山海经》所记，北狄也同样是姬姓，所以说，他们也是黄帝的后裔。前文已经说了，周人的先祖在太康失国时期回到了戎狄之间，在考古学上说，对应了石峁古城后期的文化变化，所以说石峁古城也就是文献中的戎狄了，不过即便这些族群被自居正统的人士贴上了戎狄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们同样继承了黄帝族的基因，与姬周文化血脉相连，并且也创造过令今人叹为观止的文化。 参考文献： 韩建业.石峁人群族属探索.文物春秋,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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