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岁高龄的王杏元老先生 送别金敬迈，想起了王杏元。自然想起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会议，广东代表一共四位，另外两位，是韩北屏和张永枚。如今，四人走了三位，世间仅存张永枚。他住在广州天河南广利路干休所。有时，黄昏将至，可在广利路口地铁站边见到他，坐在马路边看人，静静地怀想旧日岁月。 记得2005年，儿子驱车带我和妻子去汨罗看他。他住在汨罗江边，离渡船码头不远的山里。一个人，一个乡村佣人。和他站在那座孤零零的小破楼上，可以望见江和码头，很是苍茫。那时，正是他人生低谷。我们就在杂木林的林中空地上，谈了六七个小时，录音录影。从志愿军到西沙。1974年，我与张永枚前后脚抵达西沙，在岛上擦肩而过，有共同记忆。不赘。在黄昏时告别，他送至江边，挥手，自然是百感交集。当年那位《骑马挎枪走天下》，《六连岭上映彩虹》的战士诗人，此刻已归于宁静。是吗？ 韩北屏走得较早，1970年去世。我少年时（1965年），读过他发表在《作品》上的小说《莱地家出事了》，知道一些国外的生活，很是羡慕他的异国情怀。后来又读他的《高山大峒》，十分震撼。此前看过列宾的油画《突然归来》，两相勾连，常常不满中国少年的生存，想做个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和赤塔，再突然回达濠……风云一番。此达濠，不是德国的达豪集中营。 大约也在同一时期，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大红大紫，其中章节《出村证明书》《铁笔御史》收进中学语文课本。王杏元从村儒到作家，秦牧和陈善文，为王杏元其人其作功不可没。此事为文坛佳话。一个农民作家的成就，在文学云端上的行走，是要有天时地利的。 严格说，王杏元还不是普通话意义上的好作家，但却是迄今最出色的潮汕语文作家。设若潮汕母语有作为世界语之一的机会，则王杏元对潮汕母语的文学表达，是可取诺贝尔奖的。他的潮汕幽默，民间机智兼顾潮汕老土的风趣，以及对人心风习的精细摹拟，其方式经由丰腻而又贫瘠的地土砥砺，无人可比。直抵诺贝尔的三个标准。 后来，他被抽离潮汕，去了珠影，入了作协，进了普通话语境，做了干部，换了一套活法，这于他无异于切断脐血，英雄无用武之地。遂改编写作《天赐》，但仅在《胭脂河》上闪了一下，天边奇光不再！ 潮汕作家是要走出潮汕的，这种走出不一定是形体与物理。但潮汕文化是一口粘稠的大浆缸，而潮汕语文的母性基因又过分深刻顽强固执，特别是王杏元的时代。30多岁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不可更改的人生，而童年的民国遗存更成为他的烙印。王杏元的文化底子，就是一个清末民初的乡村秀才。革命风暴在饶平的短暂流动，使王杏元的文学表达，沾附上阶级斗争的异动。而陈善文秦牧的润色，将时代光色弥漫其中。 王杏元是一位能讲好乡土故事的好作家。他对潮汕乡土的认真复写，充满着旧时文人的心机，又透过账房先生（他是生产队会计）的精算目光，深谙三教九流的民意乡愿，由此而为的文字，托举出一片真实有趣的潮汕风致。这是当下许多潮汕作家无法做到的。在文学看来，开放的潮汕是一样的，锁闭的潮汕才是不一样的。它精彩的，心灵的一面，是由时间并努力表达着时间的。王杏元属于时间的原生。 1966年6月28日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广东代表四人，占了全体代表十分之一强(全36人)。潮汕作家王杏元忝列其中，很为荣耀。此乃潮汕当代文学史的峰值。 从潮汕语文的角度看王杏元，《绿竹村风云》堪为杰作。从文学的史诗性建构而言，则另当别论。他对潮汕故土的钟爱，是他文学的血脉。八十年代中期，他串连中旅林诗渠，呈事吴南生、林兴胜和吴勤生同志，邀请省上潮藉文化人十余家，秦牧、杨樾、郭光豹、黄雨、黄家教、黄新魁和林紫等，赴汕共襄文事，我亦在其中，雷铎闻讯而来。其时尽揽王杏元风采。那是王杏元最活跃的岁月，他有许多振兴潮汕文学的举措。他晚年的庞大计划，是拍妈祖电视剧，邀我参予，我无做大事的想望，令他失望，很是负疚。 早期的潮汕新文学，有土著王杏元，一部《绿竹村风云》，再加革命作家秦牧的《艺海拾贝》，吴南生的《革命母亲李梨英》《辞郎州》《松柏长青》，外加黄雨的《潮汕有个许亚标》等等，基本上就完整了一个地域的新文学分期。上述人物，部分已逝，连当时尚年青的雷铎，也已远行。 追忆终成一缕夕阳，王杏元是那夕阳里跳跃的余晖。现在，恐怕无人知悉，什么叫“出村证明书”了！ 2020年3月29日（庚子三月初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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