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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2020年，陈寅恪逝世已过50周年，其作品著作权权利保护期终止，进入了公有领域。近期，译林出版社推出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版陈寅恪文集，共计九种十册，分为“史集”和“别集”两套。“史集”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讲义集》六种五册，别集包括《柳如是别传（上中下）》《寒柳堂集》《诗存》三种五册。
众所周知，陈寅恪生前要求其论著采用繁体竖排格式。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有意刊行《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钱柳因缘诗释证》（后改《柳如是别传》）两著，陈先生1962年去函，针对论著格式有言：“又两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简体字。”1965年去函仍强调：“请不要用简体字。”陈先生后人亦始终坚执此一要求。
陈先生论著能否采用简体字？在我看来，这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迄今陈先生逝世已及五十年，著作版权期已满期限，译林出版社即推出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颇引发一些反对的声音。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了问题，那么我就姑且谈一谈此问题。
但要谈我对陈著能否用简体字的看法，实际上也是要谈我对简体字的看法。因之，请先从谈我自己开始。我生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属于“红旗下的蛋”，不必说，是在简体横排的文字世界里长大的。照我的记忆，我最早“大规模”地阅读繁体竖排的书，应是高中时偶尔借到的《倚天屠龙记》（仅得第一册）。到如今，对繁体字，我在阅读上自然毫无困难，但却有一个极大盲点：我只能写简体字，写不出繁体字。易言之，我只能说完全掌握了简体字，对于繁体字的掌握是不完备的。但我敢说，我的这种经验一定是普遍性的。容我大胆臆测，除了爱好书法的朋友，大多数人阅读繁体字的能力应该比不上我，那么，他们书写繁体字的能力，恐怕也不会更胜于我吧。我不懂任何一门外文。汉字是我唯一可以辩认可以书写的文字——而简体字又是我唯一可以书写的文字。让我再说句大话：在对古籍的理解上，我想我可以打败99%的电脑了。而以我的经验来看，有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在一般情形下，古籍采用简体字不会有任何问题。繁体是汉字，简体也是汉字。简体字足以传达繁体字所传达的内涵，通过简体字，一样可以呈现那个古典的世界，正如弗兰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来。（举个例子：最早以繁体竖排刊行《陈寅恪文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个“国学典藏”系列，即以简体横排格式处理古籍，版式疏朗，字迹清明，颇便检读，我就买了好多种，以便于外出在车上看。）在此插播一下，我不反对古籍的简体化，却坚决反对古籍的白话翻译。翻译成白话的古文还是古文吗？翻译成白话的诗词还是诗词吗？古籍翻译完全破坏了文本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古籍简体并没有真正破坏文本的本来面目。简体字仍然有效地——更有效地——承载着古籍的意义世界。古籍既可简体化，陈先生的论著简体化，又有何不可呢？反对陈著简体化唯一可以成立的理由，只有陈先生的遗愿这一条而已。在传统文化雨打风吹去的年代，在“招魂难返楚兰芳”的年代，陈先生将繁体字视为传统的象征之一，抱持之，守护之，捍卫之，我当然深有了解之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简体字已成主流的语境里，陈先生一时的意愿，不必成为绝对的教条。更何况，陈先生之所是，未必即是，我们对于陈先生见解的态度，也应取陈先生对于王国维见解的态度，“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对陈先生之说，需要大处坚持，小处修正，若只知亦步亦趋，依样画瓢，则有负陈先生遗说之大旨矣。还是再说回我个人的经验。我的《陈寅恪诗笺释》，2008年的初版原是以简体横排处理的。陈美延女士得见，并不介意版权方面的问题，只是要求再版时要使用繁体字。其后2013年的增订版，即改以繁体横排方式处理了。对于陈女士当日的谅解，我是很感谢的。如今从法规立场，似已不必再遵守必使用繁体字的要求，但只要出版条件许可，我仍拟尊重他们的意愿。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将陈著简体化是僭越之举。我相信，陈著的繁体字本固然不会被取代，但简体字本的流通也终是无可阻挡的。我以为，对于陈先生，对于陈先生的学说，首要的事是传播的最大化。不论以何方式（繁体或简体），不论有何动机（膜拜或赢利），只要能不失原义地传播其学说，我们都应乐见其成。（从网上介绍来看，译林版《合集》为陈著所引文献加书名号，即值得称许。）五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是深受摧残的，应该说，所有文化都是深受摧残的。但也不能说，在文化上，就毫无可取之处，没有任何积极的遗产。这样的遗产，我想到有特别重要的两项：一是无神论，一即简体字。在文化问题上，我以为不应该“逢中必反”。简体字的通用，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应拒绝，也无从拒绝。我们正是坐在简化字这根树枝上，我们不该愚蠢到要砍掉这根树枝吧！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 “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我在五十年代的初期问他。 “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 那时大陆上“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双管齐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业便是“骂胡适”。胡适这个“买办学者”、“洋奴大班”，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先生却立刻叫我送给他。每张他都细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真令我万般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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