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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表现物象、反映生活，都有自己的认识和方法。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提炼、概括当中，运用的不是写实手法，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那么，中国绘画艺术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写意性”。
把“写意”视为笔墨形式，是明以后的事。中国画的“写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观，是中国绘画艺术的表现方法，是迥异于西方美学的另一种美学体系。它理应包括从经营意象、塑造形象，到表现思想主题的整个创作过程。如果把“写意”简单地看成是笔与墨之间的一种形式和单纯的绘画技法问题的话，就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了解。 
卢芳工笔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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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似论”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支巨流，因为“神”是主宰形貌的精神本质。所谓“形无神不活，神无形而不存”，表现物象，没有“神”，不管“形”怎样鲜明、逼肖，也很难生气郁勃。所以把写“神”、表现“神韵”“神似”作为塑造形象的最高表现。中国画在注重“神”之外，还更注重“意”，因为“神”多在物“意”之中，轻“形”与其说是基于重“神”，毋宁说是为了表“意”。因为从艺术表现看，“意”是构成“神似”“神韵” 的重要条件。“意”既是中国绘画的绘画观，又是创作方法。
“意”的内涵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是比较宽泛而多义的。“意”除指画家的主观意志、情思、画的意旨、意蕴外，还指神似、神韵、意趣；也指艺术表现上的含蓄和精练概括，当然更指意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的概念在绘画中似无严格的界定，这表明中国画在追求“意”的表现上，是从对具体形象的表现发展为对作品画意的表现。
卢芳工笔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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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到之到”。清人查礼在他的《画梅题跋》中论画梅时说：“画梅不要像，像则失之刻。要不到，到则失之描。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中国画“不似而似”则似在“神”，“不到而到”则到在“意”，这是艺术的更高境界。
“精而造疏，简而意足”，这虽说是宋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但它可以代表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原则。“精”之所以要“造疏”，“精”在中国画中所以未能长足地发展，是因为中国绘画艺术多以“谨细”为忌。这在唐人的《历代名画记》中就已提出：“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谨细”是指对物象外在形貌的过分刻画。张彦远的《论画体》有一段文字对我们了解这一审美原则，特别是对理解中国画的重“意”很有帮助。他说：“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
卢芳工笔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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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的创作中，随着主观描写的增加，从塑造形象的写神、表意和追求自然浑成中生发机趣，进而又产生了表现画家自己思想、情意和主题内容的“写意”。但是无论是表现具体形象的“神”“意”，或是为表达画家思想感情和画中主题的“写意”，其基本方面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元人汤逅所说：“以意写之，不在迹象。”“不在迹象”并非不要依据客观“迹象”，而是说依据“迹象”，但不为“迹象”所牵，是化客观迹象为主观迹象。表物象之“意”是画家在他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为了创造足以“达心…适意”的艺术形象，可以不受客观对象拘束；当他创造“达心”“适意”的艺术形象并进而表现自然景色和社会事物时，不仅不受客观对象的拘束，而且还可以用“运实入虚”或“运虚入实”的手法创造画意。
此外，中国历代画家、文人也以画“造意”，这和他们的绘画观、审美理想紧密相联。他们把绘画看做和创作诗文一样，也是抒发胸臆的一种方式。他们之所以重 “意”，正是为了以达其心、适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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