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副全论文:《西狭颂》摩崖现状考 发表于《文博》2009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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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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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狭颂》摩崖现状考
蔡副全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系，甘肃 成县 742500）
[内容提要]
东汉摩崖《西狭颂》与《郙阁颂》、《石门颂》并称“汉三颂”。清末张祖翼提出近拓《西狭颂》笔画肥肿，神气索然，乃吴大澂剜洗所致，是说证据不足。然《西狭颂》摩崖“正文”、“文前题记”及文后第一行“题名”的确有刻洗迹象。《五瑞图》下题名第四行“记”字也系后人重刻，其重刊时间约在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年（1822）间，《西狭颂》剜洗亦或同时。另外，《西狭颂》正文末“时府”二字，字形、刀法、位置均与整篇不和谐，当为摩崖刻竣后补刊。
[关键词] 西狭颂 现状 洗剔 张祖翼 吴大澂
一、概述
《西狭颂》（图1）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正名《惠安西表》，又称《李翕碑》、《李翕颂》，俗称《黄龙碑》。摩崖刻石，八分书，东汉灵帝（刘宏）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十三日镌刻在甘肃成县西狭。摩崖总面积约15平方米，共计隶书阴刻608字，图像单线阴刻6幅。《西狭颂》摩崖可分为四部分。
（1）正文（图2），为标准的正方形，纵横各145厘米，20行，满行20字，计 385字，字径约6厘米。正文内容主要记述武都太守李翕的出身、家世及修治西狭阁道造福于民的政绩。
（2）篆额（图3），“惠安西表”4字小篆一列在上，字径长约12厘米，宽约9厘米。
（3）文后题名（图4），12行， 114字，字径约3.5厘米,字形略扁，由第十行 “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可知《西狭颂》撰文与书丹者同为仇靖。
（4）《五瑞图》（图5），位于正文前拐角处，分别刻有“黄龙” 、“白鹿”、 “木连理”、“嘉禾”、“甘露降”及“承露人”图像6幅和对应的题榜6处15字。在《五瑞图》与正文间，刻有两行题记，26字：“君昔在黾池，修崤嵌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
《西狭颂》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摩崖巨构，与《石门颂》、《郙阁颂》并称为“汉三颂”。《西狭颂》文书俱佳，集篆额、正文、题名、题记及刻图为一体。其气韵高古的书法和浑朴简劲的汉画艺术为中外学者称赞不已，（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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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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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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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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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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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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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博遒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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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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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艺舟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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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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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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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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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整雄伟，首尾无一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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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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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鸭斋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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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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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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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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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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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大澂与《西狭颂》
清?杨守敬《评碑记》称赞《西狭颂》：“方整雄伟，首尾无一字缺失，尤可宝重”。然而，上海书画出版社《西狭颂简介》称：“此碑书法方劲瑰丽，气势雄伟，为汉隶上品。石几经刻洗，已貌存神遗。有翻刻本，全失古拙之趣……”[1]对此，胡祥庆先生作《读<惠安西表>辨证》一文进行辨析,认为“几经刻洗”“近于深文”[2]。2003年“首届《西狭颂》汉隶研讨会”在成县举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先生再次提出“《西狭颂》是否经吴大澂刻洗”一说。是说源自清末民初桐城张祖翼[3]，他在自藏乾隆本《西狭颂》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题跋中称：
西狭颂在陕西成县[4]，摩崖拓本，高四尺八寸，广四尺七寸。文二十行，颂后小字题名十二行，高一尺九寸，广一尺七寸，碑末行“时府”二字接下“丞”字读，石窄不能如前之大，故缩小书之，别无它异，而各家纷纷聚讼，可笑也。此本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四月得于全椒吴氏，山尊先生故物也，其后嗣式微甚矣，此为乾隆拓本无疑。光绪初年吴县吴清卿（大澂）中丞视学陕西，亲至其下椎拓，恶其模糊，命工剜之，故今日拓本较旧本清楚太（大）半，而生气索然，且觉臃肿，是此碑之毁于吴也，与毁于水火等，数千年宝物至今日而失其真，可惜哉。余又有一本，为嘉庆间陈受笙（均）先生所拓，墨色逊此，匀厚而精采相等，均宝而藏之。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甲子朔越十四日丁未，张祖翼书于荷花江村槎亭之下装裱甫俊也。（图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祖翼再跋端方[5]《西狭颂》藏本又云（图7）：
《李翕西狭颂》近拓较旧拓本肥肿，加以吴愙斋中丞用油石灰补剜而拓之，无一字之模糊而神气失矣。此乃乾隆时拓本，后附题名十二行，颇为难得，惜缺“李瑾”以下四行。碑为仇靖书文，与《衡方》武斑《郙阁颂》皆汉石中仅见者。赵晋斋谓“惠安西表”四篆字即此颂之额，拓者以其高险不易施工，故往往遗去云。戊申上元张祖翼记。
从张祖翼以上跋语看，他始终认为《西狭颂》摩崖曾被吴大瀓[6]洗剔过，甚至是“用油石灰补剜而拓之”。在古代，置身书斋，翻检藏品，雅集共赏，点评真伪，大抵是饱学之士以一种休闲姿态修身养性的治学之道，这既有集思广益、纵横综合比较的准确性，也不乏不顾原刻而拘泥于拓本的局限性。因为拓手有高下，拓本因而也就有逼真与失真之别，如果不将拓本与原物相对照，有时失之毫厘会差之千里。
清同治末（甲戍1874）至光绪初（乙亥1875），陕甘学政吴大瀓，按试之余，的确曾深入陕南汉中和陇南成县，勘考“两颂”摩崖，《吴愙斋自订年谱》载：
八月初一日，奉旨陕甘学政……光绪元年(1875)正月，度陇按试平凉、庆阳……十月出棚补试甘肃、巩泰阶三属岁科，并途经鱼窍峡，访《西狭颂》、《五瑞图》石刻。[7]
吴大瀓秦陇访古的有关细节，可以从吴氏与山东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8]及“甲骨文之父”王懿荣[9]三人之间的信札尺牍中管窥一斑。谢国桢著《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序云：
愙斋同治戊辰通籍自癸酉视学三秦后即与簠斋通函，驿递往还，或一月而数发，或半岁而始达，长篇累牍至数万言而不能休，凡平生历耳经目验之事、金石文字之学，无不与尺牍中见之。然而，两君神交十年未尝谋面。[10]
陈介祺嗜收藏、精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然而,他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八月五日夜致吴愙斋书云：“《敦煌仓颉》、《石门颂》诸汉刻均望洗剔，以绵料厚纸先扑墨，后拭墨，精拓之。”[11](图8)这也许是张祖翼以为《西狭颂》毁于吴的根据所在？吴大瀓作为晚清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碑刻不可随意洗剔，这点常识他是最清楚的。陈介祺所谓“洗剔”并非随意剜刻，其《簠斋传古别录》中谈到四种剔字之法，但有一前提，即不可损伤字口：
剔字之弊，刀剔最劣，既有刀痕而失浑古，其损字之原边尤甚，全失古人之真而改为今人心中所有之字……铜丝刷剔亦损字边，损斑见骨，去铜如错，古文字之一劫也，俗子以其易见字，每为之，谬之甚矣……碱剔尚可，须用大碱钝者，看破画之正中，时刻转动，听其斑之自起而字边仍不可动。醋渍去斑不可用……[12]
民国《甘肃新通志稿》云：“此碑在汉碑中剥蚀最少，以临江摩崖，毡捶不易，故较他碑独获保全，宜海内视为珍秘也。” 《西狭颂》摩崖刻石刊于西狭南侧近乎一米深的石灰岩凹面上。碑面石质坚硬，风雨难蚀，又因地处偏远，悬崖壁立，捶拓不易，以至成为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东汉摩崖刻石之一。“恶其模糊，命工剜之”的说法近乎荒谬。
吴大澂所得《西狭》、《耿勋》拓片系石门拓工张懋功专程赴成县精心椎拓。同治十三年年底和光绪元年二月分别贻书王懿荣、陈介祺二人，叙张懋功拓碑之事：
《西狭颂》、《郙阁颂》、《耿勋碑》诸刻亦属石门拓工张懋功于明春二三月间往拓，所费较钜！（甲戌仲冬二十四日致王懿荣书，《愙斋尺牍》）[13]
《耿勋》、《西狭》已备纸墨遣工往拓。（二月廿四日泾州试院致陈介祺书，《愙斋尺牍》）[14]
至光绪元年七月底方得到张懋功所拓《西狭》、《郙阁》诸汉刻，于是分赠陈介祺、王懿荣等师友：
昨由褒城拓工送到《西狭》、《耿勋》、《郙阁》各检一本寄呈赏鉴。《耿勋》额甚难拓，《西狭》额及题名均已全拓，差可当。（七月卅日致王懿荣书，《愙斋尺牍》）[15]
拓工自成县回，携到《西狭》、《耿勋》并略阳《郙阁》较胜常拓。《西狭颂》有额并有下段题名三行；《耿勋》额甚高不易拓石，有流泉，纸湿难干，各寄一本奉呈赏鉴。（七月三十日致陈介祺书，《愙斋尺牍》）[16]
光绪元年岁末吴大澂至陇南按学，行程非常匆忙：
大澂自巩秦两属试毕，前月廿四日直起马月朔抵阶，陇南试卷较繁，绝少暇晷，事竣回署当迫岁除矣。（嘉平三日阶州试院致陈介祺书，《愙斋尺牍》）[17]
他 “途经鱼窍峡，访《西狭颂》、《五瑞图》石刻”的时间是光绪元年十二月中旬：
十二月十二日，试毕，次日启程，于二十七日回署，沿途过成县、徽县、两当各属，大雪盈尺，春麦盘根，农情欣慰。（《奏稿》）[18]
吴大澂考察《西狭颂》只是顺路访察而已，并且岁末“大雪盈尺”，他连正常椎拓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用油石灰补剜而拓之”。
综上所述，称吴大瀓洗剔《西狭颂》摩崖是没有依据的。
然而，张说“今日拓本较旧本清楚大半，而生气索然，且觉臃肿。”是通过新旧拓本比较得出的结论。笔者身居陇南成县，常至摩崖下摩挲。比较今古拓本，勘察摩崖现状，《西狭颂》的确有“刻洗”迹象，主要表现在：
（1）“正文”第十一行“创”字“口”部有明显挖刻痕迹，内口原石已泐落，而将其就地剜深，于是笔画较口外深去许多。此外，还有第九行“立”字，字口也较周围粗重。（图9）
（2）文后第一行题名“丞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较其后十一行字画深而粗。（图10）
（3）“惠安西表”较“正文”字口浅。（图11）
（4）“正文”前两行题记“君昔在黾池，修崤嵌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二十六字较《五瑞图》题榜字口深而粗。（图12）
以上现象表明，《西狭颂》摩崖“正文”、“文前两行题记”及文后第一行“题名”部分曾被“刻洗”过。《西狭颂》地处偏远，且有险峻悬崖峭壁，故少有人去实地考察，有关《西狭颂》的记录，大都依据拓本或传闻，所以《西狭颂》整拓极为罕见，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引赵晋斋书札中拓工语云：“《图颂》刻于山石转角处，下临深潭，艰于毡椎，故从来无全拓者。”[19]古今流传《西狭颂》拓片，往往遗拓篆额、《五瑞图》及“文后题名”，正是“刻洗”部分（见图2）。
篆额“惠安西表”四字，高出正文约60-70公分，而且“倚崖缚架，椎拓甚艰”，碑估只求盈利，不肯劳神费心，故多遗拓，以致众多学者不知《西狭颂》本名为《惠安西表》，直到清代孙星衍之门人洪颐煊在《平津读碑记》中才称“碑额有'惠安西表’四字”（洪颐煊所见《西狭》拓片大约是阶州邢澍赠孙星衍故物）。方若《校碑随笔》始称正名“《惠安西表》摩崖”。张祖翼亦未见《西狭颂》，整拓，竟弄不清“惠安西表”四字的具体位置，他在《端方藏〈西狭颂〉跋》中写道：
“惠安西表”四字一行在《西狭颂》之上，赵晋斋以为即《西狭颂》之额，欣奉匋斋（端方）尚书鉴教。光绪戊申上元前一日。桐城张祖翼学。（图13）
正文后十二行小字题名，很少与正文同拓一纸，大多捎带一两行。南宋洪适所得《西狭颂》拓本正是这一类，其《隶释》（卷四）仅录文两行：“丞，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故府掾……孟字。”[20]洪本《西狭颂》大约仅有文后一行半题名，且拓本不佳，第二行题名乃臆断试释，竟无一字释准。后来洪氏又得《西狭》“十二人题名”，仍固执己见：“《李翕西狭颂》……有小字题名二行，低四字许。（《隶续》卷十一）”竟将其著录于《天井磨崖》之后。[21]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始辨其误。
“创”字“口”部是否缺损，是古代鉴别《西狭颂》拓片早晚的重要依据之一。清?方若《校碑随笔》云：
旧拓“过者创楚”之“创”可见，近泐作白空。又后“建宁”旧拓未损。
王状弘《增补校碑随笔》又云：
此碑屡见旧拓，“创”字皆无甚异，偶见“创”字“口”部不损者，辄皆涂墨，窃以为“创”字不足以为据。昔年在沪上见一整纸本，墨色醇古厚润，略有缺损，“创楚”之“创”字“口”小黑块显然不损，始知“创”字未损本实有，是未见耳。所见未损本是皮纸整拓，裱工脱落，以墨色度之，当为明中叶拓本。又碑文第三行“是以三剖符”之“是”字捺之端，未与右石泐边者是乾隆以前拓本。[22]
以王状弘所考，“创”口不损，“是”捺不与右石泐边者，方是明拓。《西狭颂》摩崖末行“建宁”二字至今完好；“创”字因为重剜，用小拓包细心椎拓，“内口”仍可见；“是”字捺画与右石泐边与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另外，今拓第4行“陈之以德义”之“义”字“我”部横已连泐，见下表。
《西狭》摩崖深居幽谷，人迹罕至，本可“独获保全”，但古代碑估为谋私利，竟将部分碑文洗剔，使其古意减弱，好在未伤大雅。从目前的所见旧拓本揣度，《西狭》摩崖刻洗的时间大约在清乾隆至同治间。又民间传说为清代某县令所为，当备一说，留于后考。
三、关于“时府”二字
《西狭颂》正文末行有“时府”二字，其字形与正文等大，紧接第二十行“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但从文意上讲，此二字只能与“十二行小字题名”相连，方可通读。即“时，府丞，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图2）汉碑中，将部分题名与正文同放在碑阳者有先例，如《礼器碑》，但所有题名均与正文等大。所以，将“时府”二字置于摩崖尾部显得极不协调。张祖翼《乾隆本<西狭颂>题跋》认为是因石面窄小，不能等大书写（见前文）。
考察《西狭颂》摩崖环境，并非如张君所云，事实正文后石面还很宽广。题名缩小书写是为了与《五瑞图》左“两行小字题记”形成呼应。再说，古代刻碑要经撰稿、定格、书丹、镌刻等多道工序，《西狭颂》并非急救之作。如果要作调整，完全可以在书丹时完成，将题名与正文完全分开。
那么，“时府”二字是否为摩崖刻竣后补刊呢？
首先，去掉“时府”二字，碑文仍能通读，而且相对完整。即：“丞，右扶风陈仓吕国字文宝”。汉代郡府的长官初沿秦制称为郡守，汉景帝更名为太守，在郡县长官之下设郡丞、县丞作为重要的辅佐。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称 “守治民，丞佐之，尉点兵。”郡丞，又称府丞、太守丞，汉碑习见：
故陈留府丞鲁（国鲁）□□□□，防东长（齐）国临（《武斑碑》）
拜郎，上党府丞 （《耿勋表》）
太守丞广汉杨显 （《开通褒斜道石刻》）
太守丞□□奉书言 （《都安斯乡石表》）
郡丞、县丞在汉碑常省作“丞”：
（1）“郡丞”省作“丞”
时太守□□（京兆）朱宠，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阴林户（《开母庙石阙铭》）
时□□□□颖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宠，丞（江）夏（西）陵□□，监□府（《太室石阙隶书铭》）
（2）“县丞”省作“丞”：
丞沛国铚赵勋字蔓伯 （《潘乾碑》题名）
令京兆新丰王翊字元辅……丞河南李邵（《西岳华山庙碑》）
郡丞省作“丞”者，在敦煌简牍中也可找到例证：
五凤二年九月庚辰朔壬辰，敦煌太守常乐，丞贤谓敦煌以次为驾（87D甜水井：15）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强、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敦煌悬泉置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五期）
十月已卯，敦煌太守快、丞汉德敢告部都尉卒人 （91DXT0309）
其次，“时府”二字的结字、运笔、刊刻也与《西狭颂》通篇碑文有较大差距。“时”字“日”旁下横画有明显改刻痕迹，“寺”旁竖勾转折生硬。“府”，字形小而紧促，与《西狭颂》之“宽博”、“疏宕”风格相悖，而且“府”字撇画起伏不定，显然是镌刻时“跑刀”所至（图14）。
综上所述，“时府”二字必是在摩崖刻竣后增补，其补刻准确时间无从知晓，或在竣工“校文”时所补，或系后代增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其书丹者非仇靖。然而，洪适《隶释》所录《西狭颂》铭文已有“时府”二字了。
四、《五瑞图》下“题名”
在《五瑞图》“木连理”图下尚有4行小字题名34字（漫泐7字）：“五官掾上禄上官正字君选/□□□□上禄杨嗣字文明/□□□掾下辨李京字长都/记。”（图15）“题名”位置不显眼，又多遗拓，明以前从未提及，至清代始有著录。
《五瑞图》下题名，其书体与正文后十二行题名一脉相承，当为仇靖一手所书。之所以未连“十二行题名”而镌刻于此，或是受摩崖面积所限，或是因其职位卑微。[23]惟第四行“记”字为楷书笔法，与另三行题名书体风格不统一，此系后人重刻无疑。然清代各家著录不尽一致，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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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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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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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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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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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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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金石记
（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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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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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四年（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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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晋斋云《五瑞图》下有 “下禄上辨”题名三行，予未见，俟更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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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称“上禄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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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萃编（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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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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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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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掾上禄上官正字君选□□□□上禄杨嗣字文明□□□掾下辨李京字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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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上官掾”。仅载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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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读碑记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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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颐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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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七年（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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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上官掾上禄上官正字君选”题名三行，后尚有'龙’字隐隐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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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上官掾”。
第四行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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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索
（石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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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鹏
冯云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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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年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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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谿先生亦闻而未见，惟《萃编》收此三行；而首行'衡官掾’误作'上官掾’……二行、三行俱缺四字，今于次行又识一'左’字，一'丞’字；三行识出一'长’字，四行得一'记’字，皆可补人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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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西狭颂》铭文称“衡官掾”。第四行“记”字明显，与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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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载录，对第一行首字辨识分歧较大，王氏、洪氏称“上官掾”，冯氏辨为“衡官掾”，但从摩崖残留笔画看，亦非“衡”字，高天佑先生释作“五官掾”当可取。[24]另外，关于第四行“记”字，有迹可寻：《两汉金石记》、《金石萃编》均载“题名三行”，《平津读碑记》又云“三行后尚有'龙’字隐隐可辨”。《金石索》则明确指出第四行为“记”字，其图录与摩崖现状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第四行曾刻有字，但字迹模糊，“记”与“龙”字形相近，所以，洪颐煊误释作“龙”，至道光初年冯氏著《金石索》时所见拓本已重刻为今存之楷书“记”了。这就充分说明，“记”字重刻时间在《平津读碑记》与《金石索》成书之间，亦即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年（1822）间。那么，《西狭颂》的刻洗亦或与此同时。
古代摩崖、碑碣，剜洗、增补、改刻现象十分普遍。叶昌炽《语石》云：“前人名迹，固以摹拓过多致损，然受病亦有不同……颜柳诸碑，拓工先砻之使平，又从而刀挖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朗，久之浮面一层尽揭，而字遂渐移向下，遂至恶俗之态，不可向迩。”[25]石门《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也曾被洗剔过，同在西狭的《耿勋表》经“浅人剜刻”，今已面目全非。
[注释]
[1]《西狭颂》，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
[2]胡祥庆《成县风物英华》，兴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页189。
[3]张祖翼（1849—1917），安徽桐城人，字逖先，号磊庵，书法、篆刻家，与汪子渊、吴昌硕、高邕之并为“海上四大家”，有《磊庵金石跋尾》传世。
[4]胡祥庆主编《成县志》载：成县，顺治三年（1646）属陕西布政司之巩昌府；康熙三年（1664）隶陕西右布政司，七年（1668）改为甘肃布政司,徙治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页120。
[5]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 中国清末大臣，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着有《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等。
[6]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进士，初为陕甘学政，历广东巡府、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府等职。吴大澂精鉴别，喜收藏、访古，尤能审释古文奇字。著《说文古籀补》、《古字说》、《恒轩吉金录》、《愙斋集古录》等。
[7]《吴愙斋自订年谱》，载《〈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页91。
[8]陈介祺（1813-1884），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匋父。
[9]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一字廉生，山东福山人，笃好金石文字，博学多识。
[10]谢国桢《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0714）》，台湾海文出版，民国五十五年十月版。页427。
[11]陈介祺《簠斋尺牍》（致吴大澂），民国时影印本。
[12]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7月初版。页308。
[13][15]《清代名人手札·下》，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5月版，页108，114。
[14][16][17]谢国桢《吴愙斋（大瀓）尺牍》，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0714）》，台湾海文出版，民国五十五年十月版。页55，68，81-82。
[18]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载《燕京学报》专号10号，1935年3月版，页58。
[19]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版。页7384。
[20]洪适《隶释·卷四》载《隶释·隶续》，中华书局,2003年月日2月版，页53。
[21]洪适《隶续·卷十一》载《隶释·隶续》，中华书局,2003年月日2月版，页396。
[22]方若著 王状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1年7月版，页97-98。
[23]同[24]高天佑《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页242。
[25]叶昌炽著 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九》，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页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