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聚珍版書”收書數量及相關問題考辯項旋，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明清思想文化史，發表論文20餘篇。 學界通常認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書一百三十八種，目前各種有關武英殿聚珍版的論著也幾乎如此表述。但爬梳文獻檔案，筆者認為這一“共識”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首先，爬梳清代聚珍館原始檔案資料，只出現“武英殿聚珍版”或“武英殿聚珍版書”，從未出現“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詞。“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近現代才生成的概念，時間較晚。正如張升指出的：“武英殿聚珍版書，原來並不是一個叢書的名稱，而是指乾隆年間武英殿木活字印刷之書。一共印了一百多種。後人將這一百多種書合稱《武英殿聚珍版書》或《武英殿聚珍版叢書》。”[①]其次，“一百三十八種”之說，亦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對於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由誰最早提出，如何成為現代學界普遍認同的“共識”，值得重加檢討。相關文獻揭示，乾隆時期清廷已編纂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收書一百二十九種，其編纂細節和收書情況尤需加以爬梳，以窺其演進過程。 一、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書“一百三十八種”說溯源 關於武英殿聚珍版收書數量，乾隆以降出現過一百二十六種、一百二十九種、一百三十一種、一百三十八種等不同說法[②]，其中以“一百三十八種”說最為流行。梳理文獻記載，武英殿聚珍版書收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形成于清末民國時期，其中以陶湘倡說最力，影響也最大。1929年陶湘在《圖書館學季刊》發表了他所輯得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列為一百三十八種。並在前言中說明採用這一數字的緣由：“魏迪生《駢雅訓纂·徵引書目》稱，聚珍板書有一百三十八種，張文襄《書目答問》亦稱聚珍板書通行者一百三十八種，均未列目。……江陰繆藝風竭畢生之力，搜得聚珍原印本一百三十八種，與魏、張兩公所稱答合符。《書目答問》又云續印尚多者，殆指嘉慶年間所印《畿輔安瀾志》等書是也。壬戌秋陳君援庵抄示內府寫本《續宮史》卷四十九內，聚珍板書目為一百二十六種。按《續宮史》編于嘉慶初年，所缺十二種如夏譔《尚書詳解》《西漢會要》《唐會要》《農書》，此四種排印在後，其《詩經樂譜》《明臣奏議》《四庫全書考證》《聚珍板程式》《校正淳化閣帖釋文》《悅心集》《詩文十全集》《萬壽歌衢樂章》，此八種均係欽定新書，尚未編入也。然則魏、張兩公所稱一百三十八種，確有明證矣。今入故宮博物院詳查，亦只一百三十八種，謹即本此重編目錄如左。其在嘉慶年間續印者，另編一目，匯刻內朱目之誤收，及閩刻之誤增者，亦編一目，詳注附後。”[③]按上文陶湘自述，他認為聚珍版書有一百三十八種的理由有三：其一，陳垣抄示給他的內府寫本《國朝宮史續編》著錄聚珍版書目一百二十六種（即陶湘後來所稱“初次進單一百二十六種”），另外有夏譔《尚書詳解》《西漢會要》《唐會要》《農書》四種，係之後排印，而《詩經樂譜》《明臣奏議》《四庫全書考證》等八種為後編，前後累加總計一百三十八種；其二，前人如魏茂林、張之洞所著書著錄有一百三十八種，陶湘把其視作旁證；其三，陶湘查看從避暑山莊移至體仁閣的聚珍版數量恰為一百三十八種。關於當時查看的細節，陶湘曾作按語透露：“古物陳列所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遷自避暑山莊，現儲體仁閣。甲子冬進閣縱覽，均開化紙印，裝訂畫一，實為海內獨一無二之寶笈，共計一百三十八種。”[④]陶氏又曾言“今大內殿閣儲書盡出，實為一百三十八種”，亦是指此事。民國十三年為甲子年，因此可以判斷陶湘至故宮體仁閣查看時間為1924年冬天，但他並沒有明確列有詳細目錄，不知一百三十八種是否混雜有他書。據清宮陳設檔案，嘉慶朝避暑山莊所藏聚珍版書數目為一百二十九種（詳見後文）。 值得一提的是，陶湘1929年發表此目錄時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為題，使用了“叢書”之稱。而陶湘亦曾排印過《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一冊[⑤]，落款為“太歲在乙丑冬月武進陶湘涉園識於百川書屋”[⑥]，時間為1925年。可見，陶湘1925年已經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個名稱了。陶湘其後編纂《書目叢刊》收錄聚珍版書目時，改題為《武英殿聚珍版書目》，不再使用“叢書”，不知是何原因。但我們可以說，陶湘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叢書”字眼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說的提出者可能是陶湘。 1933年，傅增湘為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作跋，沿襲了陶氏“聚珍版叢書”之名，亦討論了聚珍版數量問題，表示認可陶湘的一百三十八種之說： 聚珍版叢書，其先後增刊，部帙多寡，迄今聚訟不休。以君考之，則內府見存者，實為一百三十八種，蓋合原單一百二十六種，加以後輯《尚書詳解》等四種，新輯之《詩經樂譜》等八種而言，然後知閩粵兩本之一百四十八種，其妄增《河朔訪古記》諸書，純為向壁而虛造也。[⑦] 由於得到傅增湘的支持，加上他在版本目錄學界的影響力，使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廣泛流傳開來，成為現在普遍認同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追本溯源，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並非始自陶湘。如前引資料陶湘說“魏氏《駢雅訓纂》稱一百三十八種，張氏《書目答問》亦稱一百三十八種。繆氏藝風堂搜得聚珍板原書一百三十八種，另錄詳目，訂於卷首”[⑧]，魏氏即魏茂林，張氏即張之洞，繆氏即繆荃孫。三人的看法對陶湘產生了一定影響。 我們先考察魏茂林是如何表述的。《駢雅訓纂》十六卷，為魏茂林于道光年間編定（道光初年始編，至道光二十一年成書），後收入光緒《後知不足齋叢書》。查《駢雅訓纂》卷首列有《徵引書目》，其中《大戴禮記》條下注：“武英殿聚珍版書皆采自《永樂大典》，據書目凡一百三十有八種，為卷一千八百有八，乾隆三十八年奉敕編集頒行。”[⑨]由此可見，魏茂林所說的一百三十八種所據的是他看到的聚珍版書目，此書目為何種，並未加以說明。且其說有兩誤：其一，聚珍版書並非完全采自《永樂大典》，有的為當朝所編；其二，“為卷一千八百有八”的說法也明顯有誤，實為兩千六百十四卷。而查張之洞同治間所編《書目答問》卷五《叢書目》所載：“《武英殿聚珍版書》。（通行者一百三十八種，續出者尚多。福州重刻，杭州重刻三十九種）。”[⑩]可惜的是，張氏未列明詳目和根據所在。 繆荃孫曾收藏一套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繆氏藝風堂搜得聚珍板原書一百三十八種，另錄詳目，訂於卷首”[11]。據陶湘本人所說，繆荃孫“曾入張文襄公幕府，參校《書目答問》事，又自輯原書一百三十八種”[12]。繆荃孫購得的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為其歷時十二年多處覓得拼就。繆氏之所以集齊聚珍版一百三十八種之數，可能受到了張之洞《書目答問》的影響。史料所載，陶湘是繆氏的入室弟子，其版本目錄學觀點深受繆的影響，如雷夢水《書林瑣記·涉園藏書聚散考略》云：“陶氏與滿族榮厚友善，同入繆筱珊先生門下，在其指導和影響下極力購藏校刊和覆校舊本。”[13]陶湘與繆荃孫曾就聚珍版書的收藏有過交流，繆氏曾請陶湘代為配補聚珍版。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民國己未年（1919）二月二十日云：“陶蘭泉來，言聚珍版叢書配全。”繆氏對聚珍版書數量的觀點應該影響到了陶湘的認識。 繆荃孫舊藏聚珍版書全套現藏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館藏編號1337），為1927年義理壽所購。經筆者調閱查看，該套聚珍版書多冊鈐印有“荃孫”“雲輪閣”（繆氏藏書處），可知確為繆荃孫所藏。該套叢書第一冊有寫本聚珍版書目錄（與《周易口訣義》合訂為一冊），白口，半頁九行，版心題“聚珍版書”。卷首題“武英殿聚珍版書”。每種書目占一行，標注書名、卷數、作者，如係大典本則標注“永樂大典本”或“大典本”。第一種為《周易口訣義原》，最後一種為《欽定四庫全書考證》。該目錄總計著錄一百三十八種，聚珍版書數量和種類與陶湘所輯《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完全一致，只是排列次序不同。 圖 1普林斯頓大學藏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書影（首頁和末頁） 此外，據查考，《申報》光緒十九年（1893）第7409號刊有《武英殿聚珍板緣始恭考》一文：“其後次第刷印諸書，多至一百三十八種，名曰：武英殿聚珍板書。”[14]其一百三十八種之說也早于陶湘。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並非始自陶湘，但經過陶湘的論證以及傅增湘等人認可，使這一觀點廣泛流傳開來。 總之，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目前可追溯至魏茂林《駢雅訓纂》，其後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繆荃孫所定書目，至陶湘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故宮所藏殿本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故宮普通書目》及《武進陶氏書目叢刊》，皆主一百三十八種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皆採用一百三十八種之說。 筆者梳理文獻記載發現，在“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出現以前，亦曾出現過一百二十六種、一百二十九種、一百三十一種的不同說法。下文將諸說分而述之。 （一）一百二十六種說 《國朝宮史續編》為嘉慶五年（1800）嘉慶帝敕命慶桂等人編纂，收錄了乾隆二十七年至嘉慶初年的內府書籍，其中卷九十四著錄“武英殿聚珍板印行書一百二十六種”，後題“諸書續有排印，先列現行書目”[15]。以《國朝宮史續編》所列與陶湘所輯《武英殿聚珍版書目》比較，陶湘多列了十二種，分別為：《御選明臣奏議》《西漢會要》《尚書詳解》《詩經樂譜》《唐會要》《重刻淳化閣帖釋文》《四庫全書考證》《農書》《高宗詩文十全集》《萬壽衢歌樂章》《悅心集》《武英殿聚珍板程式》。陶湘把這些書視為《續編》所稱的“續有排印”本。按照張升的看法，《續編》所列書單“包括《詩倫》，而此書應是閉館後印的，因此，此書單只是擬印單，並非是印成之書的目錄單”[16]。實際上，陶湘所編《內府寫本書目》就著錄有“武英殿聚珍板書目，錄一百二十六種，為第一次書目，寫本，一冊。”[17]可與張升說法彼此佐證。 （二）一百二十九種說 此一說法明確著錄於《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收錄聚珍版書一百二十九種，其中經部三十一種，史部二十六種，子部三十三種，集部三十九種。這一目錄是清代乾隆時期官方認可的聚珍版書數量，後文將重點對該目錄加以考訂。 （三）一百三十一種說 《匯刻書目初編》為清人顧修[18]所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叢書目錄，初刻于嘉慶四年，以叢書書名為綱，著錄其編纂者、刊印者、版刻年代，下附其所匯各書書名、著者時代及姓氏名稱。經筆者查閱，《匯刻書目初編》著錄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其把《易緯八種》分作八種計算，實際上只有一百三十一種[19]，較陶湘所編的一百三十八種少了《尚書詳解》《高宗御制詩文十全集》《農書》《唐會要》《西漢會要》《琉球國志略》《萬壽衢歌樂章》七種。另外，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所編《中國文獻錄》（1867年初版），亦載錄有《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一種（其把《乾道稿》《淳熙稿》和《章泉稿》分為三種，實際上只能算一種），著錄書目及次序與顧修《匯刻書目初編》完全一致，應是抄錄自《匯刻書目初編》。 總之，諸家關於武英殿聚珍版書收書數量有一定差異，其差異之處正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筆者將一百二十六種、一百二十九種、一百三十一種三說的收書數量與通行的一百三十八種說收書數量進行比較，列表如下（參見表1），以方便呈現彼此異同之處。從表中可以看出，與通行的一百三十八種說比較，一百二十六種說收書減少了《詩經樂譜》等十一種，增加了一種《詩倫》；一百二十九種說減少了《西漢會要》等九種；一百三十一種說減少了《琉球國志略》等七種。 表1：諸家關於武英殿聚珍版書收書數量的不同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武英殿聚珍版有內聚珍和外聚珍之分，這些翻刻“外聚珍”繼續冠以總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或“武英殿聚珍版全書”。就外聚珍而言，浙刻、蘇刻、贛刻、閩刻和粵刻五種版本所收錄的武英殿聚珍版書數量亦有區別。其中，福建書局本初刻於乾隆後期，源流最為複雜，據曹紅軍的研究，“當時共刻123種，其後經道光八年、二十七年、同治七年三次重修，同治十年又改刻三種，光緒重修時又增刻若干種，至光緒二十一年竣工時，總數已達149種。”[20]江蘇與浙江在乾隆四十二年後陸續刻印出版，浙江刻印39種，江蘇約刻印20種[21]。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書局修版重印54種，名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廣東廣雅書局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翻刻149種，名為“武英殿聚珍版全書”。外聚珍本雖然仍以為“聚珍”命名，實已為雕版，可謂僅有“聚珍”之名，而無“聚珍”之實。外聚珍收書數量在內聚珍的基礎上有所增刪，需要加以區分。 二、乾隆時期所編《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考論 筆者認為，要瞭解武英殿聚珍版書準確數量，需依據清代官方所認可的說法。而清廷編纂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是最為重要的依據。目前所知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現藏地有三處：北京故宮、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我們逐一看看這三處所藏《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是如何著錄的，其著錄數量是否一致。 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總計收藏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三種（其中北京故宮兩種，臺北故宮一種），均來源於清宮舊藏。據陶湘所編《內府寫本書目》著錄有“武英殿聚珍板書目，錄一百二十九種，為第二次書目。”[22]陶湘所見應該是兩岸故宮所藏抄本中的一種。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內府朱格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兩種，各收錄聚珍書一百二十九種，包括：經部三十一種，史部二十六種，子部三十三種，集部三十九種[23]。故宮圖書館翁連溪曾提及：“故宮藏抄本《武英殿聚珍本書目》二種，著錄為129種，抄本其中4種為刻本，應為乾隆晚期。”[24]翁氏認為故宮藏《武英殿聚珍本書目》兩種均成書於乾隆晚期。另一位故宮圖書館學者向斯在《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清宮珍籍流傳宮外考》對故宮所藏《武英殿聚珍本書目》有更詳細的介紹，可資參考。據他介紹，故宮博物院現藏有《武英殿聚珍版書》130種，1368冊。另外還藏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一冊： 係清乾隆年內府朱格寫本，一直收藏于景陽宮：明黃綢封面，古色紙書簽，書簽上墨書書名；二珠線四眼裝，朱絲欄，白口，上朱魚尾；版心上題“御制題武英殿聚珍版”。這本《目錄》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纂修的，上開列了聚珍版書129種，202函。[25] 臺北故宮博物院亦藏有朱絲欄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一部，源于故宮舊藏。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著錄，臺北故宮藏本《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排架號1059，統一編號：故殿028678）：“清乾隆間內府朱絲欄寫本……版式：四周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中縫上記《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中記葉次。行格：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亦二十一字。序跋：卷首有《御制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26]據臺北故宮工作人員代為查看，該院藏本封面、函套簽題都是“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 國家圖書館藏有善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套，並其卷首一冊是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據國圖採訪賬，該抄本是1947年2月有教育部購書委員會移送。裝幀等情況據國圖館員稱：“此書為一小薄線裝冊子，上下各附一張藍色書衣，雙道黃絲線裝訂，四針眼，有文字內容書頁計十一頁。”[27]雖然國圖網站著錄為“朱絲欄抄本”，未定抄本年代。但據國圖鮑國強考察，“全書為館閣體文字，清乾隆時書寫”，在他看來應是乾隆抄本。國圖藏抄本扉頁鈐有“徐頌閣珍藏名書畫印”陽文方形朱印，卷端題名鈐“載福堂珍藏古書真跡之印”、“潘氏季彤珍藏”兩方陽文朱印，文末鈐有“皇十一子”陽文方形朱印。這些鈐證明該抄本目錄經皇十一子永瑆、潘季彤、胡雪岩以及徐頌閣收藏，最後為教育部購書委員會移送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流傳有緒。永瑆（1752-1823）為乾隆帝之子，乾隆年間曾任四庫全書館總裁，可見該目錄最早可能為乾隆宮中原藏。 據筆者查閱對比，國圖藏本與臺北故宮藏本目錄均是朱絲欄抄本，四周雙邊，半葉八行，版心墨筆書寫“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卷首有御制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首題“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都著錄經部三十一種，史部二十六種，子部三十三種，集部三十九種。該目錄末頁本身已有統計“共計一百二十九種，二百二函”[28]，著錄包括了雕版刊刻的初刻本《易緯八種》四種。 圖3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書影 所不同的是，國圖藏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有後人墨筆添加的字跡，不僅給每種書目加注了冊數（原書目並無標注），而且在書目間隙之間墨筆添加了十種，摘錄如下——經部：《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宋夏饌撰）。史部：《續琉球國志略》五卷首一卷（清齊鯤費錫章輯），《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西漢會要》七十卷（宋徐天麟撰），《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乾隆四十八年敕撰），《淳化閣帖釋文》（乾隆三十四年敕撰）。子部：《農書》二十二卷（元王楨撰）。集部：《御制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清高宗撰彭元瑞編），《悅心集》四卷（清世宗選），《詩倫》二卷（清汪薇輯）。值得注意的是，原寫本注明作者若為清人，則加“國朝”二字，如“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一函 國朝金簡撰”，符合清人用語。而墨筆添加的十種，作者注明“清”而不稱“國朝”，如墨筆添加的最後一種寫為“詩倫二卷清汪薇輯”，說明墨筆添加時已非清代，最有可能的是民國時人按照己意添加。 圖4 國圖與臺北故宮藏《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末頁書影對比圖 綜上所述，據筆者的查考，現藏北京故宮、臺北故宮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朱絲欄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內容、行款均一致，皆著錄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二十九種（後人墨筆添加不計算在內）。三者所據應是同一版本來源，且都是清宮舊藏。 除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現存目錄之外，我們還需考察清宮陳設檔案中是否對該書目有所著錄。《清宮避暑山莊檔案》著錄了清代熱河各個時期書籍陳設情況，嘉慶三年（1798）到嘉慶五年（1800）熱河陳設檔著錄有“高宗欽定《武英殿聚珍板書目錄》一套”，並列有詳細書目清單。據筆者比對，共計一百二十九種聚珍版書，排列次序與現存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完全一致。嘉慶十三年（1808）至嘉慶十五年（1810）的《清宮避暑山莊檔案》，著錄有“高宗欽定《聚珍板目錄》一套”，同樣著錄了一百二十九種聚珍版書，與前所述陳設應是同一套。由此可知，至少在嘉慶初年清廷就已經編制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並按此目錄著錄次序將一百二十九種聚珍版逐一陳設於熱河行宮。 道光至光緒年間，清宮陳設檔案屢見著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如道光七年抄本《懋勤殿書目》，懋勤殿南格子後格頂上陳設有聚珍板書一百三十種，還額外著錄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一套”。此一百三十種包括《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部十二套、《尚書詳解》一部四套、《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套、《東漢會要》一部二套等書。相比較于《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的一百二十九種，多了《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種，該書並未列入現存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 據陳設檔案，景福宮也曾陳設有聚珍書目錄一部。道光十八年鈔本《清宮陳設檔·景福宮陳設檔》（陳419，景福宮）其中陳設有“二號，《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一部”。道光十八年（1838）鈔本《清宮陳設檔·景福宮》（陳408，景福宮）陳設有：“聚珍版《農書》一部，二套；《西巡盛典》一部，四套；《尚書詳解》一部，四套。”因此，景福宮同時陳設有乾隆朝聚珍版書目錄，也有嘉慶聚珍版擺印的幾種書籍。《清宮陳設檔·安毓慶宮宛委別藏書目》（12414，毓慶宮，清內府寫本）著錄：“聚珍版計四百四十八本。”光緒二十年（1894）五月二十六日，熱河總管世綱等奏查明文津閣並園內各殿宇書籍折所附清單，著錄聚珍版書一百三十二種，另外著錄“《高宗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一部，一卷，繕本。”[29]說明文津閣也陳設有《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1925年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景陽宮部分（05872，景陽宮）著錄：“抄本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30]，景陽宮的這套《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現藏於北京故宮。 綜上，至少從嘉慶初年開始，《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就已經陳設于宮外的熱河行宮、文津閣，以及宮內懋勤殿、景福宮、景陽宮等各處。考察清宮陳設檔案著錄、現存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皆證明清廷至少在嘉慶初年以前已經編纂了一部《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其數量為一百二十九種。那麼，《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到底是何時編纂的呢？ 筆者找到了乾隆帝曾命編纂《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的關鍵性檔案。武英殿修書處檔案載，嘉慶元年（1796）十月十三日奏：“查翰林院移付，《易緯》、《易說》等書共一百三十餘種，前經臣等奏明五十卷以外交刻，五十卷以內交擺。本處先後陸續進過一百二十九種，荷蒙睿覽，命編《聚珍總目》，燦然益彰。今又擺得《尚書詳解》二十六卷。查計五十卷以內之書，業已全行完竣外，又恭擺《十全集》五十四卷，暨前經大學士等呈進《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篇帙繁富，尤符巨觀。”[31]此檔案需特別注意兩點：一是，雖然該檔案奏進時間為嘉慶元年，但從“查翰林院移付”，“前經臣等奏明”，“今又擺得”等字眼看，其反映的是乾隆朝擺印武英殿聚珍版書籍的進度。二是，據此檔案可知，聚珍館擺印書籍至一百二十九種時，乾隆帝曾睿覽，“命編《聚珍總目》”，“《聚珍總目》”應即《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為乾隆帝本人所欽定。檔案提到的“本處先後陸續進過一百二十九種”，恰好與現存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著錄數量完全一致，說明現存《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確為乾隆帝欽定命編的“聚珍總目”。 由上我們可知，至少在嘉慶元年十月以前，清廷已經編定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該目錄著錄的是當時已經擺印成書（除了初刻四種外），據學者考證“編於乾隆末年”[32]。那麼，我們是否還可以進一步確定《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的編定時間呢？ 張升比較《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著錄的一百二十九種與《國朝宮史續編》所載的一百二十六種，發現《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少了《詩倫》一種，而多了《詩經樂譜》《明臣奏議》《萬壽衢歌樂章》《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四種”[33]。《國朝宮史續編》的一百二十六種是最初的擺印目錄，與最後編成目錄有所差距很正常，多出的四種書籍應是後面刻成而增補進入目錄的。我們可以通過考訂這四種書籍刻竣時間來判斷《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編定時間上限。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庫全書處副總裁金簡奏請旨排印聚珍版刻法折首次提及進呈其所撰寫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臣謹仿《墨法集要》體例，將現在辦法，分別條欵，著為圖說，擬名《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否即將此帙擺印通行，俾海內欲將善本流傳之人，皆得曉此刻書簡易之法。”[34]金簡上奏的六天后，軍機大臣奏請將《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印行並錄入全書及薈要片：“臣等蒙發下侍郎金簡撰進《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本，交臣等閱看。……應照所請，即將此帙交武英殿擺印通行。”[35]那麼，《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何時擺印完竣的呢？目前尚無檔案可查，但據《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武英殿聚珍版書目”購買書單，翁氏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已買到《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36]。由此判斷，至遲到乾隆四十二年，《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已經擺竣。 《明臣奏議》：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二十五日，諭《明臣奏議》著交武英殿寫入四庫全書交聚珍版處排印：“奉旨：著交武英殿寫入四庫全書，並交聚珍版處排印。欽此。質郡王等纂辦《明臣奏議》於是日恭進。”[37]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諭內閣《明臣奏議》體例乖舛，著將六阿哥等交部議處並另行編次：“聚珍版排字，自應照進呈原本每疏各為一篇，庶今易為更定，乃連綴成帙，致通身難改，而又未經聲明。……此書竟不合體式，並著原派皇子、總師傅等另行按年更正，編次體例，呈覽後再交武英殿排印。”[38]因此，《明臣奏議》擺印於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以後。 《萬壽衢歌樂章》：檔案所見，乾隆五十五年（1796）八月開始大量頒發、賞賜《萬壽衢歌樂章》。如筆者所見最早的謝恩折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東河總督李奉翰奏為恩賞萬壽衢歌樂章謝恩事[39]。《（乾隆）廣德直隸州志》卷八亦著錄：“《萬壽衢歌樂章》三本，乾隆五十六年頒”[40]。說明《萬壽衢歌樂章》擺印完竣時間當在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以前。 《欽定詩經樂譜全書》：嘉慶二年（1797）九月十三日修書處奏，“《欽定詩經樂譜全書》於乾隆五十三年纂成。時奉旨交聚珍版擺印，連四紙書五十部，竹紙書一百五十部”[41]。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福康安有奏為恩賞詩經樂譜全書一部謝恩事一折[42]，說明此時已經擺印完畢，進行了頒賞。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吏部尚書常青奏武英殿擺印《欽定詩經樂譜全書》告竣議敘事稱：“武英殿聚珍版處諮稱，本處具奏，前編《詩經樂譜全書》進呈，奉旨交聚珍版擺印，今已完竣。遵旨刷印二百部，照例裝潢連四紙五部，竹紙書十五部，恭隨各處陳設。連四紙書四十五部存庫收貯。竹紙書一百三十五部交軍機大臣擬賞。”[43]由上述檔案可知，《欽定詩經樂譜全書》擺竣時間為乾隆五十四年（1794）七月前。 這裡還有一個旁證。《元朝名臣事略》未被編入《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據乾隆五十四年（1795）十二月二十九日諭旨：“《元朝名臣事略》……將底本一體改正，交聚珍板照樣排印。”[44]其擺印時間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之後。 另外，可以從聚珍版書擺印進度看該目錄的編成時間。按照張升的研究，“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已有印好之書。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禹貢指南》《春秋繁露》《書錄解題》《蠻書》共四種。十二月：《鶡冠子》。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年以來，排印過書籍約共三十餘種。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今，幾及四載，業經排印過書四十餘種。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隨奉分發《直齋書錄解題》等書到閩，至續發到《蒙齋集》等書十五種，臣現飭上緊刊刻。’可證當時已印成的書有五十四種。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共印成六十七種。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共印成七十種。從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聚珍館共印過七十種書。”[45]據他研究，“《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所收之書，在閉館前印行的有一百零九種，閉館後印行的有二十九種。”[46]四庫館閉館於乾隆五十年左右，也就是說乾隆五十年以前，已經印了一百零九種書籍。 可稍作補充的是，據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奏摺，“自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間進書起，至四十五年十二月，陸續進過各書六十五種，業經呈覽。”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吏部尚書常青奏：“武英殿聚珍版處諮稱，本處具奏，前編《詩經樂譜全書》進呈，奉旨交聚珍版擺印，今已完竣。……以後尚有應擺印書十八種，仍飭該供事等在館趕辦，務俾迅蕆無誤。”[47]此時尚有十八種應擺之書尚未擺竣，而至嘉慶元年十月十三日武英殿修書處奏“先後陸續進過一百二十九種。”[48]由上述檔案，筆者將武英殿聚珍館排印書籍進度列表如下： 表2武英殿聚珍館排印書籍進度表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編定時間上限為乾隆五十四年（1788），下限為嘉慶元年（1796），從嘉慶元年奏報進過一百二十九種的情況看，編定時間應該接近嘉慶元年。郭伯恭認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擺印時間範圍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49]，也有學者認為以負責聚珍版擺印事務的金簡去世時間——乾隆五十九年為標誌，聚珍版擺印工作告一段落。這些時限的判斷標準尚可商榷，應該以《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目錄》編定時間為准。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流行的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有必要重新審視。清代官方並無“叢書”的說法，而是稱之為“武英殿聚珍版書”。武英殿聚珍版書（即內聚珍）收書“一百三十八種”的說法可追溯至道光魏茂林，其後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繆荃孫所定書目，至陶湘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影響甚大。此外，經筆者考證，乾隆帝親自下令編纂了《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收書一百二十九種，這是清代官方欽定的書目。目前尚無任何檔案證明嘉慶朝及以後編定了新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50]。雖然其後聚珍館又陸續擺印了多種書籍，但都未編入《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換一種角度看，梳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與《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的源流與差異，正可見時代演進中學人對於武英殿聚珍版書關注焦點之變化：從乾隆時期官定聚珍版書目錄僅編至一百二十九種，至清末民國一百三十八種之說經魏茂林、張之洞、繆荃孫、陶湘等諸多學人宣揚，逐漸成為學界普遍“共識”，其名稱從“武英殿聚珍版書”一變而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其中原委是今人討論武英殿聚珍版書時不可忽略之議題，亦為深入揭示武英殿聚珍版書的成書始末提供重要參考。 注釋： [①]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08頁。 [②]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10頁。 [③] 陶湘《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圖書館學季刊》1929年第3卷第1期，第205-206頁。 [④] 《本書說明》，載《書目叢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頁。 [⑤] 曹紅軍研究發現，南京圖書館藏“內聚珍”細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細目與陶湘所列細目有所差異，其原因與個別書目的歸類、定名有很大關係。參見曹紅軍：《殿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錄訂誤》，《文教資料》1998年第6期，第118頁。 [⑥] 《本書說明》，載《書目叢刊》，第2頁。 [⑦] 傅增湘《故宮殿本書庫目錄跋》，《國聞週報》1933年第10卷34期，第347頁。 [⑧] 陶湘編《書目叢刊·武英殿聚珍板書目》，第93頁。 [⑨] 《駢雅訓纂》卷首，收入光緒刊本《後知不足齋叢書》。 [⑩] 清張之洞《書目答問》卷五《叢書目》。 [11] 陶湘編《書目叢刊·武英殿聚珍板書目》，第93頁。 [12] 陶湘編《書目叢刊·武英殿聚珍板書目》，第94頁。 [13] 雷夢水《書林瑣記·涉園藏書聚散考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3頁。 [14] 《武英殿聚珍板緣始恭考》，載《申報》光緒十九年（1893）第7409號。 [15] 《國朝宮史續編》卷九十四，第919頁。 [16]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10頁。 [17] 陶湘編《內府寫本書目》，載《書目叢刊》，第197頁。 [18] 清顧修（？-1799），字仲歐，號松泉，工詩畫，好藏書，與鮑廷博交好，亦喜刊書。編有《讀畫齋叢書》《匯刻書目》等，參見《光緒石門縣誌》。 [19] 光緒十二年上海初版的朱學勤增補《匯刻書目》，收錄的聚珍版書目一百四十種，增加了《舊五代史》《河朔訪古記》和《帝王經世圖譜》，少了《御制詩文十全集》。但據檔案其《舊五代史》並非聚珍版，屬於誤收。 [20]曹紅軍《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及其翻刻本的鑒別》，《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第46期，第250頁。 [21]關於江蘇所刻武英殿聚珍版書的數量，尚有疑問。據曹紅軍調查，南京图书馆所藏苏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十八种。參見曹紅軍：《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印書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77頁。 [22] 陶湘編《內府寫本書目》，載《書目叢刊》，第197頁。 [23] 向斯《清宮武英殿刻本》，《東方藝術》2006年第18期，第17頁。 [24] 翁連溪《清代內府刻書研究》，故宮出版社，2013年，第275頁。 [25] 向斯《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笈·清宮珍籍流傳宮外考》，中國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3頁。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上冊，第609頁。 [27] 轉引自曹淑文《義理壽與<武英殿聚珍版書>》，載《天祿論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7頁。 [28] 中國國家圖書館還收藏一部清朱絲欄抄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所收錄的種數亦是一百二十九種（國圖索書號目58/ 919）。 [29]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648頁。 [30]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編第五冊，景陽宮部分（05872，景陽宮），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年版。 [31]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第一冊，嘉慶元年至嘉慶十三年奏事檔，第242頁。 [32]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10頁。 [33]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10頁。 [34]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563頁。 [35]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565頁。 [36] 可補充的是，乾隆五十三年刻本《（乾隆）鄞縣誌》卷五載該縣貯有頒發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書計七本共十種，重刊武英殿聚珍版等書計八本共十種。” [37]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571頁。 [38]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669頁。 [39] 朱批奏摺，檔號04-01-12-0225-086。 [40] 清胡文銓修、周應業纂《乾隆廣德直隸州志》卷八，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41]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申字一號，嘉慶二年九月十三日。 [42] 朱批奏摺，檔號04-01-01-0425-009。 [43] 軍機處檔案，檔號02-01-03-07792-016。 [44]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172頁。 [45]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10頁。 [46] 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337頁。 [47] 軍機處檔案，檔號02-01-03-07792-016。 [48] 《清宮武英殿修書處檔案》第一冊，嘉慶元年至嘉慶十三年奏事檔，第242頁。 [49] 郭伯恭《四庫全書編纂考》，嶽麓書社，2010年，第100頁。 [50] 向斯曾在《清宮武英殿刻本》一文中提及，故宮圖書館藏有嘉慶年內府朱格寫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書目錄》一冊，著錄一百三十八種（參見向斯《清宮武英殿刻本》，《東方藝術》2006年第18期，第17頁）。向氏著錄應有訛誤，同在故宮圖書館工作的翁連溪著錄故宮所藏兩種書目皆為乾隆寫本，著錄一百二十九種。經筆者查核原件，此抄本亦是乾隆朱格寫本，只著錄一百二十九種。 注：本文发表于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下（2018年），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项旋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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