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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场灾难，很多人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甚至失去了它，我们依然很难平静下来，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邀请老朋友们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感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和知识界也应该开启自己的反思，重读这个世界。 在这次疫情中，作家的发声，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制造出广泛剧烈的讨论。在今天的文章中，作家陆源带来了他在疫情中的观察与思考。在他看来，文明与自然如何平衡的问题，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小说家言，或 COVID-19 阴影下的文明观 撰文：陆源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性疫情据说将改变世界格局，而我同时还想知道它是否会改变人类文明的运行轨迹。当然，无论哪种预测，最终唯有事实才可以检验。从经验论的立场，我不大信任未来学，并始终感觉先见之明跟长生不老一样，同属于凡人的美梦和幻想，即使我们仍在不断逼近这些美梦和幻想。 请允许我暂且抛开这场大疫所引发的国家间的龃龉、不同制度间的比较和争辩，而将视角转移到文明与自然这对关系上来。为了给接下来的妄谈铺设一段台阶，笔者不得不先声明，大国的角逐、制度的竞争并非不重要，甚至更为直接地影响你我的生活，但是，正因它们时时刻刻笼罩着生活，关于国家和制度的讨论有可能遮蔽此次疫病大流行的某些特殊维度，使之一般化，甚至空泛化。我的意思，不同于战争、动乱、经济危机，也不同于地震海啸，疫病大流行毋宁是一次文明与自然的碰撞、博弈，或者更准确一点，是这些碰撞、博弈的阶段性产物。
西班牙一间养老院，工作人员正在清扫房间。图片来自路透社 作为一个理性悲观主义者，我不认为文明与自然，亦即人与自然，终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生。首先得看看，历史上可曾有过哪怕一天，文明与自然处于类似关系之中？我国上古先民将黄土高原的树木砍伐殆尽，无论农耕、筑城、冶炼，这三种核心事业无不在毁灭森林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全球碳排放量成倍数增长，对此本无须赘言，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即便人类意识到环境破坏导致的严重后果，即便我们似已有所行动，文明与自然的碰撞竟仍在加剧。下面举两个例子以简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欧洲限排标准之实施。表面上，它制约了欧洲企业的碳排放量，实际上却促使碳排放从欧洲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南美和东南亚国家人民焚烧雨林，大量种植棕榈树，生产棕榈油供应欧洲企业，即为欧洲限排的反作用之一。第二个例子是新能源汽车之推广。制造汽车电池的能耗及其污染，据查比使用传统能源汽车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即是说，电动汽车产业以新经济热点的面目登上文明舞台，很可能完全无助于遏制全球气温的逐年升高。 我们若追问人类究竟有没有过与自然融洽相处的文明形态，答案是或许有过。其中较成规模者，印第安玛雅文明可算一个。但应该考虑到，不乏学者指出，玛雅文明的血祭本质上是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残忍却有效的手段。不妨将此视为文明与自然的一次奇特合谋，而它难免让我们联想到马尔萨斯人口论。毕竟，控制人口数量，防止人口过剩，这大概是处理文明与自然矛盾的最直观、最简单办法。今日主流观点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已经破产，理由是科技进步使生产力提高，凭此大可以应付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带来的挑战。更有甚者，经济学家会告诉你我，不在人类掌控并利用之下的自然资源，根本不能称为自然资源，遵循这一逻辑，他们说人力资源方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所以灭霸那一个名著的响指打得多么愚昧，多么无知无识，多么不懂经济学：他欲阻止资源枯竭，反倒一手造成了真正的资源枯竭。哦，果真如此吗？从文明的逻辑来看，确乎如此。但问题在于，分析者忘记了，自然不可能那样温顺地、自动地纳入文明的逻辑之中。说得更直白一些，文明与自然之对立，恐怕比我们一厢情愿以为的，比大众媒体上宣传呼吁的，还深刻得多，根本得多。两者的对立如同平面上两条直线要么平行，要么相交那样，不可调和。我斗胆主张，今天的疫病大流行恰恰揭示了这一点。 新型肺炎肆虐，探寻其根源显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而身为科技门外汉，身为一名作家，我也在尝试用自己的方法，绘制一幅特殊的全景图，以期提供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的视野。如今，大多数科学家认定，是蝙蝠将“人畜共患病”传给了我们。为什么是蝙蝠？它们又如何将冠状病毒传给了人类？据科学工作者研究，蝙蝠，这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拥有十分独异的生活方式和免疫系统，其体内携带的冠状病毒可多达数千种，它们不断迭代，但迄今为止只有其中的 7 种能入侵人类细胞，SARS 病毒、MERS 病毒和 COVID-19 病毒的破坏尤烈。我们相信，蝙蝠的免疫系统会因为承受压力而变得不稳定。文明的种种袭击，包括针对蝙蝠群落的捕杀，包括开荒行为令它们失去家园，总之人类的活动日复一日影响着蝙蝠的免疫系统。虽然具体细节尚无从得知，却已不难料想，宿主免疫系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诱发冠状病毒的突变。于是乎，某种杀伤力极强的“人畜共患病”现世，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越来越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流行病学家提醒我们，仅仅新病毒诞生仍不足以导致疫症大规模爆发，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还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人口多且密集，二是人群快速流动。 简言之，上述三个因素，无不与文明的日益发展有关。从这层意义上讲，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文明病”一样，新冠肺炎也称得上是一种“文明病”，而在置人于死地这项“共同任务”上，我们已经看到，新旧“文明病”可谓合作无间。
3 月 25 日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图片来自天空新闻 至此，笔者的思绪在叙述之力的推动下，势必荡得更远。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将大自然设想成一个意识体，正如将整个人类文明设想成一个意识体，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研讨相关问题，甚至有助于廓清自然与文明这对关系的某些实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文明之抑制冲动不仅是通过深谋远虑（那是一种加于自我的抑制），而且还通过法律、习惯与宗教。这种抑制力是它从野蛮时代继承来的，但它使这种抑制力具有更少的本能性与更多的组织性。”言下之意，文明通过抑制那自然赋予人类的本能冲动，也就是通过抑制自然本身，而得以延续、进步。既然作用力是相互的，合理推断，自然也无时无刻不抑制着文明。纯粹出于方便的考虑，请允许我偶尔转换一下立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为应对它的步步进逼，自然意识体祭出了一系列病毒加以反制。仅以冠状病毒论，科学家逆推其树状谱系，发现它们在大约一万年前拥有共同祖先，而彼时也正是文明曙光初现之际。冠状病毒一直低调地持续演化，直到 2002 年，才第一次对人类实施致命攻击。COVID-19 则是最新一次攻击，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攻击。人类——作为文明意识体的亿万神经元——将不得不一次次承受这些攻击。事实上，我们或可依据博弈理论，去估测疫情的发展，因为自然既称意识体，它未尝没有战略战术、行动路线，未尝不懂得什么是暗渡陈仓，什么是避实击虚，什么是攻其必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比如说，COVID-19 与 SARS 的基因序列有 79.5% 相同，但毒性不及 SARS，而正因为它毒性不及 SARS，感染者初时症状轻微，这一“狡猾”的特性更有利于 COVID-19 大面积传播。 也许笔者不宜让思想的野马奔腾太久，以免给读者留下冷酷的印象，但我们仍不妨这样提问：自然意识的此次反制，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如果目标未达成，它接下来还将怎样出手？另一方面，文明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遏阻，有所改变？文明意识将以何种方式，处理它与自然意识的矛盾？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文明意识的回答可能是：当文明晋升至更高层次，行星级自然意识将顺从于文明意识。文明即秩序，按照萨缪尔·亚历山大的观点，文明是宇宙进化史中更接近神性之一环。又或者，文明即反熵，更高层次的文明，将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反熵现象。然而，从终极意义上说，矛盾并未得到解决，我坚持认为文明是熵增定律的一个变数。《创世记》里，亚当吃下智慧之树结出的果子，人类便背负了原罪。这原罪不是道德之原罪，不是信仰之原罪，而是文明之原罪。文明由以从自然中分离。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我们也再次发出邀请，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加入这次征文，观察、记录你所见证的危机与转变，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投稿邮箱：anonymous@owspace.com Launched in 2009 by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Beijing, One-Way Stree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that publishes essays, fiction, poetry, art, and criticism by emerging writers and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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