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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考释* 沈 琛 内容摘要：笔者有幸参加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工作，对LM20-1523-11-103号文书进行了重新录文和文本对勘，发现其与国家图书馆藏BD08679号敦煌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内容基本一致，属于另一件《唐天下诸郡姓氏谱》，这在吐鲁番尚属首次发现，并且可以补充敦煌本所载郡姓之缺。敦煌、吐鲁番的这两件《唐天下诸郡姓氏谱》属于同一系统的姓氏谱，较之其他2系统的姓氏谱时间要早，在当地流传也更为广泛。 关 键 词：旅顺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姓氏谱；氏族志 自2015年以来，笔者有幸参与旅顺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对《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以下简称《旅博研究》）进行仔细翻检[1]，发现其中不乏未能比定的重要典籍，最重要的一件当属编号为LM20-1523-11-103的典籍残片[2]，实际上是一件《姓氏谱》一类的重要文书。此次根据馆方提供的该文书的高清晰图片，并核对原卷，我们对文书进行了重新录文，并经过与敦煌所出的同一性质的文书的比对，基本可以确定，该文书是一件《唐天下诸郡姓氏谱》的抄本，这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是首次发现。 一 录文与复原 该文书现编号为LM20-1523-11-103，首尾俱缺，残存3行文字，第1、2行末有朱字各一，姓氏之前皆有朱笔点断。整理者将其归入“典籍”类，并对其进行了录文，并未定名。现据照片重新录文，朱字加粗表示： （前缺） 1 ]賀蘭、丘、褚、穆、士、祝、蘭 2 ]何、白、韓、鄧、姬、韓 3 ]都郡一果州：冉 （后缺） LM20-1523-11-103 《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最早将第1行末的朱字识作“商”，第2行末的朱字识作“井”，我们经过仔细辨认，认为应是“兰”、“韩”字，二字笔迹不同，显然是后来人所写，而且只是抄写文书中的个别字，属习字性质。 BD08679《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 这件文书与中国国家图书馆BD08679（北图位字79号）《唐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的相关文字高度雷同，现将BD08679相关文字录出，以资参照： 黎陽郡二姓，衛州：璩桑。河南郡七姓，潞（洛）州：賀蘭丘士穆祝。 弘農郡四姓，郛州：楊劉張晉。南陽[郡]十姓，[鄧]州：張、樂、趙、藤、井、何、白、鄧、姬。 （中略19郡） 武陵郡二姓，□州：供仵。長沙郡四姓，譚州：劉、茹、曾、秦。 武都郡一姓，果州：冉。 南安郡五姓，泉州：黃、林、單、仇、盛。[3] BD08679的主体部分是一件姓氏谱残抄本，著录唐前期的诸郡著姓，卷末敕旨称其为贞观年间高士廉所撰，凡著录八十五郡、三百九十八姓，残存六十六郡、二百五十九姓，是目前发现的姓氏谱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根据卷末题记，该卷为敦煌僧人悟真在836年抄成，错漏颇多，格式也并不严谨，但保存了主要内容和基本格式，可资参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LM20-1523-11-103中残存的文字与BD08679中“河南郡”、“南阳郡”和“武都郡”三条的文字大体吻合，两者都是按照“郡—姓氏数—州—姓氏”的排列方式列举诸郡姓氏，三郡姓氏也基本相同，应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文书。此外，BD08679姓氏部分采取上下两栏书写，“河南郡”、“南阳郡”中间隔了“弘农郡”条，因此两条在下栏中恰好左右并列，LM20-1523-11-103也是左右并列，这种排列顺序与其他分道排序的《姓氏谱》有着明显差别。虽然从文字位置推断，LM20-1523-11-103未必所有郡姓都严格按照上下两栏方式书写，但第2行上部残缺的很有可能就是“弘农郡”条。 但是两件文书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首先，从格式上来看，LM20-1523-11-103中的姓氏数仅列数字而省略“姓”字；其次，从姓氏数量上来看，LM20-1523-11-103校之BD08679在河南郡和南阳郡姓氏上似乎略多，如河南郡，多出“褚”姓，南阳郡则多出“韩”姓，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BD08679本身抄写存在不少错漏，河南郡七姓但仅列五姓，南阳郡十姓仅列九姓，LM20-1523-11-103多出的两姓正好可补前者之缺，只是河南郡仍然缺一姓[4]，应该存在于文书残缺的上半部分中；第三，BD08679的“南阳郡”条至“武都郡”条中间尚存21条，LM20-1523-11-103上部残损，很有可能是“长沙郡”条，但是仍然欠缺10行20条之多，这与现存的所有《姓氏谱》都迥然不同，笔者推测，这很有可能是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所造成的错简。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根据BD08679《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对LM20-1523-11-103进行文字复原： 二 与其他姓氏谱的文本比较 敦煌写本中目前总共发现9件姓氏谱，其中S.2052、P. 3191、S. 5861、P.3421与BD08679五件最早为学界所知，近年来随着各国敦煌遗书的刊布和整理，又有S.9951、BD10076、BD10613、羽59R四件姓氏谱陆续刊布。陈丽萍先生在2014年发表了《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缀合与研究——以S.5861为中心》一文，从文书学的角度对这9件姓氏谱进行了分类，并将羽59R、P.3191、BD10613、BD10076、S.9951、S.5861这6件文书缀合为一卷，定名为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是近年对于敦煌姓氏谱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我们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S. 2052 S.5861C P.3191 我们将缀合的6件文书视为一件姓氏谱，则目前所存的敦煌本姓氏谱总共有4件。其中，P.3421主要记录各郡姓之姓源，属于姓源谱，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姓氏谱，因此将其排除在外。因此只剩下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简称A）、羽59R+ P.3191+ S.5861D+ BD10613+BD10076+ S.9951+ S.5861C+ S.5861A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望姓氏族谱》（简称B）和BD08679（简称C）三件姓氏谱。这三件姓氏谱中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时代最晚，约撰成于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820-872）之间[5]，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根据《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成书于天宝八年（749）[6]，BD08679虽然争议纷纭，但是其姓氏谱部分反映了唐初甚至唐以前的郡望情况，年代最早，这一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赞成[7]。前两件姓氏谱在格式的共同点在于以十道为单位按照“州—郡—姓氏数—姓氏”的次序抄写，这与BD08679不分道径列“郡—姓氏数—州—姓氏”的抄写方式迥然有别，而在具体的姓氏数量上，前两者也大为扩充。 我们来对比这三件文书与吐鲁番本姓氏谱（简称D）的相关条目，能够清晰的看出四者之间的差别，姓氏谱A则不载武都郡望，河南郡、南阳郡分属于第七河南道、第三山南道，姓氏谱B因文书残缺仅存第五河东道以下，河南郡、武都郡，分别属于第六河南道、第九剑南道。此外，根据池田温的研究可知，《太平寰宇记》中所记载诸郡“人物”条实际上是取自于李林甫《大唐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可补姓氏谱B之缺，因此笔者也将其列入对比（简称“H”）：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除去果州的郡姓已不见于姓氏谱A以外，关于河南郡和南阳郡的郡姓，姓氏谱A所列郡姓最多，分别有23姓和17姓，排除《太平寰宇记》流传中出现的错字外，《太平寰宇记》与姓氏谱B基本一致，分别有9姓和11姓，姓氏较C、D稍多，河南郡多2姓，南阳郡多1姓，武都郡多1姓。姓氏谱C与D相似度最高，不但所著郡姓数量相同，而且所列郡姓也基本一致，基本可以断定属于同一版本的姓氏谱，其所著诸郡姓氏最少，年代也最早。 三 BD08679性质再探 涉及到吐鲁番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的年代，我们无法避开BD08679的真伪与性质问题。一百年来，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争议主要围绕BD08679末尾的敕旨展开。BD08679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卷首残缺，主体部分是残存的66郡姓氏谱，末尾为《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今录文如下：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怠（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谱囊，谱囊相承不虚，然可为匹。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敕旨依奏。 早期学者多认定敕旨所记为真，有的人认为该卷是贞观十二年官方正式颁行的正式本《大唐氏族志》，有的人认为是贞观八年的初奏本《贞观氏族条举》，但都认为该卷确为贞观年间高士廉所修，如缪荃孙、陈寅恪、陈垣、向达、宇都宫清吉、仁井田陞、王仲荦等人均持此说[8]。然而牟润孙、池田温先生指出[9]，《贞观氏族志》乃一百卷之巨著，除列郡姓外，还记录各家族谱系、人物官品等等，《显庆姓氏录》亦然，与此类姓氏谱判然有别。且据《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条，《贞观氏族志》“合二百九十三姓”，《显庆姓氏录》“凡二百四十五姓”[10]，而文书云三百九十八姓，与两书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该文书之敕旨却与S.5861李林甫撰《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卷末残敕旨记载高度雷同，除去时间人物外，其余内容如出一辙，连398姓之数也完全一致，因此认为该敕旨系在李林甫撰《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基础上伪造而成，此说一出，几为定论。 对于BD08679前半部分的66郡姓氏谱的年代，毛汉光先生对州郡改名和避讳的研究也都显示其最终撰成于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之间，这一结论也为华林甫先生所证实[11]，但毛汉光先生进一步指出BD08679的郡姓内容与《古今姓氏书辩证》所引用的贞观郡姓相近[12]，因此认为BD08679反映的是唐前期的内容，《贞观氏族志》修成后衍化出了士大夫私修姓氏谱的传统，这些姓氏谱以《贞观氏族志》初奏本为底本不断修改，BD08679即是此例，而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乃是抄袭民间私修本而来，故而与BD08679敕旨文字雷同。笔者认为这一论断难以成立，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已经在文书中得到证实，即姓氏谱B,然诸郡所列郡姓较之姓氏谱A多出不少，李林甫之书398姓已经非常明确，姓氏谱A断不可能到398姓，因此只有可能是姓氏谱A的敕旨并非自身原有，而是抄自他书，很可能就是抄自于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 邓文宽先生在《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一文中，通过对BD08679末尾敕旨格式的分析指出其为奏抄，从官文书格式的角度指出该奏抄契合唐制，并非如牟润孙所说的由“无识者所为”，其中错漏之处是传抄之误，并将其定名为《唐贞观八年高士廉条举氏族奏抄》。但是这一观点仍然难以解释上述疑点，只能证明该文书并非杜撰，但是却不能排除抄袭他书的可能；可以证明该敕旨为唐代官文书，却不能证明其属于贞观时期的官文书。 吐鲁番本《姓氏谱》的出现可以证明BD08679的姓氏谱部分并非孤本，至少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均有流行。从其姓氏数量上来看，较之于李林甫的《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所载姓氏明显要少，但是基本上都见于李林甫之书中，可以左证李书是在BD08679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而S.2052又是在李林甫之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私人撰修的性质非常明显。 唐代承六朝门阀社会之余绪，一为士族自矜门第、保障通婚，二为死后撰写碑文、标明家世，故而姓氏谱一类的谱牒之书仍然非常盛行，至宋代余风犹存，基于前辈学者的钩稽，至少有以下几种姓氏谱见诸史籍[13]： 1.梁·王僧孺撰《诸氏族谱》 《玉海》卷五〇“唐编古命氏”条：《书目》：永隆二年（681）李利涉撰，三卷，凡二百五十六姓，著胄系之始。其末又载《诸氏族谱》一卷，云梁天监七年（580）中丞王僧孺所撰[14]，俾士流案此谱乃通昏姻。正（贞）观六年又命高士廉等定氏族，明加禁约云。《崇文目》同[15]。 2. 魏征《天下诸州姓谱》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五“崔氏”条：唐魏郑公定《天下诸州姓谱》，以崔、张、房、何、傅、靳为贝州清河郡六姓[16]。 3.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又名《唐新定诸家谱录》 《玉海》卷五〇“唐新定诸家谱录”：《书目》：《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李林甫等撰，《崇文目》同，记郡望出处，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宝中颁下，非谱裔相承者，不许昏姻[17]。 4. 作者不明《诸郡氏谱》 《唐相门甲族》、《诸郡氏谱》一卷，不著名氏，甲族八十六家，氏谱自京兆八姓而下，凡三百五十姓[18]。 5. 作者不明《天下姓望郡谱》 《通志·艺文略》四“郡谱类”：《天下姓望郡谱》一卷[19]。 6.作者不明《氏族谱》 《通志·艺文略》四“总谱类”：《氏族谱》一卷[20]。 7.刘昉等定《四海姓望谱》 《日本国见在书目》“廿二谱系家”：刘昉等定《四海姓望谱》一卷[21]。 唐朝的姓氏谱有官修和私修两种，官修者仅见魏征《天下诸州姓谱》、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两例，大部分姓氏谱属私下撰述，其中不著名氏者甚多，如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诸郡氏谱》、《通志·艺文略》所载《天下姓望郡谱》《氏族谱》即是其例。又有伪托官修者，如BD08679即是抄袭李林甫原书之敕旨而伪托为高士廉所作，这也证明高士廉《贞观氏族志》初奏本在唐前期的士族中地位之高。吐鲁番本《诸郡姓氏谱》虽然无法左证BD08679与高士廉《贞观氏族志》初奏本是否有承袭关系，但是却证明该《诸郡姓氏谱》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流行之广，并不逊于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LM20-1523-11-103号文书的内容与国家图书馆藏BD08679号敦煌本《天下诸郡姓氏谱》内容基本一致，应定名为《唐天下诸郡姓氏谱》。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可以补充敦煌本所载郡姓之缺，即河南郡的“褚”姓和南阳郡的“韩”姓。 二、敦煌吐鲁番地区目前总共出土了3个系统的4件《诸郡姓氏谱》（池田温称之为《郡望表》）：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羽59R+ P.3191+ S.5861D+BD10613+ BD10076+ S9951+ S.5861C+ S.5861A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望姓氏族谱》、BD08679号敦煌本《天下诸郡姓氏谱》和LM20-1523-11-103号吐鲁番本《天下诸郡姓氏谱》，后两者为同一系统，年代最早，郡姓数量最少，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年代最晚，郡姓数量最多。 三、BD08679号敦煌本《天下诸郡姓氏谱》的66郡姓氏谱部分最终撰成于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之间，但反映了唐前期的郡姓情况，或是民间在《贞观氏族志》初奏本的基础上递修而成，为了便于流传，便修改李林甫颁行的《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文末所载修谱敕旨，伪托为贞观八年高士廉所撰。 编者按：本文原刊《文献》2018年第5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 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成果之一，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同项目诸位师友的多方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1]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 [2]《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第198页。 [3]录文参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学报》42（3），1959年，42（4），1960年，收入氏著《唐史论考——氏族制と均田制》，汲古书院，2014年，第5-64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5-86页。图版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0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85-386页。 [4]王仲荦据《太平寰宇记》认为河南郡缺漏的两姓应该是“窦、独孤”，参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1980年，第96页。 [5]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之商榷》，《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3本第2分册，1971年，此据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425-443页。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 [7]唐耕耦：《敦煌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的若干问题》，《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3-315页。 [8]缪荃孙：《辛壬稾》卷三，1911年，叶4—6；此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101—102页。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2 分，1930 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67 页。陈垣《敦煌劫余录》，1931 年，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 3-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1224页。向达：《敦煌丛抄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号，1931年，60—62页。宇都宫清吉：《唐代贵人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林》19 卷 3 期，1934 年，50—106页。仁井田陞《六朝及ぴ唐初の身份性内婚制》，《历史学研究》第9卷第8号，1939年，收入《中国法制史研究》第3卷《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1962年，600—621页。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第91-121页。 [9]牟润孙：《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期，1951年。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第17-26页。 [10]《唐会要》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75页。 [11]毛汉光因“吴郡四姓”条下之“豫州”不避代宗李豫之讳，因此指文书应在宝应元年（762）李豫即位之前，见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之商榷》，第428页。华林甫则称文书作“苏州”非“豫州”，指毛汉光此说失据，另引豫章郡为证，见华林甫：《〈姓氏录〉写作年代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03页。核对图版，应是“豫州”，非“苏州”。 [12]池田温考证出《古今姓氏书辩证》所引用的贞观姓氏並非《贞观氏族志》，而是魏征所定《天下诸州姓谱》，見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第18-19页。 [13]参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第41-42页。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32-533页。 [14]李锦绣指出此书应是贞观六年以后所写，假托王僧孺之名流行（李锦绣：《敦煌文书中的谱牒写本》，《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39页）。 [15]王应麟辑：《玉海》卷五〇，广陵书社影印本，2016年，第953页。 [16]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五，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17]王应麟辑：《玉海》卷五〇，第953页。 [1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第228页。 [19]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589页。 [20]《通志二十略》，第1588页。 [2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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