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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联与一代之文学 咸丰收 -----
----- 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文学。此一说言简意赅，概括精当，遂对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来，笔者沉埋于故纸堆，整理明代对联之史料，沉思考索之余，若有所得，且就“一代之文学”这一话题一伸管见。 -----
-----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最近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观点源自王国维先生为自作《宋元戏曲考》所写之序言，是受六朝及元明以来“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艺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序言提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此段文字中，王国维先生将历代有鲜明文学创见的时代一一列出，并借“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表达了对历代创设新文体之赞誉。王国维先生的这段论述，在近现代学界中受到普遍的激赏并影响颇深。当今学人多认为这一精辟论断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因而被概称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 审视一代文学思想之嬗变，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的文艺主张是有异有同的。最早认识到文学新旧代嬗的发展规律，并提出创见的是南北朝萧子显。他在《南齐书·文学传序》率先提出：“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一若无新意，不能代雄。”此后的刘勰、沈约等人也都有类似的文学认识。但是，真正明确意识到文体(文章体裁)与时代的联系，并把文体递嬗和时代变迁并举，而提出鲜明一代文学论断的则是元人。 元代虞集曾提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此各代之“绝艺”的思想影响深远。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罗宗信将“宋之道学”改为“宋词”，见解有所创新。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之四上也提到了：“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他在阐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晋以字”的文艺主张。 明代人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甚至认为文体的选择决定了作家的成就和地位。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类稿·欧阳修论》中认为：“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即以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拔诗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胡氏在综合元人文艺主张的基础上，对文体时代意义的认识又有了超越。袁宏道与卓人月则肯定了明代民歌的地位。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明代王思任则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 到了清代，对于一代文学之主张，顾炎武、吴伟业、焦循等人也各有见解。焦循在全面总结元明以来文体代嬗的文学发展观后，曾独到地阐述：“……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明八股”之文艺主张又与他说不同。 此后，王国维先生承袭总结，在《《宋元戏曲考》为确立元曲的地位，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后来，胡适在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时，提到了将白话小说列入了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应是“明清小说”文体代嬗发展观的滥觞。 -----
----- 二 一代文学之新思考 章炳麟先生在《文学说例》曾说：“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史诗功善而后有戏曲。”中国古典文学历来有散文与韵文之分。如诗、赋、词、曲和有韵的颂、赞、箴、铭、哀、诔等一类，人们喜欢将之称为韵文，以与散文相对。而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说法中，“唐诗、宋词、元曲”明显属于韵文，“明清小说”则为散文（当然其章节中也会夹杂有部分韵文）。纵观诸多一代文学之主张，一代文学观之提出大多是韵散笼统、分类驳杂。笔者便思酌，这样将散文与韵文并列提出是否妥当、是否合适呢？我们该如何来界定分类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古典文学之发展呢？这一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历代之文学，兴起之初往往多不被人们所认可。《诗经》所收录之诗，采集自民间，最初也未成大雅，直至经孔子增删后，才被后世奉为经典。楚骚来自民间，因屈原之吟诵创作方一举成名。此后复有汉赋之兴盛、六代骈语特出。至唐代，因科举制艺所需，近体诗又成一代之文学。接下来就是宋之词了，创设之初，宋词地位也没被时人所认可。至于元之曲，王国维先生之《宋元戏曲考》也提到了其最初的尴尬地位：“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2]而且，王国维先生对于“一代文学”之论述也到此即止，于明清文学之代表没有涉及。直至民国，胡适、鲁迅等人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将小说提了出来，可能才形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一代文学之新主张。 审视逐渐发展变化的文体代嬗观，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思考。近来，不少学人鉴于此说之不圆满，也纷纷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笔者不揣固陋，结合自己整理对联史料之思考，现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学历来有韵散之分，想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应在韵文范畴（又或称之为诗学）之列为好，而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小品、四六骈文、唐律赋、宋散文（或者是唐宋散文）、明八股、清小说（或者是明清小说）倒是可以放在散文范畴之列。在这里，只有两汉辞赋与唐律赋注重对偶对仗和音韵，有些不好分类，说是诗词曲赋类的诗学，却又篇幅长阔；说是散文，却重声韵对仗。且韵散结合。 在这里笔者思考的是，可否将从诗词曲赋之对仗衍生而出的明代对联文学，以及清代嘉道年间产生的诗钟文学纳入诗学范畴来考量，可为诗学阵地再添新生力量呢？明代对联够不够的上是推陈出新之一代文学呢？它可不可以成为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中国诗学阵地的一种新文学呢？虽然，清代对联文学在继承明代对联文学的基础上，在嘉庆道光以后，迎来了井喷式的中兴。虽然，流传至今的明代对联从数量上不能压倒清代对联，但其应用之广泛、技法之娴熟、文采之飞扬，同样不容小觑。这样的话，“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联、清诗钟”或许更符合中国古典文学韵文发展之事实。至于为啥要将“明联、清诗钟”归到韵文（诗学）范畴，只是因为他们也注重对仗，本来就为诗之余。至于散文，我们大可以另外排列，或许可以按照“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小品、四六骈文、唐律赋、宋散文（或唐宋散文）、明八股、清小说（或者是明清小说）”来重新思考。 -----
----- 三 对联为明代特出之文学 因为梁章钜《楹联丛话》之影响巨大，今人一般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以及“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来两度潮”作为较早的对联来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为桃符题句，看做对联是没啥问题。但是，“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来两度潮”作为对联来看就有问题了。此句来自《五代史补》卷五周二十三条，原文为：“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梁章钜将原文做了篡改，说：“契盈因题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弄得好像五代真有题署联一般。另外，梁章钜在《楹联丛话》里提到了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 世上还钟百岁人”也是将寿诗之摘句篡改而来。考宋代有桃符、春帖子题句之习俗，见之于宋代诗话者有不少。元代亦有题春之风俗，此时多称之为春帖子，流传下来的有蒲道源《闲居丛稿》中十四副春帖，以及虞集《道园学古录》中十四副门帖。宋元两代，也只停留在贴桃符、春帖子上。据此来看，笔者认为如果将唐宋元时期作为对联文学的萌芽阶段或许还说得过去。 明代开始，对联文学似乎一夜苏醒，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节庆、馈赠、哀挽、祝寿以致题署，都可见其应用。作为对联文学的专用名称——“对联”二字也正是在此时，正式被作为特殊门类的文学称呼来使用的。目前看，最早提及“对联”二字的，是明代陆深《金台纪闻》中的一则联话：“孝庙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对联云：‘一双探花父，两个状元儿。’时张宗伯升己丑状元子恩，王礼侍华辛丑状元子守仁，俱为兵部主事。户部郎中刘凤仪则己未探花龙之父，兵部员外李瓒则壬戍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时乔梓，前此未之有也。”“对联”在此时已经被作为一种文体名称，且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陆深之后，更晚些的明代文人也都普遍认可了“对联”这一文体及其名称。如郎瑛所撰《七修类稿》、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李诩所撰《戒庵老人漫笔》、李乐所撰《见闻杂记》、沈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编》、王同轨所撰《耳谈》、吕毖所撰《明朝小史》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像我们所熟知的“春联”“衙宇联”“挽联”“寿联”“园林联”，以及“对联”“对语”“对句”“楹联”“楹帖”“春帖”“春对”……等称呼也是在明代被广泛使用并得到人们认可的。可见，明代是对联及其所属各门类正式定名并兴盛繁荣的时期。流传至今的，疑似托名摘趒轩刊冯梦龙增编的《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在明末就已经将对联按照其功用和刻挂场所分为了六十类。 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对联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特别要提到的是明末的张岱。因为仰慕徐文长，张岱将徐文长所写文收集整理为《徐文长逸稿》，其中就收录有对联一类，并题写序言：“昔人未有以柱对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这才有了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评价：“按今人刻楹联入集中，此其滥觞，然但知为楹联，莫知为柱铭矣。”可见以张岱为首的越中文人已经有了强烈的对联文体意识，很早就有在文集中刊刻对联之风。而将对联收入文集这股风气，在更早之时便以遍布全国。从目前现有资料来看，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墨客，从蜀晋鲁赣到江浙苏杭，各地文人无不有对联放入文集中，如《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小窗幽记》《娑罗馆清言》《谢华启秀》 《偶谭》 《罔措斋对联》《半九亭集》等对联汇集本的大量涌现，想来绝非偶然，应是当时对联文学蓬勃发展的结果。综合来看，从明初至明末，明代涌现出了李开先、乔应甲、杨慎、徐渭、任瀚、倪元璐、杨鹤、张岱等一大批对联名家，涉及到成百上千人。以《笠翁对韵》《声律启蒙》作者为代表的一大批所谓清代对联写手，在鼎革之际也多身跨两朝，起到了传承发展之作用。再如，清代楼堂馆所刻挂楹联的习俗其实也是从明代继承而来。 所以，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观点：从诗学范畴来看，明代特有之文学非对联莫属了。开创一代新文体之明联，或许比民歌、八股制艺更能代表明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笔者提出此说，旨在与对联界以及各界同仁共同交流探讨，早日让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其该有之地位。 注释 [1]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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