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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受到元明以来“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体代嬗论的启发，同时超越传统的文体代嬗论而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其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作为观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视点，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将中国文学史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进化论的基础之上，为认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全新思路；提出了符合现代价值标准的文学评价尺度。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一文学史观也存在自身的理论缺陷，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以便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真正体现现代思想观念的文学史观。 中国文学发展是否有其自身规律，这是文学史家们十分关注并努力探讨的问题。有了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才能建立起比较正确的文学史观，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文学史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之一。探讨这一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现代意义，对于促进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不无现实意义。 1、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并不始于现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有比较清醒的文学史意识。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意，不能代雄。”他已经认识到了文学新旧代嬗的发展规律。刘勰“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不乏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不过，他们在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时都没有把一个时代与一种文体联系起来加以总结。尽管沈约有“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之说，刘勰也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之论，但他们所说“文体”均指语言体式，而非文章体裁[1]。 真正明确意识到文体（文章体裁）与时代的联系并把文体递嬗和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是元人。例如，虞集便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引）这里，虞集实际上已经将文体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初步提出了文体代嬗的思想，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的先河。由于虞集是元代前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并以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元之乐府（杂剧）为各代之“绝艺”的思想的影响也就特别巨大而深远。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袭用的便主要是虞集的观点，只是将“宋之道学”改为“宋词”。既说“世之共称”，说明虞集“一代有一代之绝艺”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事实也是如此，例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便认为：“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草木子》卷之四上）除了补充提出晋代以字传世外，其他意见与虞集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同时还比较了唐宋诗词的优劣，他指出：“唐之词不如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肯定“宋之词胜于唐”，实际上表明他对“世之共称”的宋词的青睐和对以道学为宋之绝艺的保留态度。 明代文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元人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的文体代嬗发展观，他们将文体与时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文体的选择决定了作家的成就和地位。例如，胡应麟便认为：“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即以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掞诗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少室山房类稿·欧阳修论》）显然，胡氏所确定的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只是综合了元人的意见，而他对文体的时代意义的认识则超过了元人。 明人在接受元人文体代嬗发展观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努力探讨这种代嬗的规律。胡应麟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诗薮》内编卷一）这是从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则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艺苑卮言》）这是从文体与音乐以及创作与接受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都是对元人文体代嬗思想的补充和深化。 公安派是明代比较强调新变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作家大都具有文学发展的眼光和文体代嬗的意识。公安派旗手袁宏道便认为：“……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袁宏道的观点虽是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有感而发，并无意总结文学发展规律，然而，他强调文学需要独创（“孤行”），肯定明代民歌的价值，指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无疑是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也可说为文学文体代嬗观提供了思想武器。卓人月所谓“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卷上引），明显受袁宏道思想影响。公安派作家江盈科认为：“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不可偏废。”（《雪涛阁集·重刻唐文粹引》）公安派另一作家陶望龄提出“文也者，至变者也。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而尽其变，故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歇庵集·刻徐文长三集序》）的观点则更接近文体代嬗的发展观，惜未能细加说明。 王思任是将文体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思考的明代作家之一，他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唐诗纪事序》）又说：“汉之赋，唐之诗，宋元之词，明之小题，皆精思所独到者，必传之技也。”（《王季重十种·吴观察宦稿小题序》）这些认识，除了受到正统文学文体观念的束缚而没有注意到通俗小说外，已经基本勾勒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文体代嬗的文学发展观，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够稳定明晰。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把文体的代嬗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这也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而所谓明代的小题（八股制艺命题方式之一种）是否可以作为一代之盛，正如袁宏道以民歌为明代文学代表一样，则是可以讨论的。 真正把小说纳入文体代嬗轨道加以讨论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他在《童心说》中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尽管李贽没有明确以通俗小说为明代代表性文体，但从他所描述的文学演进过程来看，通俗小说是足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的。 清人虽然与明人学风迥异，但对于时代与文体的关系的认识，却仍然承袭明人而有所发展。例如，顾炎武便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日知录·诗体代降》）吴伟业则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梅村家藏稿·陈百史文集序》）邵长蘅更说：“划代而论，则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家；不相掩，故能各标胜于一代。”（《青门賸稿·三家文钞序》） 焦循则全面总结了元明以来文体代嬗的文学发展观，并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商之诗仅存颂……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周、隋，于此为盛……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钜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易余籥录》卷十五）焦循不仅看到文学发展与文体代嬗相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对各个朝代的代表性文体也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受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如果说这些认识主要还是继承元明人已有的思想，那么，他以是否具有文体创造性为评价标准，提出魏晋之赋只是汉赋之“余气游魂”，宋诗“不过唐人之余绪”等等，并主张应该关注一代之所胜，而不要“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甚至打算“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同上），这些看法和设想十分大胆而新颖，应该说是超过了前人的认识，因而他的文体代嬗观比前人更为完整和彻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焦循文体代嬗观的局限，如他将明代八股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说明他太过于关注文体形式，而忽略了文体内容。另外，他以八股文为明代的代表性文体，而看不到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说明他仍然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未能在明人认识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日本的影响下开始创办新式学堂，采用分科教育，文学被作为一个学科逐渐确立下来。为了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一些学者仿照日本或英国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然而，这些《中国文学史》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想的同时，又不能无视中国学术的传统，因而大都根据清政府 明确地将文体与时代联系起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是王国维。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表面看来，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与元明以来的文体代嬗论者的意见差别不大，他所提出的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也是元代以来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然而实际上，王氏对元曲价值的判断是与传统认识迥然不同的，其中反映出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 如果说王国维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还缺少理论阐释的话，那么胡适则从文学进化的角度为宣传文学革命的主张对这一文学史观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4] 胡适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不仅包括了前代学者们提到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各时代代表性文体，而且明确将白话小说列入了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文体，这显然是对前人的巨大超越，也是对文体代嬗发展观的重要贡献。当然，明确提出白话小说是明清时代的代表性文体，这既与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主张相一致，也与白话小说在明清所取得的成就相一致。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进步作家的响应和支持。1920年秋，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历来被视为“小道”而“君子不为”的小说第一次登上了大学讲坛，反映出人们的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从后来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来看，全书28篇，明清就占了15篇，超过全书之半，表明在鲁迅心目中，中国小说的主要成就在明清两代，这与胡适将白话小说作为明清两代代表性文体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王国维、胡适等继承了元、明以来文体代胜的文学发展观，在肯定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的基础上，将戏曲、小说提升到一个时代代表性文体的高度。由于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他们所关注的小说、戏曲在现代已经成为主要文学文体，因而他们的文体代嬗的文学史观对学术界的影响也就巨大而深远。后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大多接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并以此作为其文学史著作的逻辑结构和叙述框架。今天人们谈论中国文学，大多承认各个时期有自己的代表性文体，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代表着各自时期的文学成就。不过也应该看到，人们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意义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这从唐宋诗之争以及对明清戏曲的评论中可以得到印证[5]。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以作为当今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2、表面看来，王国维、胡适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主要是受到了元明以来文体代嬗论的启发，这种文学发展观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或“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发展观并无太大的差别。其实，无论是虞集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还是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他们的文体代嬗论都只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发展观，而王国维、胡适所提出的文学发展观却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发展观，是因为这些思想都是以传统的文学观念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内涵宽泛，它是西周以来文化人间化和世俗化的产物，是对殷商文化尊神事鬼的理性超越，实际包含了当时社会人文思想的一切方面和礼乐教化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即使按照儒家学者的理解，它也包含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选择并阐述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籍[6]。《三国志·魏志·魏文帝纪》载：“帝好文学，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而《皇览》“实当时书籍之总汇”[7]，故魏文帝所好之“文学”应包括一切文字著述。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论“文学”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8]可谓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确诂。既然一切见诸文字著述的制作都是文学，那么所谓文学文体也就包括了一切著述的文体形式。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不太注重文体内容的区分，而比较重视文体形式的区分。从内容上讲，“文以载道”，任何文体都应以“载道”为指归，所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作为“根本”的“道”是不分高下的，因而没有分类的必要。从形式上讲，各种文体在“载道”的形式技巧上各个时期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取得的成就是不一样的，社会的重视程度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艺”或“技”的差异，所以虞集提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并把宋代道学家的论道之作视为一种“艺”，与汉代的文章、唐代的律诗、元代的今乐府相提并论，叶子奇、胡应麟更把晋字与汉文、唐诗、宋词同等对待。正是由于他们只是从“艺”或“技”的角度来理解文体形式的发展和代嬗，因而他们的发展观大多具有消极内涵，以为“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例如，胡应麟云：“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虽愈趋愈下，要为各极其工。”（《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毛先舒云：“夫格以代降，体骛日新，宋、元词曲，亦名一代之盛制。”（《诗辩坻》卷四）在他们的论述中，尽管有对于文体代嬗的清醒认识，然而我们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骨子里的崇道复古倾向。这种倾向是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学观念相联系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首先在于它以现代文学观念作为观察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新视点，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 王国维、胡适对文学的基本观念与虞集、焦循等人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主要不是依据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而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以此为基点来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又说：“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9]胡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中说：“语言文字就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他还提出了文学的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10]显然，以文学为“游戏的事业”或“语言的艺术”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以此为视点来观察中国文学发展，得出的结论自然与中国传统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如鲁迅所说：“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1]从西方引进的新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旧的文学观念最根本的不同是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人文科学区分开来，将文学活动与社会政治活动区分开来，使中国文学史学科具有了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学术品格和学科特点。正因为如此，王国维、胡适等在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文体的选择中，就抛弃了道学、小题八股等不属于现代文学范围的文体，从而体现出其文学史观的现代性。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还在于它将中国文学史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进化论的基础之上，为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 传统的文体代嬗观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通变论。《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后人谈论文学发展，便常常以通变理论来阐释。例如刘勰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文心雕龙·通变》）魏徵云：“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隋书·经籍志》）元明以降，主张文体代嬗的学者也大多是从通变的角度立论，如袁中道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珂雪斋文集·花云赋引》）这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主要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总结提升出来的，它能较好地解释某一事物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却不能说明不同事物所以消长更替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以通变论作指导的学者们在谈到诗、词、曲这种诗歌体制发展递嬗时大都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然而在选择各时代代表性文体时，不同论者的看法也就不尽一致，如宋代的代表性文体是道学还是乐府（词），明代代表性文体是民歌还是“小题”，大家就没有一致的意见。 王国维、胡适等现代学者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眼界胸襟固自不同。例如，胡适便认为： “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三百篇》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也做不出《三百篇》。左丘明做不出《水浒传》，施耐庵也做不出《春秋左传》。”[12]表面上看，除了重视通俗小说外，胡适的意见与虞集、袁宏道、焦循等人的意见没有显著差别，而实际上，后者的文学发展观是纯粹古典的，前者的文学进化论则是完全现代的。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13]，“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卒不能废绝者，岂无故耶？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4]。既然白话文是文言文的进化，那么元代的杂剧、明清的白话小说自然应该是它们时代的代表性文体，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袁宏道曾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然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是故草木之无情也，而鞓红鹤翎，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唯识时之士为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中郎全集·雪涛阁集序》）这种发展观只是为今文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却无法对今文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支持，因而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力度。他所说的今文也并不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活的语言，而是他所赞成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语言，其实仍然是文人使用的书面语言。而胡适认为：“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15]并以此为指导，编写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史》。这样，胡适等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就不是简单的文体比较和事实认定，而是体现着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文学文体的代嬗就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然，并且这种必然是不断地向通俗化大众化方向发展着的。这就根本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看法，从而将传统的文体代嬗的经验论变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发展进化观。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同时还体现在文学价值评判的现代尺度上。 传统的文体代嬗论者一般受原道、宗经、征圣思想的影响，虽然也承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所谓“文以代变”，但在价值评判上，往往承认今不如古，所谓“格以代降”，这种价值评判为文学复古思想保留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以致文学复古思潮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那些主张文体代嬗的学者，也往往将上古文学视为圭臬，用它作为标准来评价后代的文学。例如主张“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的虞集便认为：“ 而主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王国维认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以此为准的，可以区分出“真正的文学”与“模仿的文学”，从而评判文学的价值。在他看来，“自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杧□（饣叕）的文学之记号也”[16]。用这样的眼光来评价各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体，其结论自然与传统认识有别。例如他在比较唐诗与宋诗、宋诗与宋词的优劣时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善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17]胡适则以文学要“清楚明白”、“有力能动人”、“美”这三个条件为依据，提出在言文分离后，只有白话文才符合这些条件，因此“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18]，“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小说、戏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19]。如果说以是否反映真情以及反映真情的深浅作为评判一个时期文学文体优劣的标准，还不足以反映现代的文学价值观，那么，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并以小说、戏曲为近千年第一流文学，则绝对是文学价值评判的现代标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作为现代与古典文学史观的分野也因此而泾渭分明。 揭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并不意味着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文学史观，尽管这一文学史观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到相当成熟、其问题也暴露得异常充分的今天，这一文学史观的理论缺陷也昭然若揭。 首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是在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这就必然会带来理论与事实的龃龉，削足适履，郢书燕说，在所难免。例如，就文学文体而言，西方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种，而汉赋到底该归入诗歌还是该归入散文，就成了一个令文学史家们颇感棘手的问题。按照西方的文体分类标准，诏、策、令、教、表、启、书、檄等都是应用文体，不属文学范围，而中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却收录了这些文体的优秀作品，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讨论了这些文体，于是我们只好说《昭明文选》不是纯文学总集，《文心雕龙》也不是纯文学理论著作。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人们一直视《昭明文选》为文学总集，《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著作。西方以为小说是“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以此衡量中国正统史志所著录的小说，大多不合西方标准，直到今天，我们还拿不出一份为大家所公认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至于中国文学中人文化成的观念、原道宗经的思想、比兴寄托的方法、风神气韵的话语，都因为与西方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方法、权力话语不谐而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以致中国的文学史实只能用来说明西方理论的正确，却不能用来作为建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学科体系的基石。这恐怕是人们在世纪末提出“重写文学史”和批评“失语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也透视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缺陷。 其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将自然科学的理论移植到人文科学中是否合适本来是需要实践检验的，何况移植者对进化论的理解多少有些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其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缺少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故其结论也就难免存在漏洞。例如，胡适所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20]，他所编的《国语文学史》（后更名为《白话文学史》）不提楚辞、汉赋，贯彻的就是这一思想。然而，这样理解中国文学史很难说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的，因而也就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民间的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贡献，它们之间也是互激互动的，简单地以创作者身份划界或以文字形式（文言还是白话）划界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优劣，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足取的。 再次，一个时代是否只能有一种文学文体来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创新和文学成就，其实是一个存在争议需要论证的问题，然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提倡者们并没有就此进行充分的论证，因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在理论形态上远未达到完善和精致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充实或修正。文体的代嬗是否足以反映文学的发展规律，文学主体与文学传播是否也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文学消费水平到底与文学发展有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一种成熟的文学史观应该而且能够予以解答的，然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缺少这种宏观的视野，势必会制约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宏观研究热，便反映出人们对原有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满，也预示着新的文学史观的正在酝酿和建设之中。 注释： [1]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0页。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4][1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页，第28页。 [5]现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唐宋诗优劣之争，王国维关于元杂剧为“活的戏曲”而明清戏剧为“死的戏曲”之说也未被普遍接受，说明人们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并不完全赞同。 [6]参见拙作《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 [7]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簿：官录及史志》，《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8]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9][16][17]王国维：《文学小言》，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第311页，第313页。 [10]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7页。 [11]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9页。 [12]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75页。 [13]胡适：《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页。 [14]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15]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9]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43页。 [20]胡适：《逼上梁山》，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页。 ［作者简介］王齐洲，1951年生，湖北大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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