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 ——基于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分析

王 巍

（中共四川蒲江县委党校，四川 蒲江 611600）

摘 要：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针对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问题，应该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探究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对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促成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实现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区教育；共同体意识；生成理路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和方向路径，“共建共治共享”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成为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的行动指针。其中，社区作为居民聚集生活的“场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单元，并因其“草根性”和“开放性”而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地”和“实验田”，可以说，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在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文化涵育功能、自组织培育功能均可“增益”社区治理效能，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正向耦合性越发凸显，关于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关系也被学术界广泛讨论。大多数学者从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关系出发探讨如何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以实现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从价值层面入手，以“公共性”为价值向度，培育社会成员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1］，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构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基础［2］。有些学者则认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以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融合共生的组织领导机制、全员动员的参与机制、可持续动力机制以及简明可行的激励保障机制为依托，构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制度性框架［3］；通过建构社区公共学习空间、推进社区共同体建设提升社区治理和发展水平［4］。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从功能主义视角着眼，主张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铸“魂”、树“德”、育“情”、培“技”功能，“增力”社区治理［5］；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价值引导、人际关系引导、社区舆论引导和舆情收集、分析等功能“助力”社区治理［6］。还有些学者从个案分析入手，基于实践总结提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具体模式，例如“留守型”社区的教治融合模式［7］，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上海模式［8］。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价值与路径分析，注重宏观视角的考察而忽视微观视角的分析，注重范式分析而忽视过程分析，注重理论分析而忽视实践分析。本文转换研究视角，从微观视角切入，探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关联要素——“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四川省J县的社区教育实践分析“描摹”出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勾勒”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与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的逻辑框架，剖析社区教育与社区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转化”关系，以此丰富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维度，并为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共生建构微观逻辑基础，提供微观理论支撑。

二、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总结

J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幅员面积583平方公里，辖1街道、7镇、4乡，有107个行政村、25个社区，总人口26.8万人，其中农业常住人口15.43万人，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县。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77元，年均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19元，年均增长12.1%。近年来，J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事业发展，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实施社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秉持“自然·绿色·开放·融合”的教育理念，构建了从学前到老年全覆盖的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了“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塑造了社区教育资源系统化、社区教育平台信息化、社区教育内容定制化、社区教育方式多元化的特色格局，完善了社区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社区教育专职工作者制度和社区教育专项资金拨付制度，保障了社区教育的稳定性与连贯性。截至目前，J县共建设社区教育学院1所、社区教育学校12所、社区教育工作站132个，实现了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全覆盖。全县共配备县级专职管理人员20名、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专干41名、社区辅导员459名，形成了县有主管、乡镇（街道）有专干、社区有辅导员的良好格局。

（一）集聚教育资源，构建三级网络

在横向维度上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主体，将企业、老年大学、民办培训机构、中小学校、电视大学纳入社区教育视阈，打破“公私之分”“内外之别”，统筹社区辖内教育资源，实施“社区教育+”，构建“社区教育+企业”“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社区教育+民办培训机构”模式，有效融合“周边”优质教育资源，“化零为整”，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满足社区居民教育需求。在纵向维度上建构“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三级社区教育服务网络，发挥社区教育学院龙头、乡镇（街道）社区学校骨干、村（社区）社区教育工作站基础的三级机构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灵活便捷的教育服务，同时强化社区教育学校和工作站的制度化管理，实现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构建居民10分钟学习圈。

（二）依托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平台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完善“市民终身学习在线”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和移动App功能建设，优化专题报道、精品课程、便民服务、学分奖励栏目设置，初步构建社区居民“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开通社区教育公众微信号，设置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培训、养生、家校共育等栏目，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动态优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库，构建与企业、培训机构、大学相关的“数字资源链接点”，提升学习资源的覆盖面和共享度，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实用的终身学习课程。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特色专题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数字化学习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加强数字化学习指导师的建设工作，形成一支有经验的数字化学习指导师团队，服务于学习型社区建设。

（三）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

依据不同受教主体、不同教育需求开展“差异化”培训、“订单化”教学。实施“五元共生”教育培训工程，依托社区辖内早教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成人教育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结合“幼、少、壮、老、残”五类人群需求，采取“学校出菜单，居民报订单，政府来买单”的“三单联动”模式，用“五类菜单”实现精准施教（群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模式）。实施教育培训清单动态管理，拓宽培训“视界”，适时举办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外来人口教育、心理咨询、计划生育宣传、文体培训，倡导自主式学习，实现教学相长、学用互促。探索早教课堂、老年教育、家庭教育、市民课堂、市民乡村游学体验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提高教育时效性。开展团队学习和互助式学习，提高居民基于业缘、趣缘、地缘的自组织程度，增强学习的互促性和知识的共享性。

三、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

（一）社区教育—知识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

J县通过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多元化教育主体的“融入”，线上线下多样化教育方式的“嵌入”，社区内外多源化教育资源的“输入”，促成农技知识、创新（创业）知识、就业技能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社区教育联席会议的统筹下，J县以“五元共生”教育培训工程为依托，以农民“在线课堂”为载体，以社区教育学校为基础，按照“技术菜单”培训职业农民，采用集中授课、分散自学和网上学习等方式安排教学；按照“学历订单”培训新型农民，面向全县16～45岁的农民开展“送教下乡、学历提升”行动，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实现送教上门；围绕优质茶叶、猕猴桃、柑橘三大产业，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有机农业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广新技术，发展有机农业，助推品种、品质、品牌“三品”提升；紧密结合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优秀教育人才资源库”的作用，依托学校、企业、行会组织“技术专家”开展茶艺、民间工艺、糕点烘焙、厨艺、文明礼仪等技能培训，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教学”和“情境模拟”培育技术思维，提升专业技能。与此同时，J县还在社区开展团队学习和互助式学习，成立“学习组”和“互助团”，提高居民基于业缘、趣缘、地缘的自组织程度，增强了学习的互促性和知识的共享性，有效实现了知识的“横向传播”和“再生产”。另外，J县通过财政补助补贴鼓励社区内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开放培训资源，结合社区居民创新（创业）意愿制定“创新（创业）培训订单”，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定制化”创新（创业）培训，实现创新（创业）知识的“生产”，提高社区居民创新（创业）能力。此外，J县成人教育中心引进德国AHK职业资格培训体系，在J县试点建设中德创新合作基地、中德职业学院、KUKA机器人研究院、中德AHK职教培训中心、教师培训中心和考试认证中心，通过中德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扩展创新链条，提升与社区的创新（创业）“链接度”，增强了创新（创业）培训、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分享、创新（创业）沙龙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功能；通过中德职教中心集聚教学资源，延伸职教培训网络，增强与社区技能培训的“粘合度”和“契合度”，有效实现了就业技能培训、就业技能教育、就业技能分享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功能。总体而言，农技知识、创新（创业）知识、就业技能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的生成（人力资本的增值）提供了可能性，而农技服务生态圈、技术要素收入分配政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创新（创业）孵化、创新（创业）融资惠政、岗位实习、技能竞赛则为社区居民经济利益的生成（人力资本的增值）提供了现实性，即社区教育—实践空间为农技知识、创新（创业）知识、就业技能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向经济利益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基于经济利益生成的“可实现性”，社区居民向社区实体进行聚焦，将个体经济利益实现纳入社区群体逻辑（个体认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生成与社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密不可分），构建了个体与社区较为稳定的经济联结（表现为J县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带来的经济收入提升的肯定），形成了“我”—“社区”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在“我”—“社区”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基础上，“我”的经济利益生成只能通过社区共同体来实现（即作为社区成员共享社区教育资源而获得经济收益），这进一步形塑了“我”对社区的身份认同和观念认同（利益—观念互构逻辑），塑造了社区共同体意识（表现为J县社区居民对社区身份的认同和内化），即遵循社区教育—知识生产—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经济利益共识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逻辑理路。

（二）社区教育—价值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

J县以乡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活动中心+”为载体，以家校社融合教育为凭借，以道德实践为支点，促成道德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J县构建“活动中心+乡学馆”模式，打造乡村书馆、乡村讲堂、乡村书画室、农民夜校文化教育主阵地，依托本土“乡贤”资源，讲好乡贤故事，涵育乡村“亲”“仁”“孝”美德，厚植道德文化，传播道德价值；构建“活动中心+早教室”模式，建立以社区教育学院为主导，以早教中心为主体，以乡镇（街道）社区教育工作站为网点的0～3岁婴幼儿公益早教服务网络，对婴幼儿提供早期启蒙道德教育，开设幼儿“礼”学堂，传承儒道价值，打造儿童德育驿站；构建“活动中心+名人馆”模式，依托李家钰将军陈列馆教育基地，以图片、实物、塑像、模型等形式进行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教育，传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构建“活动中心+乡贤榜”模式，在社区设立“乡贤榜”，呈现乡贤典型事迹，引导社区居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发挥道德典范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同时，J县深入推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构建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为发挥学校教育在家庭和社区教育中的作用，让学校与社区充分对接，J县实施“学校·社区对接八项行动”，开放学校资源，建立社区居民校园学习体验中心，为社区居民开设道德课堂和学习体验项目，“传输”亲、德、善、美道德价值，提高社区居民道德文化涵养；开放社区文化资源，依托社区道德讲堂、“名人汇”开设青少年校外德育课程，播撒道德“种子”，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开办社区家长学校，开设“父母德育学堂”，培育新时代教育道德观，培养新时代合格家长。此外，通过“最美家园”“最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和道德评价激励政策推动道德实践，通过道德实践促进“共同道德生活”，通过“共同道德生活”催化“道德共识”（外化为内生性社区居民道德公约和文明守则），建构紧密的道德共同体。这样通过道德教育（直接价值生产）—道德实践—道德生活—道德共识（价值再生产）—道德共同体链条，实现了社区教育资源的“输入”和道德共识的“输出”（以道德实践为中介），完成了道德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进一步而言，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产品的“消费”过程实际上就是社区居民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足”过程（文化利益），道德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发展需求的“满足”过程，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是道德活动、道德关系、道德个性的全面发展［9］。同时，道德价值的“再生产”（道德共识的生成）也能够提供一种可参照的“规范网络”或“隐性规则”，从而有效压缩个体道德的“失范”空间，降低社区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缓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张力，提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度和融洽性，涵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增强社区公共空间和生态空间的自稳性，并提供可预期的社区生活“场景”，建构稳定的社区秩序（社会利益）和生态秩序（生态利益）。文化、社会、生态利益的“个体化满足”促使社区居民对道德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产生“正向”反馈并确证社区教育的价值“生产”理路（表现为J县社区居民对社区德育的认同性、社区道德实践的自主性和自发性、社区道德督导团体的自构性、社区道德准则的内化性、社区道德规范的自评性、社区邻里关系的协调性以及较高的社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其中，社区居民对作为社区成员（身份）应该遵守的道德价值的自我确认，映射的是社区道德共同体的建构、社区道德共识的凝聚和社区行动共识的形成。

（三）社区教育—情感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

J县以地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游学体验为牵引，以“反哺”关爱教育为支撑，促成归属情感和“共情”的“生产”。J县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先后孕育了柳贯、方凤、吴莱、宋濂等文学大家。依托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J县适时推进将明代建筑遗存“理和堂”改造为黄庭坚纪念馆的进程，通过“理和堂”的物质化改造过程和符号化呈现增强情景营造力、物像感召力、文化标识力，催生黄庭坚文化符号与本土地域的文化情感联结，提升乡贤文化的感染力和认同力。同时，J县R社区、S社区和Q社区创造性地保护开发了“了翁书院”、闾门深巷、宗祠牌坊、月台照壁、深宅大院等历史遗存，通过历史遗迹的创造性改造、学理性阐释、现代性展示，“书写”社区独特的历史文脉，传承社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本土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另外，J县开创了乡村游学体验项目，以“乡游”为媒介实现知识习得、文化熏陶、情感养成、技能训练的多重功能，以“幺妹灯”民俗活动为载体实现乡村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情感的双重回归，重构乡土情感空间，促使人们重新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认同感。［10］在“游”中品味传统乡村之“韵”，体验传统乡村之“美”，涵育传统乡村之“情”，以游教化，以游养情。J县H社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了翁理学和禅茶文化资源，构造了独具乡村特色的社区教育体验模式；J县G社区依托历史悠久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茶乡游学体验；J县N社区依托川西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古镇禅理游学体验。地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挖掘，历史遗存的“学理性”阐释和“情景化”营造以及乡村游学的“体验式”学习，向作为社区居民的“个体”展示了本土地域文化的厚度和张力，有效“激活”了个体沉睡的本土文化基因，增强了个体对本土地域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催生了个体与本土地域的文化和情感联结，赋予了个体的地域文化向度和情感维度，破除了个体的文化“无根感”和情感“无依感”，为个体找到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归属（归属情感“生产”）。进而言之，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和归属情感的“生产”过程也是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的供给过程，也是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和“美丽家园”的向往过程，也是实现文化盛、生态美的过程。文化和生态利益的生成又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归属感，有效确认了居民个体的文化属性和身份，强化了居民个体与社区的文化和情感联结，构造了紧密的情感共同体（表现为J县社区文化的复兴和“外向输出”、社区文化团体的勃兴、社区文化行动倡议的制定、社区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内化），催生了地域共识。

另一方面，J县深化社区教育供给侧改革，推进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覆盖，向重点领域倾斜。围绕社区留守儿童开展“定向”教育，配置专业教育资源，开设专门教育课程，构建定制教育方式，创建“反哺”关爱教育新模式。J县探索建立部门单位与社区教育学校结对帮扶机制，推进部门单位与社区教育学校签约，单位与社区教育学校结对，志愿者与留守儿童认亲，以职能部门、企业、志愿者、居委会、学校与留守儿童的结对帮扶网络为依托，以社区教育学院+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三级教育网络为支撑，以社区留守儿童之家为载体，推进通识教育、心理援助、情感慰藉、生活护理有机融合，实现社区留守儿童教育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注入；同时，拓宽“关爱”教育视阈，延伸“关爱”教育链条，通过价值教育、激励动员、主题活动、示范引领、“互助”倡议注入“反哺”元素，将纯粹的“关爱”单向度教育模式扩展提升为“反哺”—“关爱”双向度教育模式，实现“反向”情感注入，涵育留守儿童的奉献意识和公共精神，增强留守儿童回报社区、关爱他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双向”情感生成，构建留守儿童—社区的“双向”情感联结，催化共情“生产”。在“反哺”关爱教育互动过程中，不仅留守儿童获得了知识增长收益和文化产品供给，社区教育主体也收获了“反哺”教育收益，解构了留守儿童边缘化身份，建构了留守儿童平等化身份，促成了留守儿童的社区融入，构造了社区群际有效交往空间，增强了社区群际交往的“附着力”和“粘合力”，培植了社区互助网络和信任网络，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建构了“反哺”关爱教育—情感互融（共情“生产”）—身份再造—文化社会利益生成—紧密的情感共同体链路，凝聚了社区生活交际共识。

（四）社区教育—制度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

J县以景观营造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依托，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以价值“生产”和生态实践为“纽带”，促成生态文明制度“生产”。J县围绕“最美休闲社区”建设目标，推进社区景观化、基建田园化、生活休闲化，通过县、乡（街道）、社联动推进社区景观营造，以“再造”后的文化长廊、主题广场、雕塑碑石、文化庭院、功能教室为平台，开展“情景教学”和“现场教学”，发挥生活化、鲜活化、活样化物质“场景”的育化功能，实现社区教育的“环境化”表达，从而有效实现低碳循环、生态环保、绿色生活的价值“生产”，引导社区居民扬弃陈规陋习，树立生态思维，涵育生态文化，实现生态理念的“植入”。同时，开展“最美民居”、最美“庭院”、最美“社区”评选活动，设立生态文明“红黑榜”，通过正向激励和负向惩戒促进生态理念向生态实践转化，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生态实践的深化、生态行动的一致性、集体行动逻辑的建构促使低碳循环、生态环保、绿色生活的价值逐步固化并通过共同行动而确认，生态文明制度规范（J县社区生态文明公约和居民环保条例）被“催生”出来并作为生态价值确认的外化形态而存在。生态实践和生态文明制度规范的构建带来的外部效应是社区环境的美化、乡村生活的田园化、社区民居的品牌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态产品的共享化（生态利益）。同时，J县通过“全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樱桃节”“中国采茶节”“乡村文化节”等主题活动向外宣介推广，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促成生态优势向经济收益转化。目前J县已经形成三大千亿元级区域公共品牌，生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50%。经济收益的“可预期”进一步凝聚了社区居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并有效内化（表现为J县生态文明制度规范的细化、社区居民环保意识的强化、参与环保行动的自觉化、生态环境共治格局的优化）。这样以价值“生产”和生态实践为“中介变量”，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转化为生态文明制度性和共识性“输出”，构造了社区教育—理念植入（价值生产）—生态实践—理念强化（价值确认）—制度生产—主题活动—（生态）经济收益—生态文明共识—价值内化—制度确证链路。另一方面，J县整合社区资源，创新教育形式，搭建活动载体，完善服务网络，拓宽功能路径，促成社区治理制度的“生产”。J县以“养教结合”为理念，以课程开发为突破口，以课堂活动为主阵地，创新老年教育服务活动方式，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整合社区周边老年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教中心的“碎片化”教学资源，创设“老年议事园地”“老年心理话访”“老年学习沙龙”和“老年大讲堂”，推进社区老年素质教育，提升社区老年素质水平。选拔社区素质高、公益心强的老年人担任“五老调解队”队员，充分发挥社区老年人居中调解的“中介”作用，以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通过社区调解的多次实践，J县逐渐形成了各具社区特色的调解模式和调解路径，组建了专门的社区纠纷调解室，固化了社区纠纷调解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形成了常态化的社区矛盾化解制度。社区纠纷的调解实践和调解制度的社区“嵌入”不仅“经济理性”地化解了社区人际矛盾，削弱了社区人际交往的脆弱性和疏离感，提升了社区人际关系的横向交往密度，增强了社区的“熟人”属性，而且强化了社区居民的（治理）主体性、自觉性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有效凝聚了共同治理意识，构造了紧密的社区自治共同体。简而言之，通过受教主体向治理主体转变，教育资源向治理资源转化，治理能力向治理收益转换，构造了社区教育—居民受教—能力提升—治理实践—治理制度—治理收益—治理共识链路，促成了社区的社会整合、社区秩序的“自平衡”（社会利益）和社区治理共识的凝聚。

四、“输入—输出”链路存在的问题和优化策略

在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析出”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链路的关键性问题，即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针对“输入—输出”链路存在的问题，应该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

（一）“输入—输出”链路存在的问题

第一，动态转化性较弱。社区教育的重心在“育人”，社区成员素质的提升，应该坚持社区成员“本位”导向，以满足和实现社区成员教育需求和发展利益为根本，确保社区成员在社区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当前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群体化”替代“个性化”、行政意志掩盖社区意愿、静态配置取代动态管理问题仍然存在，社区教育资源动态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社区教育的动态目标匹配度、项目精细度、效果精准度、对象适切度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社区成员教育需求、社区教育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性、动态契合性仍然不强，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社区成员教育需求、社区教育目标之间的动态耦合度仍然不高，这将导致社区教育资源的供给“错位”和“生产”的过程性损耗，社区教育资源的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功能弱化，社区教育资源的动态“生产”转化效益和效率下滑（社区教育—“生产”链路效益下降）。

第二，横向传导性较差。在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过程中，社区教育的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逻辑链路并不只具有纵向维度意义，各逻辑链路事实上存在横向交互性和传导性。在价值生产过程中也可实现情感和制度的“产出”，在制度生产过程中也可实现价值和情感的“产出”，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的非单向传导带来的是“生产”的耦合性和外溢性。就当前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而言，受行政思维和功利心理的“绑定”，社区教育资源的使用往往被赋予“单维度”“一次性”功用色彩，致使社区教育资源的衍生“生产”功能受阻，衍生“生产”空间受制，衍生“生产”效益受限；只重视社区教育资源的单向度、一维化“生产”功用，忽视“生产”的外部效益和“可叠加性”，不仅会导致社区教育资源价值的“矮化”，而且会助推“生产”成本的虚高。社区教育资源单向“生产”链路的固化，会致使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的“互溢性”缺损、传导性缺欠，进一步导致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利益和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效率损耗与不确定性徒增。

第三，纵向转化率较低。在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向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转化过程中，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利益生成、社区共同体意识“输出”并不具有“增长”等价性，其过程会产生效益亏欠，“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的纵向转化过程会发生效率“损耗”和转化“亏损”，进而降低转化效益。在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具体表现为：社区教育与经济、道德、文化、生态、治理实践脱节，社区教育与经济、道德、文化、生态、治理实践空间萎缩，致使经济、道德、文化、生态、治理实践向价值生产、制度生产、情感生产和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转化效益“亏欠”；还存在社区成员的个体利益“获得”与社区成员的身份建构进程的不一致，社区成员个体身份与社区成员社会身份的不同，社区成员个体利益“获得”的个体向度归因与社区向度归因的分离，社区成员自我意识与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分化，社区成员的自我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存在间距等问题。

（二）“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策略

第一，调适社区教育项目。调适社区教育项目是提高“输入—输出”链路动态转化的主要策略。具体而言，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并依托教学资源的网络化、教学对象的分众化、教学过程的虚拟化、教学实践的情景化提高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社区成员需求、社区教育目标的动态耦合度，增强社区教育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的动态效益和效率。首先，以J县社区教育工作站为依托，结合社区成员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学习意愿建立个人网上社区教育档案，搭建基层社区教育数据库，实现基础数据建构和动态信息收集，为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提供基础信息支撑；其次，以J县社区教育“在线学习”APP为载体，“链接”基层社区教育数据库，并利用J县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大数据平台目标匹配算法确定个体化社区教育项目“清单”，实时对社区成员进行定向“推送”；再次，由社区成员自主选择社区教育项目“清单”（或自主确定项目“清单”）进行在线学习、在线互动、虚拟体验、情景实践，并对项目效果进行“反评”，依据“反评”打分动态调整项目“清单”（优化数字教学资源），最终实现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的精准化、需求管理过程的动态化、社区教育“生产”功能的高效化，提升社区教育资源的动态“生产”转化效益。

第二，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关联点与关联密度是“生产”逻辑链路横向传导的关键要素，匡定着横向传导的效率和“生产”的外部收益，因此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是增强横向传导性、提高“输入—输出”链路转化效率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在社区教育的道德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催化职业规范的生成，促成职业知识“生产”；在社区教育的道德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催化生态价值的生成，促成生态文明制度“生产”；在社区教育的道德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催化乡土道德生成，促成归属情感“生产”，以有效实现价值生产与知识生产、制度生产、情感生产的耦合，价值空间与经济空间、治理空间、情感空间的相融，社区道德共同体与经济利益共同体、自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相嵌。也就是说应该以多元道德体系为教育内容（建构关联点），以“场景切换”“教景融合”为教育依托（提升关联密度），以多元实践为教育模式（提升关联密度），以硬件资源（场景）多维度应用为教育载体（提升关联密度），把握和坚持社区（道德）教育内容的衔接性、社区（道德）教育方式的复合型、社区（道德）教育实践的转换性，提升价值“生产”横向传导效率。价值生产、知识生产、制度生产、情感生产的耦合性和横向传导性进一步促成了社区道德空间、经济空间、治理空间、情感空间相融，社区道德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自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相嵌（图1），实现了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链路结构的优化和转化效率的提升。

第三，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并使其内嵌于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纵向链路之中，是降低纵向转化损耗、提高“输入—输出”链路纵向转化效率的主要路径。具体而言，进一步推动社区教育向经济、道德、文化、生态、治理实践转化，强化教育—实践微链路传导（内嵌于社区教育—“生产”—利益生成链路），拓宽教育—实践空间，丰富教育实践样态和教学模式，提升教育实践频率和强度，增加教育实践频次和密度，实现理论学习与经济实践、道德实践、文化实践、生态实践、治理实践的深化和融合，提高经济、道德、文化、生态、治理实践的知识、价值、情感、制度“产出率”和利益“生成率”。同时，增强居民个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联结性和“互构性”，通过积分激励举措，如社区公益服务积分“兑换”社区教育课程（依据参与公益服务的累计时长“兑换”社区教育课时），促使居民以公益服务的方式“获取”社区教育资源，在实现个体（社区）利益的同时实现社区（个体）利益，将个体利益有效纳入社区共同利益视阈，促成“我”的利益向“我们”的利益融嵌，“我”的利益增长通过社区共同利益（共同体利益）的增长来实现，从而生成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双向“输入—输出”闭环（内嵌于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增强居民个体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的关联性，强化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传导，建构居民个体利益生成—居民社区身份稳定转化链路，降低纵向转化损耗，提升个体利益生成向社区共识生成的纵向转化效率。

基于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的具象描述和抽象分析，最终可构建社会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图谱”（图2）。

五、结论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能够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促成了（农技、创新创业、就业技能）知识生产、（道德）价值生产、（归属和共情）情感生产、（生态文明和社区治理）制度生产，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和制度生产催化了个体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利益生成和社区经济利益共识、道德共识、行动共识、地域共识、生活交际共识、生态文明共识、治理共识的凝聚，建构了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道德共同体、自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即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形塑了社区教育—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利益生成—共识生成链路，促成了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向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的逻辑转化。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的抽象分析可“析出”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链路的关键性问题，即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现社区教育项目的动态调适，依托教学资源网络化、教学对象分众化、教学过程虚拟化、教学实践情景化增强社区教育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的精准化、精细化程度是提升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向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转化效率的主要策略；建构关联点，提升关联密度，强化逻辑链路横向传导，促成社区经济空间、道德空间、情感空间、治理空间相融，实现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情感共同体、自治共同体相嵌是提高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向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转化效率的重要举措；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内嵌于社区教育—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利益生成和利益生成—共识生成的纵向链路，提高纵向转化效能是提升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向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转化效率的主要路径。“勾勒”社区教育资源性“输入”与社区共同体意识性“输出”的逻辑“图谱”，剖析社区教育与社区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转化”关系，优化“输入”—“输出”链路传导，对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实现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目标耦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机理的抽象化表达“把握”过程“节点”也有利于提高社区教育的衍生收益，构建“议题”间的横向链接网络（建构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横向“点线”链接），通过受教主体向治理主体转变，教育资源向治理资源转化，治理能力向治理收益转换，实现自治组织共建、社区事务共商、治理收益共享，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综合解决方案，降低社区治理的单向社会成本，有助于实现社区教育资源与治理资源“互通”，社区教育空间与治理空间“互融”，社区教育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互嵌”，对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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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王 巍.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