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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文章，三解讲述了韩信的出身和在项氏集团中的起步，并未受到项羽的“薄待”，以及他叛楚投汉的真正的原因，本期文章，则将以韩信的经历入手，勾勒汉初军功阶层的轮廓，剖析它的组成结构，权力关系和势力格局。 一 韩信人生的转折点是在一个“法场”上。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
翻译过来就是，刘邦被封为汉王，入蜀地就国的路上，韩信逃离了楚军，投奔了汉军，但仍旧没有“知于王”，担任了“连敖”职位。没想到因为犯法“连坐”给送上了法场，一群人13个都被砍了，就剩下韩信，韩信仰视看到了夏侯婴，说： 汉王不想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 夏侯婴是对他的话惊奇，又对他的相貌胆色很欣赏，就释放了他，和他聊了聊，非常高兴，推荐给了刘邦，刘邦就任命他为“治粟都尉”，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奇才。 这个法场识别英才的故事很有戏剧性，在汉军中竟然还出现过两次，见《史记·张丞相列传》：
此时刘邦刚刚被立为汉王，正带着坛坛罐罐入蜀的途中，“争天下”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而夏侯婴作为刘邦的“亲信”，当然知道刘邦的野心，所以，对于一个“连敖”有这样的“决心”和“远见”，或者说敢于“吹这个牛”还是比较惊奇的，所以放了也就放了。 在之后的对话之后，能够“大说之”，也就是“太喜欢了”、“太兴奋了”，说明非常投契，推荐给刘邦，刘邦却仅仅任命了“治粟都尉”，却没有夏侯婴的“奇”，不是很奇怪吗？ 问题就是，“连敖”和“治粟都尉”到底是不是“仅仅”、“区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汉元年四月，加入了刘邦入蜀大队的韩信，在“未得知名”的情况下，被任命为“连敖”，这也是他被押赴刑场之前的职务，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转折之后，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又经历了“萧何追韩信”的插曲之后，被刘邦等坛拜将为“大将”，这也是韩信人生青云之路的第一次“跃进”。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韩信是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大将军”，也是刘邦“识人才”、“重人才”的表现，可以算作千古佳话，这是不是事实呢？ 在《韩信怎样“选领导”？》里，三解已经说明，韩信在项梁麾下曾是“卒”、“持戟”，转到项羽麾下担任“郎中”，完成了由“卒”到“郎宦者”的飞跃，而秦汉制度下，“郎宦者”又是“千石”以上“高官”的候选人，所以，此时的韩信早已不是“无名小卒”。 那么，“连敖”是什么呢？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连敖”条下有几个注释：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韩信“入汉”时的官职是：
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则是：
前辈学者早有考据，“票客”应为“典客”传抄之误，所以，“连敖”与“典客”的关联性是确定的，而“典客”的官职，在《汉书·百官公卿表》里有记载：
也就是说，掌管内附效忠的“蛮夷”，也见于《二年律令·秩律》中的“二千石”级：
“典客”作为“诸卿”之一，位列“內史”之后，而我们知道，夏侯婴长期担任“太仆”，为刘邦驾车，总不至于被救的死刑犯位列“二千石”秩级却“无所知名”，救人的“权贵”地位还比他低…… 当然没有道理，因为这就是错的。 二 在唐朝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后的1000多年里，“连敖”一职的解释，一直延续着旧说：
然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持续增加，“连敖”一职在出土文献中反复出现，甚至于“莫敖”连称，可知其并非“连尹”与“莫敖”合一。 已知的“连敖”记录有，“曾侯乙简”中出现2次，“包山楚简”出现14次，“楚燕客铜量”和“楚玺”中也有发现，也写作“连嚣”。 对此，陈颖飞在《连敖小考——楚职官变迁之一例》（《出土文献》，2014年00期）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他提到曾侯乙简中的“连敖”，均为“地名”+“连敖”，并都是驾车的驭者：
“邻”通陵，和“南陵”都是地名，包山楚简中有9例，也是“地名”+“连敖”，其中“东陵连敖子发”，时代与《淮南子》中所见“上蔡令子发”相去不远，应为一人，死前已由“连敖”升任“县令”（县公），凶死后，其兄弟左尹昭佗之父袭封为“蔡公”。 也就是说，楚制下“连敖”职位低于“县公”，但差距不大，这与“楚燕客铜量”的铭文中“连敖”署名仅次于“莫敖”，可以号令“工尹”、“工佐”、“集尹”、“少集尹”、“少工佐”的地位相呼应，也就是说，理论上，“县公”为一县之长，之下为“莫敖”、“连敖”。 不过，陈颖飞在论文中也提到，出土文献中其他的记录，地名之外就掺杂了其他因素，如“新官连敖”，“新官”有“新官师”、“新官令”、“新官娄”、“新官尹”、“新官人”，应为楚国一个权限未知的政府机构，也设有“连敖”。 包山楚简中还有4例，在地名与连敖之间有“列”的字样，为某类“吏”的专称，“连敖”为其长官。 对此，他的解释引用了《周礼·地官》“乡师”中的记录：
郑玄注云：
也就是说“连”的本意为“辇”，也就是人力拉车，在周朝称“辎辇”，而《周礼》正文中则强调解释了“輂”和“辇”的用途和人力来源，即安排“徒役”参与战争和大事的运输与营造，所以在“周辇”之中要带斧子、凿子和锄头，乃至于版筑夯土的用具。 在论文中，陈颖飞对于“连敖”的相关记载的矛盾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但也指出了包山楚简中“连敖”承担了名籍登记的职责，乃至于作为官府代表向越异贷款，都与军事职责并无关联，这也就与《史记》、《汉书》所见的汉初功臣的“连敖”职务有所冲突。 不仅如此，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的《邦人不称》一篇中也出现了“连敖”，即“叶公子高”的故事，一件事是他协助楚昭王抗吴复国，另一件事是白公胜之乱中，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被杀，楚惠王出亡到昭王夫人宫，叶公子高逆势平定叛乱，却不居功，也不受赏，国人不知其功劳。直到惠王长大，才赏给他焚国之田百畛，他的官职也一直是“叶连敖”和“蔡乐尹”。 值得注意的是，叶公子高辞让“令尹”和“司马”职位酬功时的理由是：
也就是说，“叶”地距离郢很远，他做不了“司马”，而他的职务为“叶连敖”和“蔡乐尹”，“上蔡”在上文中已经提及，楚国早已设“县”，而“叶”应该是“邑”而非“县”。结合“敖”之字义，见许慜慧《战国时期楚国的“莫敖”考》（《理论界》，2012年第5期）一文梳理，“敖”实为楚国称王前称呼血缘部落酋长的名号，类似于“君”，“莫敖”则初期为楚国王族分支“屈氏”的“世职”。 由此推知，春秋末期仍然处于“封建化”的楚国，“连敖”实际上是“县”之下“邑聚”的“世职”，这个中原称呼的“邑聚”，在楚国应称为“连”，这个“世职”的职责，实际上是管理“连”内的“野人”，即楚国本族之外的“徒役”，参与各种“辇运”和“营造”，即类似于秦制下的“司空”。 叶公在“世职”之外，尚有楚王任命的“官职”，即“蔡县”的“乐尹”，近似于秦制下的“县内诸官”，这就与“连敖”无关了。 在楚国的“县公”体制下，春秋时期“连敖”位次在略同于中原诸国的“司马”官的“莫敖”之后，因为“莫敖”实际上是本区域的“军政官”，其最早的角色可能是对楚国贵族“国人”的管理和动员，而“连敖”虽也为世袭，却在战争体系中边缘化，所以只能为“县公”驭车。 然而，随着整个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吏治化”，“国野合一”的楚国，“连敖”的职责越来越重，包括，号令“工尹”、“集尹”、“工佐”来进行“营造”，以及对“名籍”进行管理和登记，还是对财物进行管理，都与秦制下的“司空”官趋同，但同时，出土的“楚玺”中又有“连嚣（敖）之四”，李家浩在《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中指出，这一玺制与汉代虎符第一到第五计数类似，所以，“连敖”也应为“军职”。 在“县”或相关机构中，“连敖”的位置可以参见“包山楚简”中“新官”和“县”的排序： 新官师——新官令——新官娄——新官连敖（另有新官尹、新官人不知排序）。 县令——莫敖——连敖——大工尹、集尹。 那么，在“秦制”之中，与“连敖”的排序、职能最相近的职务是谁呢？ 只能是兼掌“司空”的“县尉”（见《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 在此职责基础上，“楚制”的集权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散，就像“秦制”的集权官制随着版图的扩张和政府职能的复杂化，“邦尉”、“县尉”繁衍出了无数个“尉”一样。（见《忘记商鞅的秦始皇》）只不过，“连敖”的后续发展细节并不为人所知，所以，在汉初出现的“楚制”官职才显得突兀，不过其详情仍旧可以通过考证得知。 三 汉初的“连敖”位次，可以通过排比记载得知，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以“连敖从起”，也就是以“连敖”职位跟随起兵的有：“柳丘侯”戎赐“从起薛”、“河陵侯”郭亭“从起单父”，“煮枣侯”革朱“以‘越连敖’从起薛”，共3人； （2）以“连敖入汉”，也就是以“连敖”的职位跟随进入汉中的有：“广严侯”召欧、“隆虑侯”周灶、“朝阳侯”华寄、“俞侯”吕它之父吕婴，加上“淮阴侯”韩信，就是“入汉”之时，共5人； （3）日后升迁“连敖”职位的有：“祁侯”缯贺，“以连敖击项籍”，他归附汉军较晚，到“汉三年”才在“晋阳”以“执盾”职位加入，共1人。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 （1）以“连敖从起”的有：“柳丘侯”“从起薛”、“阿陵侯”“从起单父”、“煮枣侯”“以‘越连敖’从起丰”，共3人，与《汉书》人物一致，细节略不同； （2）以“连敖入汉”的有：“广严侯”、“隆虑侯”、“淮阴侯”、“朝阳侯”，共4人，缺“俞侯”； （3）日后升迁“连敖”的有：“祁侯”，共1人，与《汉书》记载一致。 要排列高低，我们可以排列这些人的前后职务： “柳丘侯”：连敖（起薛）——三队将（《史记》作“二队”，入汉）——都尉（破项） “河陵侯”：连敖（起单父）——都尉（破项） “煮枣侯”：越连敖（起薛，《史记》作起丰）——越将（入汉）——都尉（击诸侯） “广严侯”：中涓（起沛）——连敖（入汉）——骑将（定燕、赵） “隆虑侯”：卒（起砀）——连敖（入汉）——长鉟都尉（“鉟”通“铍”，击项） “朝阳侯”：舍人（起薛）——连敖（入汉）——都尉（击项） “俞侯”：连敖（入汉）——都尉（定诸侯，功比“朝阳侯”）。 “祁侯”：执盾（起晋阳）——连敖（击项）——将军（爵执圭，荥阳突围后） 从低到高的级别关系是： 中涓、舍人、执盾、卒——连敖——二队将、越将——都尉、长鉟都尉——将军、骑将 道理很简单，一群最终封侯的功臣，职位当然是越升越高，尤其是中间间隔几年的情况下，但是，这些职务仍旧杂乱无章，无从下手，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和编排。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连敖”远低于“都尉”，更低于“将军”，反倒是“二队将”、“越将”，完全可能是“平调”，但也意味着，搞清楚“二队将”和“越将”的级别，也就大体能够确认“连敖”的级别。 当然，历史学者周聘曾有一篇名为《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的文章广为流传，称“连敖”与“二队将”及“司马”均为悼武王吕泽在“佐高祖定天下”过程中独立统帅军队的“特有官职”，尤其是“二队”，更是与刘邦亲自统领的“一队”或称“上队”相对。 其实，这种说法是对秦汉兵制的不了解导致的。 三解在过往文章早已考证过秦军“军制”（见《秦军到底有多强大？》）： “大将”（或上将军）统“将军”，“将军”之下为几个序列： （1）屯兵：尉、司马、二五百主（候）、五百主、百将、屯长、什长、伍长； （2）轻车：尉、轻车司马、卒长、仆射； （3）骑士：尉、骑司马、骑千人。 西汉中后期“军制”则为（见《秦军到底有多强大？》引《大通汉简》）： “大将军”统“将军”，“将军”之下为几个序列： （1）步兵：校尉（也称“军尉”，编制称“校”）、司马（编制称“部”）、候（也称“千人”，编制称“曲”）、五百将（也称“五百”、“卒长”，编制称“官”）、未知（编制称“队”）、什长、伍长； （2）骑兵：左骑都尉、右骑都尉（平级编制），司马、千人 “秦制”与“汉制”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多为“二五编制”，后者除了“五部一校”和“五什一队”之外，均为“二二编制”，而其间的人数细节差别，可参考《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的记载以“补缺”：
卒、骑士、中涓、中谒者、舍人——（家车吏）——郎、郎中、郎骑、郎中骑、中郎骑——（连敖）——郎中骑千人、骑将——骑司马——郎骑将、骑郎将、郎骑将军——都尉（骑都尉、骁骑都尉、大将之“司马”）——将军（车骑将军）、齐丞相
在确认了“步骑车兵”的贬值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韩信由“连敖”到“都尉”的跨越，实际上是由“中低级干部”到“高级干部”的跨越，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由不到“县处级”跳跃到了“省部级”，盖因“都尉”为“二千石”官，在秦汉之际还没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和“万石”秩级的情况下，是“有秩吏”的顶点，所以任命用“拜”字。 那么，韩信被“拜”为“治粟都尉”，为什么说刘邦“未之奇也”？韩信又为什么逃亡而去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连敖”的本职，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是负责各种“名籍”、财物和辎重输运、营造的“军职”，按照现代的说法，属于“后勤系统”，而在“滕公”夏侯婴鼎力推荐之后，刘邦仍只是将韩信提拔到“治粟都尉”的军职上，秩级固然大幅提升，本质上仍是将他视作“后勤专业干部”，而不是真正的统兵“军将”，更不存在独当一面的可能性。 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是：
其中，郦商早已为“将军”，在刘邦入关中时，即别入“旬关”攻汉中、巴蜀，实际上并没有“从入汉中”，属于别队，则“从入汉中”的“将军”只有三人。
【 职志（一人）】沛：周昌 【基层军官（六人）】 丰：（越连敖）赤 薛：（连敖）戎赐 砀：（门尉）耏跖；（执盾队史）襄； 单父：（连敖）郭亭 昌邑：（骈怜）许温 【卒（十七人）】沛：彭祖；单父圣；卫无择 丰：周聚；朱濞 砀：周灶；陈涓；孔聚 薛：陈胥；秦同；郭蒙 陈留：丁义；齐受 杠里：陈夫乞 胡陵：杜得臣 霸上：陈署 地名无考：阎泽赤；冯谿 这里，最早的封侯、封君的有： 【封列侯者（十二人）】长安侯：卢绾（疑似汉元年所封）——客 建成侯：曹参——中涓 威武侯：周勃——中涓 临武侯：樊哙——舍人 昭平侯：夏侯婴——令史 建武侯：靳歙——中涓 惠侯：孙赤——中涓 周信侯：周定——舍人 高梁侯：郦食其——客 名号无考：吕泽——客 名号无考：陈狶——特将 成信侯：张良（大概就是在汉元年末到汉二年初所封）——厩将 【封执珪者（五人）】 信成君：郦商——将军 昌文君：灌婴——中涓 共德君：傅宽——舍人 武定君：侯昭——未知 （名号无考）：奚涓——舍人
先说“中涓”、“舍人”，到底是什么呢？ “中涓”，颜师古注：“涓，絜也，言其在内主知絜清洒埽之事，盖亲近左右也。” 翻译过来就是，在家中负责打扫卫生的人，属于亲近的身边人。 “舍人”，颜师古注：“舍人，私府吏员也。” 翻译过来就是，府中的吏员，家吏、家臣。 两者对照，“中涓”比“舍人”亲近，而且地位要高，比如同在沛县起家的“曹参、召欧、周勃、孙赤”当然地位要高于“樊哙、朱轸、周定、奚涓、审食其、周緤、徐厉”等人，“入汉”之后的两个“将军”，都出自“中涓”。 简言之，就是以“主”为基点，“中涓”的距离更近，类似于院内，而“舍人”的距离远一些，类似于府内，空间距离的远近，决定了地位高低。
而这个结构，见于《墨子·号令》：
守卫守城主将官署大门的头目和士兵，每班岗不要多于两人，卫兵中勇敢的在前行，根据队、伍排列，让他们知道各自的左右前后是谁。擅自离开官署的人，杀掉。门尉每天白天点名三次，晚上击鼓关门后再点名一次，守将随时派人检查巡察，记上擅自离开岗位人的姓名。早晚两餐都在官署吃饭，不许在外面吃饭。守将一定要谨慎、细致地暗中观察侍从中的谒者、执盾、中涓以及料理日常生活的妇人等人的思想、心理、脸色、动作和言语的情况。每次端上饮食，一定要先叫人尝一尝再吃。若有异常情况，就立即抓起来予以盘问。 《墨子·号令》基本上一个“县”城池守卫的“操作手册”，全盘引用段落篇幅过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在这一篇中，县令、丞、尉的部署很清晰，一县的守城兵力为“五百人”，每个城门“一百人”，编制可见：
注意其中的职位，“五官”、“百长”，案城卒为“五百人”，对应“五官”，门卒为“一百人”，对应“百长”，而“五百”实为“官”级别编制的主官“五百主”、“五百将”之省称，可知，“五官”等同于“五百”。 推而广之，可知《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部分职务之发展：
颜师古注“车骑户”三将：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刘邦在沛公、砀郡长时代到汉王时代，一直有一个“亲侍团队”，这个“团队”参照《墨子·号令》中的记载，实际上是以“县邑”为单位构建的，由其扩大，即称王后的“宫廷”内的“郎宦者”团体。 也就是说，参照“宫廷”的“郎宦者”团体编制“倒推”，即是“县廷”之“亲侍”，左为“县廷”，右为“宫廷”： 中涓（中涓骑）——中郎（郎骑） 舍人——郎中 谒者——谒者（中谒者） 五百——五官（五官中郎将） 骑将——骑郎将（郎骑将） 户将——户将 户卫——户郎 执盾（另有执盾队史）、执矛、执铍、执金吾——执盾、执戟、武士 家车吏——驺 门尉（县所独有，见《墨子·号令》）、城将（县所独有，见《墨子·号令》）、五官（县有，见《墨子·号令》，通“五百主”）、百人（县有，见《墨子·号令》，通“百将”） 也就是说，何炳棣先生对于《墨子》为墨家在秦献公时代入秦后，对秦国基层制度进行改造的成果，并由此编写了详细的“城守”操作手册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刘邦和他“丰沛集团”核心人物，作为秦朝的“县吏，最熟悉的组织体系，就是“县政”，所以，刘邦的“亲侍团队”构建之初，是以“秦制”的“县制”作为基础和蓝本，而在进行“张楚”政权治下的“楚军”制度构造时，则施行“楚爵”和“楚军制”，这种“秦”、“楚”双轨制，在现实中并行到“入汉”，也就是“汉王国”建立，“宫廷”仍旧为“秦制”扩张，如“郎中骑”的建立。 “朝廷”则为“秦楚并行”，将军、都尉、亚将、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这是典型的“楚制”序列，但同时，汉军又有“秦制”丞相及诸卿领兵也称“将军”，如左丞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中尉、內史等，其下分置都尉。
八 总结上述“县廷”——“宫廷”的发展，或可称为“县之主”和“宫之主”的变化过程，在“主”所辖的“自己人”之外的“独立人”或“独立团队”，都是“客”，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客卿”、“邦客”，虽然都是以“客”为名，却要看和“主”的关系远近。 所以，既有上面表格中，吕泽、萧何、周苛这样“高标准”的“客”，立国之后即“封侯”、“拜相”，也有张苍这样的“客”，会坐法当伏斧质，张苍这种“客”，就类似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提及的“邦客”，也就是“远来至‘我邦’的非‘蛮夷’‘外邦人’”。 在《墨子·号令》里也有类似的角色：
“客卒”，就是外地来帮助防守的士兵，在参与守卫的同时，主人还要防备他们。 也就是说，在刘邦的起家团队之中有两种“客”，类似于《战国策》中记载的“孟尝君”养客，也分为“上中下”，既有为主爪牙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出有车，食有肉的“上客”，而考察刘邦团队中的“上客”和“中涓”、“舍人”的最大区别，应该就是“身份”和“团队”两条。 比如萧何和曹参，同为“县令史”，前者“举族”相从，待到论功行赏时，家族有食邑者数以十计，而曹参等人，都是只身相投，以至于刘邦都将这个作为“评功”的理由，就说明，“上客”与“中涓”的亲近程度相同，地位却因条件有差，类似的还有吕泽、郦食其等，背后都有强悍的团队支持。 “上客”自然有刘邦亲自招待和管理，“下客”呢？ 此时，“连敖”就该出场了，也就是《史记·集解》中提及的：
“秦制”之中有“属邦”之名，为重要的中央官署，而汉代无“属邦”，却有“典客”，绝非偶然，盖因“秦制”下多有“归义蛮夷”，却不存在西汉初年数以十计的诸侯王国，“邦客”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而不是政治、礼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刘邦团队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 新投效的“客”，以张苍、韩信为例，都属于“士”的阶层，却并无家门、宗族势力，只能作为“下客”备用，对他们的管理，不可能用军事编制配置，比如张苍这样的“秦柱下史”，在文牍事务无从安置的条件下，由专门的“连敖”来安置从事“书写名籍”、“辎重管理”和“徒役分派”的工作，完全有可能。 文献中也有旁证，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坐法当斩”，很可能是因为犯法“连坐”，而“十三人”，也就说明韩信的“相关人”至少在10人以上，也就意味着，韩信的“连敖”职位的责任关系人至少在10人以上，结合上文中的考证，则“连敖”应该属于“队率”级别，再往上就是“诸将”，不可能“未知名”，也就是管理50人左右的“下客”、“邦客”的后勤军官。 正因为如此，刘邦在夏侯婴的推荐下，任命他为“治粟都尉”，属于典型的“未之奇”，因为刘邦至南郑后，对军事组织进行了重足，由“沛公”——“都尉”——“司马”——“诸将”体系，变成了“汉王”——“将军”——“都尉”——“司马”——“诸将”体系，“治粟都尉”虽有“都尉”之名，实际上已经由“主”之“直属队”变成了“将军”的“部属”，秩级或有上升，工作性质并无变化，仍旧是后勤、辎重官，照样没有自己的“部属”。 更进一步说，这个“下客”是哪部分人呢？
也就是说，当年4月到8月间，就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顶多4个月，汉军已经打回了“关中”。 这个效率，已经算是神速了，为什么仍旧有恐慌式的逃亡和思乡呢？ “楚与诸侯之慕从者”这就算是“军官”和“志愿兵”了，3、4个月时间就“日夜思乡”有点奇怪，唯有可能的就是“客卒”，也就是项羽派出跟随刘邦的3万卒。 称“卒”，也就不是“士”，而韩王信曾劝说刘邦：
也就是说，这3万人和其他“数万”人一样，都是“山东之人”，而非“秦卒”，且为项羽所派，则于刘邦的汉国而言，当然属于“客卒”。 刘邦自己也说，诸将逃亡数十，这总不至于是“慕从者”，只能是这3万人的“诸将”，大胆猜测一下，韩信作为“连敖”险些“坐法当死”，很可能就是因为属下、同僚的“逃亡”，也就是说，还没到“汉中”，这支3万人的“客军”已经濒临瓦解。 所以，本质上，这3万人是以“客军”的姿态，为汉军的“本部士大夫”担当“徒役”，其中的“连敖”自然也就是在“考察期”的“预备干部”，根本进不了汉军的“信任圈子”，所以，当韩信大喊“上不欲就天下乎”的时候，实际上是“效忠”的“投名状”尝试，所以夏侯婴接下了招。 焚烧栈道，向项羽表示不想东归。按照张良的《世家》中记载，这是张良的“计策”，本质上是对外也对内。 到了南郑，汉国建立，等于是“考察期”结束，而这部分“客卒”的处理，也就成为新问题，如何消化他们纳入系统，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所以，萧何才会主动去与韩信接触，多次谈话，一方面是“发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树立标杆”。 所以，萧何才力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连“拜”将军都不行，而且还要形式感十足，要“等坛”，这与其说是对韩信本人的尊重，更是对新纳入麾下的“客卒”的一种激励，与日后刘邦先封旧仇雍齿为列侯有异曲同工之妙。
九 以上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这就涉及到历史上的另一个谜团，那就是在韩信在汉元年“拜”为“大将军”之后，他的记载消失了，在“平定三秦”、“略定韩魏”、“兵出南阳”、“兵发砀郡”和“彭城之战”的汉军第一次“大扩张”中，韩信毫无建树，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 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韩信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 答案很简单，不是。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如果韩信的语言表述一如《史记》的惯例的话，“数万”也就是不足“三万”，恰恰是“客卒”逃亡之后的规模，当然要随从汉王行动；而如果是“概数”，也就是汉军“尽属”，则之后汉王“自将”大军出故道攻章邯之后，他的“上将军”的领军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 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也就是说，在淮阴侯韩信没有独统方面军的两年时间里，他应该就在汉王的身边，以“朝官”的身份为“参谋”，而且韩信提及有“上将军印”，上文中提及汉军为“秦楚制度杂糅”，那么楚制的“上将军”应该是“大司马”的别称，如此，则可补汉初官制之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內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接自淮阴侯韩信。 而汉军日后仍有“大司马”之职，根本原因应该是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独立领兵之后，以韩信的“大司马”权重，改称“太尉”，用亲信卢绾掌握，并约束于身边，而将“大司马”之职降低，以致“阳都敬侯”丁复能由“楼烦将”升任，再升迁为“将军”，可见楚汉之争后期的“大司马”已经没有“最高武职”的尊贵了。 这种情况，在楚官制中的“莫敖”上早有演绎，其作为最高武职，被“大司马”代替，日后地位反降低到“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后，原因就在于楚王厌恶其“权重”。 也就是说，在汉二年八月韩信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大司马”或称“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这也说明，汉武帝日后改制官名，其实多有汉初故事所本，如中尉改“执金吾”，太尉改“大司马”，且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加“大司马”，也就意味着，“大司马”为日常实职名，而“某某将军”只是加号。 正因为如此，韩信才对照了在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实际上，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的，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以及“出故道”攻章邯，从行文看，二者实际上是连贯的，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的“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问题在于，《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从未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汉军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县廷”和“家吏”的组织，形成“亲侍”为战斗力中坚的“武力细胞”，再以“个人关系”和“个人威望”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诸将”，而这些“将”的统属也不超过“县守”的500人，更专业一些的车、骑，也就是200骑、10车的规模，这些“诸将”也就是更多的“细胞”，依靠刘邦本人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车骑突击”，统领这些“细胞组合”在灭秦战争中得以“分一杯羹”，最终立国。 原因就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的“成文化”管理，以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万计的大军，但其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通俗地说，就是一个“营长”带着一群“营长”，拉出了一个“集团军”，却发现自己并不会训练、管理和指挥一个“集团军”。 他们不会。 而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又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底层官僚”出身的“丰沛集团”而言，“知识”永远只是工具，真正让韩信代掌汉军完成“取天下”大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刘邦宁可在2年左右的时间里，让韩信为自己出谋划策，而他“言听计用、解衣推食”，为他构建“汉国”的军事“正规化”进程。 直到“彭城惨败”之后，刘邦尴尬的发现，面对黄河南北双方面的军事压力，自己部下根本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所以可能抱着“你行你上”的心态，命令韩信以左丞相进攻魏国，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停地“收其精兵”来补充自家的主力。 这种心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所体现：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或许觉得太不要脸，改写作：
曹参要是“左丞相定魏、齐”，韩信干嘛去了？所以，《汉书》加了个“假”字，既可理解为“代理”，也可理解“借”，算是圆了圆面子，其实，曹参属韩信，并非什么秘密，但史书中仍有所讳言，应该不是司马迁的手笔，而是之前史官早已下手，“为尊者讳”。 日后韩信的命运悲剧，其实也和这群“丰沛小吏”的“自卑感”有关，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绛、灌虽然并称，绛侯周勃却是“从入汉”的三“将军”之一，灌婴为后起，而韩信“羞”与其同列，也可见他在初入汉中时，对于刘邦君臣的态度，应该和看傻B差不多，而他到樊哙家拜访，樊哙竟然在刘邦对韩信已经废黜王位的情况下，“跪拜迎送”，口称“大王”，这是何等的尊重甚至是“恐惧”？ 所以，当刘邦面对自己曾经“从游”的张耳，曾经的王者要“立王”时，他没话说，靠他当上“韩王”的韩王信要封王时，他也没话说，偏偏就是韩信要个“假齐王”的时候，要知道，韩信等于是拿了刘邦几万“弱卒”的“天使投资”，还给他一个魏国、一个赵国、一个齐国、一个燕国，加起来占天下的一半，最后只要一个齐国，还是“假王”，也就是“代理王”，刘邦就舍不得了。 为什么？ 熟悉职场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这种心态，那就是，越是“底层逆袭”的“体制内成功者”，越对高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敬畏、自卑，而如果能够操纵这种“专业人士”时，其心态往往伴随着刘邦对韩信的“畏恶”，也就是“害怕”夹杂着“厌恶”，尤其是当对方希望以一种“平等交易”的姿态衡量付出与所得时，他们更是不满。 说得直白点，这类人的世界视野里，只有“向上看的屁股”和“向下看的笑脸”，“平等”和“交易”都是让人厌恶的存在，所以，刘邦可以接受张耳，可以接受英布，也可以接受韩王信、臧荼，对于韩信和彭越，那是绝对除之而后快的。 但是，当“专业人士”真的“钳口”、“臣服”之后，他又会不知所措，因为他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状况，所以，越发的“随意”、“任性”，以至于在临死之前，派出陈平、周勃带着一纸诏书就想收斩“连襟”樊哙，面对重臣的反对仍想更立太子，直到碰了壁，才能醒悟。 所以，刘邦才在得到韩信的死讯时：
这种心态，其实他只是起始，所以，西汉帝国才自建立之初就处于“斗”的过程中，先和“异姓王”斗，再和“吕氏后族”斗，再和“功臣列侯”斗，再和“同姓诸侯”斗，再和“豪强大族”斗，再和“豪商巨贾”斗，斗到汉武帝的时代，甚至发展到和“货币经济”斗，和“全国市场”斗，和“诸子百家”斗，和“四夷八荒”斗，和“天下百姓”斗，甚至和“皇后太子”斗，直到元成之后，斗不动了，进入下一个“治乱循环”。 原因很简单： 汉家绝不接受任何平等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交易”，都没门儿。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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