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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承彦碑 赵地、刘汉屏两位先生《未见著录的汉〈黄承彦碑〉》一文发表于《文物天地》杂志二〇〇〇年第三期，文中称一九七七年在天津旧书店购得汉《黄承彦碑》拓本一册，碑额圭形，篆书“汉故黄君之碑”，碑的下半部已剥蚀，碑文为隶书，共存约一百八十字。考碑主为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碑文中之“四年”为东汉建安二十四年。拓本为剪裱本，文章仅有拓本部分图片，亦未收录碑文全文。又称此碑未见金石书目著录，拓本可能是海内孤本。 其实，此碑尝著录于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续编》。（2）网络搜索尚可找到此碑拓本数种，经与原文所收拓本比对，可确定为同一碑刻。据网络所见此碑整纸本，可知碑文十四行，兹迻录可识之碑文如下：
《集古求真续编》收录此碑时即有疑问：“中有‘四年甲寅’四字，考之史汉，惟宣帝元康四年岁在甲寅，其余四年无值甲寅者。若果为元康，又在五凤石刻之前矣。惟‘甲寅’下为‘朔’字，似是月建为甲寅。然‘四年’下无‘正月’二字，亦无空缺，则甲寅又非月建，殊不可解。岂作伪而故为此离奇欤？”最后认为：“余终不敢信为岑鼎”，已有所揭示为伪刻。书中亦未详其出处，来历不明本身就很可疑，再通读碑文，除欧阳辅所举之外，尚有四处不合汉碑体例，补证如下： （一）东汉墓碑碑额往往标明碑主身份，若为官宦，刊其官职最高者，汉碑中习见，不赘举；若为高蹈不仕之人，则刻其私谥，以期流传百世，如《玄儒娄先生碑》。（3）《黄承彦碑》碑额题云“汉故黄君之碑”，并无碑主身份，显然不合汉碑体例。无独有偶，《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所收录的《黄君墓碑》，碑额亦作“汉故黄君之碑”，（4）已有学者指出碑为伪刻。（5）前面所提及的两则伪刻《李昭碑》与《陈德残碑》，碑额也分别为“汉故李君之碑”“汉故陈君之碑”。汉碑碑额如作“汉故某君之碑”，断为伪刻当大致不谬。（6）此其一疑也。 （二）汉碑碑文叙述碑主名讳通常体例为“君讳某，字某”，必先名而后字，如《张迁碑》：“君讳迁，字公方”；（7）《陈太丘碑》：“先生讳寔，字仲弓”。（8）《黄承彦碑》之碑文首云：“先生讳承彦，沔南白水人也”，“承彦”若为名则无字，若为字则无名，亦未循汉碑体例，此其二疑也。 （三）汉碑载碑主里籍格式一般是“郡国名 县名”，如《刘熊碑》：“广陵海西人也”；（9）《曹全碑》：“敦煌效谷人也”。（10）“广陵”、“敦煌”为郡名，“海西”、“效谷”为县名。《黄承彦碑》称碑主为“沔南白水人也”，两汉无沔南郡，“沔南”指沔水以南的地区，非郡名。则此处与汉碑体例也有抵牾，此其三疑也。 （四）碑文中的“四十”写法在汉代应为“卌”（详见下文论述），此其四疑也。 除了上述四个疑点之外，《黄承彦碑》还有更严重的破绽。清人陆增祥撰著《八琼室金石补正》，曾附录《八琼室金石祛伪》一卷，所录为自秦至唐之伪刻。《黄承彦碑》与其中一方标称为北魏正光二年的伪刻《高植墓志》文辞内容多有雷同。（11）如志云：“君禀性生纯诚，德音洋溢乎朝野，天资刚健，伟绩载记于太常。有果敢慷慨之志，无苟且畏葸之心。乃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又其倜傥不群，非碌碌庸众所与语者……当其时宾僚咸集，士友感德”，碑曰：“□之禀性纯诚，德音洋溢乎朝野，天资刚健……纬绩载记于史册,有果敢之志,无畏葸之心……乃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也……又其倜傥不群……非碌碌庸众者所可同日语……当其时士友感德”。又如后面的颂词，志云：“蔼蔼前哲，秉心克贞。鞠躬尽瘁，遐迩共称。克勤克俭，既和且平。坚若介石，穆如清风”，碑曰：“蔼蔼前哲，玉洁光明。鞠躬尽瘁，遐迩共□。克勤克俭，既龢且平。坚若介石，穆如清□”。文辞雷同之处甚多，显然其中一石必定抄袭另一石而作伪。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祛伪》提及：“丁丑二月儿子继辉录寄此志”，则《高植墓志》最晚在光绪三年即公元一八七七年已经出现。《集古求真续编》虽未记载《黄承彦碑》何时出现，但该书成书于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一九三三年，而在其之前的金石书目未见著录此碑，按常理推断，《黄承彦碑》应晚出于《高植墓志》，则前者乃据后者窜改赝造之伪刻，自不待言了。 所谓的滦南刻石，是指近年据传出土于河北滦南县一批带有两汉纪年的刻石，以志石为主，志石记载战死或亡故的汉代将士、工匠、刑徒之名讳、年龄、籍贯、卒年等信息，因刻铭在磨刀石上，又称为砺石墓志或磨刀石墓志。据统计，刻石总共有三百四十三块，纪年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二年，最晚为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张驰先生在二〇一五年《文献》杂志第六期发表了《河北省滦南县新出两汉石刻初探》一文，首次对这批刻石进行了考证，其后张先生在修订原文基础上又撰写了《河北省滦南县新出两汉志石、盟书初探》（以下简称《志石初探》），刊登于《金石研究》第一辑（二〇一七年），文章认为滦南刻石“其所涉内容可与《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互为印证，亦可补史之阙、纠史之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为两汉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边疆史地等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物证。”“这批滦南两汉刻石是继碑刻、简牍、刑徒砖、未央宫骨签之后，数量颇为可观的汉代文献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滦南刻石甫一公布，其真伪即引起较大争议，持疑者固然不少，但看真者亦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书法篆刻界的名家和金石收藏界的资深人士，皆以之为汉刻不疑，称其为年代最早之墓志铭，对拓本加以题跋、临摹。（12）日本《金石书学》杂志第十九号（二〇一五年）也俨然以为真品收录其中数种。持疑者主要认为书体不符合汉代风格，例如部分志文与楚简相类，还有时间跨度两百多年，但书风又如此雷同，宛如一人所刻，这些都是令人滋疑的地方。目前尚未见有论者从刻辞内容上进行辨伪，恐怕因为这批刻石所涉内容以及官职、地名、年号等信息，似乎与史书所载相吻合，骤眼一看并无多大疑问。但仔细审读铭文内容，其实疑点重重，试以《志石初探》所收部分志石内容为例，辨析在字词和年号使用方面的可疑之处。迻录部分志石内容如下： (十）始建国三年秋九月，……春秋廿九（石迁志石）(十一）以始建国三年春三月镇抚辽西，六月廿二日亡身于乱戝（章明志石）图二刘去疾志石（采自《金石研究》第一辑） 《王莽简》认为：“‘七’字容易和‘十’字混淆，他们的区别，只是七字横画长而竖画短。王莽时期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似乎习惯于把‘七’字写作‘桼’字。”（20）而胡永鹏先生《西北边塞汉简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则指出新莽简“七”写作“桼”的时间不晚于始建国三年七月，在东汉建武初年仍有沿用。（21）《编年》所收录的新莽简，除了个别属于追述简外，始建国三年七月之后的简文“七”字一律写作“桼”。其他新莽金石材料中，前文所引的新中尚方铜钟铭文有“始建国亖年桼月”；宋人洪适《隶续》所载新莽候钲铭文有“重五十桼斤，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22）河南南阳发现的冯孺久墓室题记有“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桼日”，（23）可知新莽时期在始建国三年七月之后“七”字均写作“桼”。另外，西汉时期“七”字为一横一竖交叉之形，横画长而竖画短，如阳朔二年的上林鼎三的“七”字写作 图三陈德志石（《金石研究》第一辑） 图四是即之志石（《金石研究》第一辑） 两汉金石材料所见“二十”皆作“廿”。而《补说》指出西北文书简“始建国三年以后‘廿’均写作‘二十’。直到更始年间，‘二十’的写法恢复为‘廿’。”而《编年》根据肩水金关汉简，将“廿”写作“二十”的最早时间进一步提前至始建国二年十月。（26）可知新莽在始建国二年十月以后“二十”一律写作“二十”，“二十”为新莽的特征字。第一、七、八、十至十二志石纪年为始建国二年之后的新莽时期，志文“二十”理应写作“二十”而非“廿”，此其三疑也。 图五游范志石拓本A（《金石研究》第一辑） 图六游范志石拓本B（《金石研究》第一辑）  王莽代汉自立后，认为“威德至盛异于前”，妄自尊大对匈奴采取歧视政策，其中之一便是更改匈奴名号，始建国二年十二月“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33）始建国天凤二年五月“号匈奴曰‘恭奴’”。（34）改称匈奴为“恭奴”，在汉简也有所反映。《编年》所录始建国天凤四年的马圈湾汉简中，检得十简涉及新室征战匈奴之事，称匈奴则皆为“恭奴”或“共奴”。（35）“共”为“恭”之假借，恭有恭顺之意，“恭奴”与“降奴”同为带有贬斥轻蔑意味的丑名。第五、六、二十至二十二志石，纪年为始建国地皇元年，志文称匈奴仍用“凶（匈）奴”这一本名，而非“恭奴”或“共奴”这样的丑名，此其六疑也。（36）
关于新莽年号的省写问题，《志石初探》认为刻石中“始建国”省写作“建国”，“始建国地皇”省写作“地皇”，推测与载体受书面的大小有关，结合《汉书》等也有“始建国”与“建国”，“始建国地皇”与“地皇”这样繁简混用的记载，进一步推测新朝当时的官方还是民间社会，对于年号确有化繁就简的省写现象。《汉书》确实存在新莽年号繁简混用的情况，但辛德勇先生在《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以下简称《建元》）指出：“后世学者为前朝纂述史书，为行文简洁，或是出于某种习惯，往往对一些繁复的称谓加以减省，年号也有这种情况。”（37）班固将“始建国”记为“建国”，“始建国地皇”记为“地皇”，不过是简略写法而已，正如其将东汉光武帝年号“建武中元”书作“中元”，以及西汉哀帝年号“太初元将”书作“太初”，原本出自同一轨辙。（38）在确信无疑的新莽时期纪年文物中，包括载体受书面同样狭小的简牍，未见“始建国”省写作“建国”，也未见“始建国地皇”省写作“地皇”。尽管在《编年》中收录的一枚居延新简简文有“建国亖年毋出入”云云，（39）似乎有例外情况，但正如肩水金关汉简简文有“始建元年三月壬申朔己丑”，（40）居延汉简简文有“卅井降虏隧始建二年四月什器簿”，（41）这只是吏员戍卒书写时疏忽脱漏“始”、“国”字而已，并非省写。可见新莽年号在当时实际使用中并没有省写现象。“始建国地皇”这一年号在当时不但没有省写，而且始建国地皇年间有着颇为繁复的纪年方式。过去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认为地皇年号亦有简称繁称之三种形式，有简称为地皇者；有繁称为始建国地皇者；更有繁称为始建国地皇上戊者。（42）第一种简称固然已证明不确，而第二种繁称，不妨稍作考辨一下。第二种繁称所引用的例证为始建国地皇元年候骑钲，载于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43）但检阅原书，摹本“地皇”下一字的字形为“六”字非“元”字，罗氏释文亦为“六”字，而地皇仅有四年，要么铭文为伪，要么摹本有误，因此陈氏所引这一例证并不成立，地皇年号不存在第二种繁称。始建国地皇年间的纪年方式，一律是采用“新（国号） 始建国地皇（年号） 上戊（历名） 年数”这样的繁称。相关的例证，除了《编年》《汉书新证》《建元》收录的始建国地皇年间的简牍、铜器外，近年又发现另一新莽侯骑钲，铭文纪年方式同样作“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44）第三、四志石纪年“始建国”省写为“建国”，第五、六、九、二十至二十二志石纪年“始建国地皇”省写为“地皇”，而且纪年方式未使用繁称，此其七疑也。 滦南刻石纪年最早的是西汉元鼎二年，见于游范志石侧面。根据辛德勇先生在《建元》的研究，元鼎为汉武帝第五纪元年号，属于追记性质，其得名缘自武帝在第五纪元的第四年在汾阴得到宝鼎。（45）游范志石侧面志文具有“物勒工名”性质，显然不是事后追述，则志文在第五纪元的第二年焉能预称为“元鼎二年”？此其八疑也。 综合以上辨析，所举述的这部分志石可谓破绽颇多，伪迹昭然若揭。作伪者依托史籍煞有介事地臆造内容，有一定迷惑性，但因不谙两汉尤其新莽时期字词、年号在当时的实际使用情况，无知妄作终究露出了马脚。虽然目前滦南刻石的拓本及释文未有全部刊布，但其它已公布的滦南刻石与这部分志石的字体特征、遣词造句均一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可以推知滦南刻石不存在真伪混杂的情况，一伪俱伪，可以称得上是造假数量之多、流毒范围之广为历代罕见的赝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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