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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作家王安忆聊聊汪曾祺的创作和“天真” 王安忆，当代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7年，在香港维多利亚的小游艇上，王安忆等作家拥着汪曾祺问这问那，“短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短篇小说就是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又问到“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答道“那是把不必要的话说出来。” 在王安忆的回忆里，“汪老的年轻朋友特别多，他不会教诲你，但却会时不时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他很天真，也很可爱。” 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开拓了主流之外的中国小说风格，推动了后来的文学创作。他的推动正在于“将文学还给文学，将生活还给日常生活”。他的作品清新而自然，风格颇似名士派，但与老师沈从文相比，“世俗性还要更强一些”，不过在王安忆看来，两者还是不好比较，因为“好的作家不是唯一的”。 Q：您如何看待汪曾祺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 A：有一句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排座次很难，但是汪曾祺的写作是非常特殊的。在80年代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宏大叙事为主流的时期，汪曾祺的作品《受戒》的题材、内核都与众不同，他的写作带有革命性，但并非正面开拓，而是边缘性的。我觉得他的写作让文学回归到了文学的高度。 Q：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是“中国味儿”，您怎样理解？ A： 我觉得如何只用“传统”去理解汪曾祺的话，就把他看窄了。我们的小说并非从传统来，而是从“五四”而来。汪曾祺的作品并非士大夫的语言，他非常重视民间的口语。他的启蒙武器和力量来自一个远大的信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民间最朴素的人的身上，和道统疏离的地方，恰恰是最宝贵、最有意思和最美丽的。 编辑 / 天健 剪辑 / 张译丹 设计 / 罗曼 | 封面大使 | 《三联生活周刊》新刊《汪曾祺，人间烟火》中，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下比较特殊的作家汪曾祺。今年正值汪曾祺百年诞辰，那么，在八十年代，汪曾祺为何选择一种散淡的特殊写作方式？为什么在他去世后的一二十年里，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越来越重要？当下的读者为何对他有了更深的喜爱和认同……在本期中，我们借汪曾祺来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对于日常的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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