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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欧明俊 【内容提要】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则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此说只有限定在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此说对唐宋文学及文学史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它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不应作为“定论”接受。 【关键词】 唐诗；宋词；一代之文学；音乐文学；追认若问唐宋“一代之文学”，多数学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唐诗宋词”。自金元以来，“唐诗宋词”说便盛行不衰，特别是经过焦循、王国维、胡适等大学者的进一步阐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唐诗宋词”说也几乎成为“定论”，近百年来一直被研究者尊奉，确信不疑。此说的合理性一面是首先应该承认和肯定的，但当从纯学理层面上重新审视时，我们便有许多疑问：此说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说存在不足，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何解释？如何弥补完善？这些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前此，学界对这一论题关注不够，除一些论著中偶尔涉及外，尚无专文全面深入论述。笔者曾写有《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对“宋词”说提出质疑，但限于篇幅，未将“唐诗宋词”说综合评议。本文拟在《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证。 一“唐诗宋词”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子命题与母命题的关系。因此，必须紧密联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进行论述。“唐诗宋词”相提并论，最早可追溯到金元之际的刘祁，他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1]（卷十三）认为唐以前各代诗俱佳，宋代的诗歌真正有成就的则多在词，而不是古近体诗。元代罗宗信《中原音韵〉序》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2]（卷首）说明元代后期，“唐诗宋词”已是“通行”的说法了。元末明初的叶子奇说：“唐之词不及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3]（卷四）实际上也是认同“唐诗宋词”说。明中叶以后，此说比较流行，杨慎说：“宋之填词为一代独艺，亦犹晋之字、唐之诗，不必名家而皆奇也。”[4]（卷二）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胡应麟《欧阳修论》、《庄岳委谈》，陈继儒《太平清话》、《吴骚引》等，皆作此论。元明人多是限定在韵文系统内肯定“唐诗宋词”的，认为唐诗胜过宋元诗，宋词胜过元明词，只有宋词可与唐诗媲美。 清代，“唐诗宋词”说仍然是通行观点，如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称李玉《北词广正谱》是“骚坛鼓吹，堪与汉文、唐诗、宋词并传不朽”。[5]（卷首）顾彩《清涛词序》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6]（卷首）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云：“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他打算“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7]（卷十五）焦循强调一代文学有一代之“专”、“胜”，后世所不及，论一代之文学，应专录其胜。作为一代“通儒”，焦循的“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所胜”观点，是对历代观点的总结，对后代学者影响甚大。清代学者基本上仍是重复元明人的观点。 上述可知，元明清三代，罗宗信、杨慎、茅一相、胡应麟、陈继儒、吴伟业、顾彩、焦循等，皆以“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确是历代流行的观点，现当代学者的观点便是此说的自然承继。 学者信奉“唐诗宋词”说，却往往忽视古人的另一种观点，即“唐诗宋文”说。元代虞集云：“一代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8]（卷三）首次提出分别以“文章”和“道学”为汉、宋两代的代表文体，虞集是正统“大文学”观念，故将唐诗（律诗）与宋道学家文并提，这一观点被元明清不少学者所接受。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曹安《谰言长语》卷上、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等，皆认为宋理学家文才是文学正宗，真正有资格与唐诗并提的是宋文。王思任《〈唐诗纪事〉序》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9]（Ｐ75）艾南英《〈今文定〉序》亦将“唐诗宋文”并列。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说：“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10]（P1）可见，明末清初通行的不只是“唐诗宋词”说，还有“唐诗宋文”说。 元明清三代，虞集、叶子奇、曹安、郎瑛、王思任、艾南英、李渔等皆将“唐诗宋文”并提，以“宋文”（性理文、理学、道学）代表 “一代之文学”，这是正统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而“唐诗宋词”并提，特别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仅代表非主流的边缘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两种观点一直并行。 近现代许多学者皆认同“唐诗宋词”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种观点与前人是一致的。不过，王国维怀疑“唐诗宋词”能否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他说：“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与否，尚属疑问。” [11](P57、160)王氏自己“疑问”，遗憾的是后人却不加怀疑。王国维引进西方进化论和纯文学观念，特别重视词、曲、小说，这与传统“大文学”观念鄙视词、曲、小说是不同的。王国维那里，宋词与唐诗才真正可以相提并论，无尊卑高下之分。他还将这两种观念具体运用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这对现代人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完全以西方文学观念硬套中国文学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以进化论解释文学史演进现象，认为“唐诗宋词”在当时是新诗体，故必胜旧诗体，可代表“一代之文学”。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南宋的白话词》一文中，他将词看作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的价值超过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达到极致。这时，“宋词”彻底摆脱了卑下的“身份”，与“唐诗”平起平坐，成为现代观念的文学史上的主流文体。胡云翼《宋词研究》仍是发挥王国维、胡适的观点，强调只有新文体，才有资格称“时代文学”。论唐宋“一代之文学”，只有唐诗（律诗）和宋词这两种新诗体才有资格。 焦循、王国维的观点经由胡适、胡云翼等人的阐发、改造，自然地进入现代学术。从此，“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作为主流观念影响学术界。胡适将王国维及其以前人的“唐诗宋词”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这种“误读”，至今学术界仍不甚了了。胡适以后，“唐诗宋词”说几乎成为“定论”，谈及唐宋“一代之文学”，很少有人再提“唐诗宋文”了。“唐诗宋文”说由本来的主流退为边缘，“唐诗宋词”说则由边缘上升为主流。这是对传统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革命”性“反动”和“颠覆”，影响深远。 近现代，“唐诗宋词”说盛行时，仍有人坚持传统主流文学观念，认为“宋文”才能真正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没有资格的。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论宋代文学时，仍只谈诗文，不谈词，同时黄人《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宋词进入文学史的资格都没有，当然更没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认为，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曾毅说：“唐之取士以诗赋，宋之取士以策论，故宋之文学，不在诗而在文。”[12]（P69-70）亦认为“唐诗宋文”为“一代之文学”。钱钟书先生早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提出质疑，他说：“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他不满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于宋元以来，只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13]（P99-100）钱先生实际上认为唐诗的成就不及散文，宋词的成就不及诗文，“唐诗宋词”皆没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这一观点是传统主流文学观念的承继，也是对现代盛行的“唐诗宋词”说的重新“颠覆”，极有价值，可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二长期以来，学界对“唐诗宋词”说多是笼统看待，完全接受，未作深究，因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唐诗宋词”说只具特定角度、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当以“合乐”、“可歌”为“真诗”标准，唐律诗多可歌，古体诗多不可歌，宋词可歌而宋诗不可歌，“唐诗宋词”实指“唐律诗宋词”，放在音乐文学系统内，可称 “一代之音乐文学”。唐律诗在律诗系统内与宋元明清诗相较，宋词在词史系统内与唐五代词、元明清词相较，成就最高，因此可称“一代之文学”，实指“一代之文体”。在韵文系统内，强调诗歌（母文体）内部各文体（子文体）的演进、新变，唐律诗、宋词成就超过前代，又为后代所不及，堪称“一代之文体（新文体）”。以进化论观念看，唐律诗、宋词是新文体、新文学，多时代新质，是时代“绝艺”，胜过旧文体、旧文学，故可称“一代之文学（新文学）”。以现代纯文学观念看，唐宋文（特别是古文）多非文学成分，不合纯文学标准，而律诗和词是纯文学文体，且最具时代特色，故可称“一代之文学（纯文学）”。从上述这些角度看，说“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才是合理的或比较合理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体也随时代的变化而演变更新。这种观念以《周易》“通变”说为理论依据，重“变”求“新”，与西方“进化论”不谋而合，近代以来广受学界尊奉。其革新精神和进步意义，是应首先肯定的。“唐诗宋词”说正是这种文学史观的体现。 “唐诗宋词”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过重诗词两体在唐宋两代的“专”、“绝”、“胜”，遮蔽了前后各代诗词的价值和成就，轻视诗史、词史发展的承继性和延续性。唐宋文学史，诗、词定于一尊，散文、戏曲、小说多变成陪衬。唐宋两代“一代之文学”是否只有 “唐诗宋词”呢？若只有一体，唐代亦可推散文，宋代亦可推散文或诗。若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体共同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更全面合理。郎瑛、王思任都认为宋词、宋文皆可称“一代之文学”，并不限于惟一文体。这种观点突破“惟一”思维排他性的局限，是很有价值的。唐诗代替不了唐文，宋词更代替不了宋文、宋诗。“唐诗宋词”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唐宋两代文学史变成“选本”的、主观片面的文学史，远离“史”的研究的基本的客观性要求，远离“史”的原生态。 “唐诗宋词”说过重新文体而轻视旧文体，认为只有新文体才能代表“一代之文学”。而事实是，一切新时代之文学都是新文学，无论用新文体还是旧文体。唐宋时，古文、赋、古体诗都是旧文体，文体特性本身并无大变化，但内容是新时代的。若推出唐宋两代有特色的新文体，则非近体诗、词体莫属，若论 “一代之文学”，唐代仅推出近体诗而不包括古体诗，则是片面的，亦可推出散文，宋代可推散文或诗，词体未必有此资格。 “唐诗宋词”说将“文体”兴衰等同于“朝代”兴亡。胡应麟说宋元时，“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亡矣”。[14]（卷一）认为宋代因诗亡而词兴，元代因词亡而曲兴，词体兴以诗体亡为前提，文体兴衰与朝代兴亡是同步关系。实际上，朝代亡，文体不会随之而亡，唐初诗风仍是梁陈和隋代诗风的延续，宋初近百年诗坛盛行的是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与中晚唐五代诗风一脉相承，并未因朝代更替而有多大改变。文体演变是一渐进过程，可经历几个朝代，一个朝代灭亡并不意味着某一文体的消亡，某一文体仍会按自身规律发展。文化发展演变有较持久的惯性，文体也有自身的演变规律，不因改朝换代而突然中断，各朝代初期文坛皆直接承继前代文坛绪馀。按一般历史规律，新的王朝初建时，忙于军事征服、政治统一和经济恢复，重建新秩序，一时还难以顾及文化建设。身处改朝换代之际的文人适应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也有一个过程，文化观念的改变不像政权更替那样快，往往带有滞后性。朝代更替是突变的，文化演进是渐变的，文体发展也是渐变的，两个朝代之间界限分明，文体发展却气脉不断。代表某一朝代的文学特质总是在立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确立的。此说轻视文体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遮蔽了文体演变、文学发展在两个朝代之间的联系，导致这样的尴尬：宋初诗风、词风基本上是晚唐五代的，而时代是宋代，那么，宋初诗词究竟属于宋代呢？还是属于晚唐五代呢？ 以“朝代”代替“时代”，以“朝代文学”代替“时代文学”，亦有不合理处。文体发展史可打破完全以“朝代”为标志的划分法，而依据文学史实际划分不同的“时代”。同一朝代亦可归入某文体盛衰的不同时代，诗史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诗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百年，亦可视为同一“时代”，词史可以晚唐五代宋初为同一“时代”，宋末元初为同一“时代”，这样更符合文学史实际。 仅以诗词作为唐宋两代的代表文体，排斥作为其他朝代代表文体的资格，亦不完全合理。一种文体完全可以作为不同朝代的代表文体，诗也可作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和宋代的代表文体，词也可作为元代的代表文体，诗、词并不是唐宋两代的“专利”。 “唐诗宋词”说对文学史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影响甚大，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较明显。这种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造成研究格局的不平衡和文学史撰写的主观片面。唐代文学史几乎写成唐诗史，宋代文学史亦几乎写成宋词史。如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几乎写成唐诗宋词史，其他文体皆一笔带过。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选亦过重“唐诗宋词”。 唐宋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唐宋散文成就极不相称，也是对唐宋和元明清各代重视散文观念的不尊重。“唐诗宋词”说对诗史、词史及整个文学史研究格局亦造成负面影响。因过轻宋元明清诗和元明清词，以为只是“唐诗宋词”的“绪馀”，研究上不够重视，最极端的是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诗史只写到唐代为止，只写唐宋词，元明清词则弃而不论。至今，宋诗研究已取得较大突破，元明清诗词研究论文及专著仍屈指可数，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本对元明清诗词也多重视不够，这对元明清诗词是不公的。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而唐人多认为自己时代的诗不如汉魏古诗，也几乎无人认为诗歌胜过同时代的散文。宋人自己则更轻视词，词在宋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诗文相比的。“唐诗宋词”说无视文学的原生态，没有将其放在历史语境中评价。后人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唐宋人，“唐诗宋词”变成后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而不是唐宋人自己心目中的“唐诗宋词”。我们要追问，“唐诗宋词”价值和地位的高低是由“当事人”唐宋人自己决定的呢？还是由后人决定的呢？唐宋人的“自评”是不是可以不屑一顾呢？后人又有多大权力代表唐宋人主张呢？“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只是后人的观念，而不是唐宋人的观念，是带有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而不是忠于史实的客观陈述。唐宋人本缺乏“一代之文学”意识，即使有，也只会推出唐文宋文或唐诗宋诗，而绝不会是“唐诗宋词”。唐宋人观念如此，我们必须充分体认和理解。 一种文体的文学价值认定，可从“观念价值”和“实际价值”两方面来看。所谓“观念价值”，是指主观性较强的价值认定，是凭某种既定观念或主观好恶评定文学价值高低，与实际价值可能距离较大，甚至完全相反。所谓“实际价值”，是指比较客观的价值认定，与客观实际基本相符，是一种理性的评判，观点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具体到“唐诗宋词”，唐人观念，唐诗是不如先秦汉魏古诗的，亦比不上唐文。宋人观念，词的价值是极低的，“一代之文学”只能是诗文。但“唐诗宋词”的“实际价值”绝对比时人的“观念价值”高，所以得到元代以来部分学者的肯定。“唐诗宋词”的“实际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历代学者皆有自己的理解，“观念价值”一直在变化。代表“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宋词”是历代特别是现当代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上的“唐诗宋词”，更不是历史“当事人”唐宋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 三“唐诗”“宋词”，看似简单的两个概念，实际上内涵丰富复杂。“唐诗宋词”并提，“唐诗”多特指原生态的“可歌”之诗，说唐代歌诗与宋代歌词代表 “一代之文学”，实指代表“一代之乐”或“一代之音乐文学”，这是最狭义的“唐诗宋词”概念。当纵向动态地论及文体特别是韵文体发展流变时，突出时代新文体，“唐诗宋词”堪称“一代之新文体”。这时，“唐诗宋词”为并列概念，是较合理的。当唐诗指包括古、近体在内的全部诗作时，“唐诗宋词”并称，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并列概念，不应混为一谈。 “唐诗宋词”说有不同层面的含义：一、时代的代表文体，即唐宋文学各体中，诗、词的成就最为突出，故可代表“一代之文学”。二、诗、词发展到唐宋，分别到了顶峰，后代无能为继，“唐诗宋词”强调与后代相比成就最高。三、“唐诗宋词”在诗歌史上和词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最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应分别看待。 认为“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往往是以肯定唐诗、否定宋诗为前提的。就是认为诗在唐诗达到极盛，到宋代达到极衰，宋诗无足道也，因为“宋无诗”，只剩下词才算“真”诗，才有资格与唐诗并提。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云：“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15]（卷十四）但这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显然是偏激之论。元明以来，肯定宋诗者亦大有人在，唐诗、宋诗优劣之争始终未断，我们不应简单地接受某一观点。平心而论，唐诗、宋诗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对此，清人陈梓的观点最为公允中肯，他说：“唐自成一代之诗，宋亦自成一代之诗。唐诗自有优劣，宋诗亦自有优劣，本不必较量高下。”[16]（卷五）如果我们尊重古人的观念，就不应认为只有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诗却无资格。若以宋诗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更合理。 “唐诗宋词”并提，只有从“可歌”角度立论，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可以并论的是“唐律诗”和“宋歌词”，若是理解为全部唐诗和全部宋词，则宋词的成就和地位是无法与唐诗相比的。此处不必多论，仅举其要者。一、诗在唐代是科举考试科目，词在宋代则无此资格。二、唐人观念上重视诗，宋人观念上亦重诗而轻词。唐代作家投入诗创作的精力远远胜过宋代作家投入词创作的精力。诗在唐代是全民性文体，宋人则多以诗文创作馀力作词。三、唐代诗学批评和理论成就远远胜过宋代词学批评和理论成就。四、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胜过宋词。五、唐诗是时代主流文体、中心文体，渗透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词在宋代则属边缘文体，地位不高，甚至不被视为“文学”，影响有限。六、在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影响，唐诗远远胜过宋词。因此，总体上看，词在宋代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诗在唐代的价值和地位相比的。比较而言，唐诗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宋词则缺乏资格。不应完全脱离历史语境看待和评价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并提，并不意味着两者“等值”。宋词价值再高，也只是与唐五代、元明清词相比，或与宋诗相比，但比不上唐诗，是无法与唐诗“等值”的。 若论文学表现和代表“时代精神”，只推一种文体，难免片面。因古代文体有大致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言情尤其是私情。一种文体只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某些侧面，没有资格单独代表“时代精神”，只有最主要的几种文体合起来，才能真正代表“时代精神”。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必需具备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充当时代文化“代言者”形象。若要推出代表“时代精神”的文体，唐代可推出散文和诗，宋代可推出散文、诗和词，这样更合理。 说“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还要看它是不是时代中心文体，对其他文体有没有较大的辐射力，深刻影响其他文体？唐代律诗兴盛，是时代中心文体，影响其他文体，赋亦“律化”，变成“律赋”，骈文也律化，还影响到词和小说，因此，可称唐代律诗为“一代之文学”。而宋代文学却不同，是散文影响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17]（卷二）宋诗深受宋文影响，以文为诗，以论为诗，以学问为诗，宋词又受诗文影响，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宋代只有散文或诗为中心文体，而词为边缘文体。从这一角度看，代表宋代“一代之文学”的不应是词而应是散文或诗，“唐诗宋文”或“唐诗宋诗”并论才更合理。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第一，其次诗，其次词，为诗之馀，其次曲（散曲），为词之馀，小说、戏曲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依此观念，如要选出某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只能是诗、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体。诗、文在各代都是代表文体，都是“一代之文学”，其“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因此，“唐文宋文”或“唐诗宋文”、“唐诗宋诗”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无资格的。元代以后，有些学者将宋词与唐诗并提，誉为“一代之文学”，但属非主流观点，并未得到主流观念的认同。从总体上看，元明清各代，诗文独尊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唐诗宋文”说仍占主流。只是元明清各代，受政治、经济、科举制度等方面变化的影响，“边缘”文人学者比古代更多，这样，“唐诗宋词”说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才会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近代以来，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重诗歌、戏剧、小说，轻散文，抛弃传统“大文学”、“杂文学”观念，现代又过重反传统、反正统，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几乎全颠倒过来。“唐诗宋词”说恰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相吻合，故被现当代学界普遍接受，而传统观念中“古文”独尊的地位则受到冷落。因此“唐诗宋词”说成为现当代的主流文学史观，“唐诗宋文”说则极少有人提及。“唐诗宋词”并称，对矫正轻视纯文学的古代主流正统文学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将古人的观念完全“颠覆”，又矫枉而过正。时过境迁，这种观念局限性逐渐凸显出来。应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一种认识唐宋文学及文学史的观点，绝不是惟一的，完全可有另一种或数种观点。 纵观历代所论，主要是从文体演变“史”的角度纵向比较，极少有人将同时代不同文体横向对比。纵向比较，说“唐诗宋词”后无来者，是“一代之文学”，大体上是合理的。若横向比较，唐诗与唐文比较，宋词与宋诗、宋文比较，说“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是片面的。长期以来，学界多轻视这种区别，甚至不加分辨，造成唐宋各体文学研究格局的失衡以及评价上的偏颇。 “唐诗宋词”说过分拘泥于朝代与文体的对应关系，带有天生的局限性。作为此论的弥补、修正，论者又从另一角度立论，强调文体与时俱变，并不看重与特定朝代的关系，淡化或不谈朝代，而只谈文体自身的演变。如明王骥德《古杂剧序》说，后三百篇而有楚骚，后骚而有汉之五言，后五言而有唐之律，后律而有宋之词，后词而有元之曲。尤侗《己丑真风记序》、梁廷柟《曲话》等大体上亦作此论。诸家只就韵文系统立论，描述和总结韵文体内部兴替演变规律，并不特别强调文体盛衰与朝代兴亡有直接对应关系。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18]（Ｐ14）认为由兴到盛到衰，“一切文体”皆逃脱不了这一规律。从这一角度看，说律诗在唐代特盛，词在宋代特盛，这是文体演进的规律所至，而与朝代关系是其次的。 又有学者突破仅将“一代之文学”等同于“一代之文体”的局限，而从总体上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顾炎武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19]（卷二十一）他肯定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文学随时代变化而不同，重一代之“文学”，而不拘泥于一代之“文体”。冯桂芬《国朝古文汇抄序》（代）从总体风格上论述“一代之文章”，亦不看重一代之具体文体。这样立论更合理全面“唐诗宋词”说的局限性引发我们对文学观、文学史观的深刻反思。“唐诗宋词”只有在一定前提下，从特定标准和角度看，才可称为“一代之文学”，笼统而言，是不科学的。本文写作意图绝不是想否定此说，只是在肯定其合理性一面的前提下，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后人理解和实践此说时的偏差，呼吁学界同仁对此论题的应有关注和审视。
附录1：论唐诗的社会功能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群峰中的珠穆朗玛，其思想成就与艺术成就令其他时期的诗歌无法企及。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开明、文禁松弛、经济强盛、民气高扬之外，广泛的社会功用也是重要的因素。俗语说：有用则兴，无用则废。诗歌在唐代，因其有用于社会生活而得到高度重视，唐诗不仅用于审美，更重要的是具有实用价值。 首先是用于科举考试。早在高宗、武后时期，命题作诗就出现在考卷上了，形式是写五言六韵的律诗。知识分子要想金榜题名，诗作不好是绝对不行的。这样的考试制度，一下子就把准备进入仕途的人统统变成了诗人。唐代的知识分子都会写诗，差别只是写作水平高与低而已。唐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及第之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还要候选几年，你要想提前获得官职，还得经过一次考试，叫作“科目选”，其中的“博学宏词科”，要考生写出论文一篇、诗一首、赋一篇。可以说，诗在唐代是知识分子走上仕途的“上马石”。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干脆就归田务农或经商算了。 其次，诗歌在唐代还应用于广泛的社交活动。唐代人无论迎客来访或是送人离乡，无论贺人及第或是慰人落榜，诸如婚丧嫁娶、生辰祝寿、思亲忆旧、乃至请客吃饭，都用诗歌来表情达意。唐代的送别诗有许多名篇，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都是用于社交而产生的。白居易想请朋友来家中喝酒，既不写信更不写便条，他以诗代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绿蚁，是酒面上漂浮的酒渣，表示这酒是刚刚酿成的，还没来得及过滤，味道十分鲜美。唐代还没有烧酒，度数较低，时间一长就不好喝了，所以人们喜欢喝新酒。这诗先以新酒来吸引对方，接着又说自家的炉火旺盛，然后说天气寒冷正需饮酒暖腹，最后点明邀请之意，一片盛情见于字里行间。想那姓刘的朋友不来才怪！杜甫贫穷，秋天来了没钱置办衣服，就向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求援，也是写诗：“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寄高彭州》)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茅屋，为了美化周围环境，向附近几个官员索要各种树苗，都是用诗达意，甚至还向县尉韦班要吃饭用的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赞美大邑县烧出的瓷碗又轻便又坚固，白如霜雪，用手一敲，声如哀玉。把大邑县的瓷碗说得这么好，对方还好意思不赠送吗？这就是诗歌的功用。 再次，写诗可以获得尊贵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免于灾祸。这与唐代帝王喜欢写诗有关系。唐代的帝王都喜欢写诗，《全唐诗》中收录了不少帝王作品，比较多的如太宗李世民的诗有90多首，玄宗的诗60多首，武则天的诗40多首。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有唐一代，写诗由于皇帝的身体力行而获得极高的行为品位。会写诗的人由此而获得尊贵的社会地位，受到世人的尊重，“诗人”在当时是一顶辉煌的桂冠。李白一生是靠诗歌扬名天下的，“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是杜甫给他的定论。杜甫后半生漂泊西南天地间，也是靠写诗交结朋友，取得生活的资助。倘若他不能写诗，怕是早已葬身沟壑了。还有个典型的例证，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王维被叛军捉到，被迫接受了伪职。两京收复之后，他被唐政府押回长安，按刑律当判死罪，正是由于他在叛军营中写了一首怀念故国的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尽深宫里，凝碧池头咽管弦)，才免于死罪。王维不死，当然还有他弟弟王缙起的作用，但这首深蕴故国之思的诗歌，确实打动了朝中大员。还有一事也很说明诗歌的免祸功用。唐朝长庆年间，诗人李涉去南方游历，入夜时分，来到九江边上的一个荒村，当时天下着雨，正准备投宿，却被一伙强盗围住了。强盗们喝令他交出财物免除一死。李涉的随从对强盗说，他是诗人李涉，你们不能劫他。强盗首领说：“李涉这名字我知道，我还读过他的诗。要真的是李涉，就放你们走。不过，我要的是证据，李涉不是能写诗吗？他能立成一首好诗，就证明是李涉。”那李涉稍稍镇定心情，便口吟一绝：“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强盗首领听罢，露出一张笑脸来，连声说，好好，果然是李涉。于是命令手下把财物奉还。一声呼哨，群盗消失在夜幕中。(事见《唐才子传》)写诗能让强盗退避，这在别的朝代是难以想像的。 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唐诗是个辉煌的瞬间。这个辉煌瞬间的形成，是由于诗歌繁荣所需要的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多条件的一时兼备。后代王朝由于某些条件的缺失，遂不能使诗歌重现辉煌。全面总结唐诗繁荣的原因，对于检讨当今诗歌创作具有历史借鉴的重要意义。
在宋代，郊游、赏花、听歌、观舞、饮酒、品茶等等，是文人士大夫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娱乐为主的节序风俗和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为宋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证。事实上，宋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作为这些风俗行为的一种表征、一种特殊的语言而存在的。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应歌词、应社词、节序词、酒词、茶词、寿词的出现，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流行于宋代民间与士大夫社会的风尚习俗，不仅仅停留在娱乐之上，具有娱乐功能；而且还具有抒发情感、探亲会友、契阔谈燕的机制，具有抒情、交际的功能。而作为风俗行为的一种表征和特殊语言的宋词，也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三大功能。换言之，作为反映社会群体的心理积习与情感趣味的宋代风俗，赋予宋词以娱乐功能、交际功能和抒情功能。[1](P179)而这三大功能又给宋词的生命力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源泉。 以娱乐为主的节序风俗和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为宋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同时，也决定了宋词具有娱乐、交际和抒情三大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作用于宋代士大夫生活的各个领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促进了宋词的大量创作。 一、宋词的娱乐功能由于词本来就是为适应酒筵花间、歌台舞榭娱宾遣兴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宋词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其娱乐功能。 （一）侑觞劝酒宋词的娱乐功能，首先表现为侑觞劝酒。[2](P139)饮酒和听歌，在历代士大夫的生活中常常是相伴而行的。以词为侑觞劝酒的手段，从中晚唐起到两宋，都十分流行。不少词人正是抱着这一目的而在酒席上当场挥毫的。北宋词人黄庭坚即是如此。据清徐轨《词苑丛谈》卷一记载：“韩文公《遣兴》诗：‘断送一生惟有酒’；又《赠郑兵曹》诗：‘破除万事无过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劝酒》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黛蘸秋波。不饮旁人笑我。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没处遮拦。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斜人散。’”[3](P34)他的《木兰花令》（庾郎三九常安乐）也是一首劝酒词。该词词序说：“庾元镇四十兄，庭坚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坚假守当涂，元镇穷，不出入州县。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 很显然，黄庭坚之所以作这首《木兰花令》，目的就是为了劝他那位“四十年翰墨故人”庾元镇多喝一杯酒。当时贺铸正好路过此地，于是也在酒席上作词为黄庭坚等劝酒。《词苑丛谈》卷一引《复斋漫录》说：“方回词有《雁后归》云：‘巧剪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艳歌浅笑拜嫣然。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未至文园多病客，幽襟凄断堪怜。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山谷守当涂，方回过焉，人日席上作也。” 因此，从词人的创作意图和实际效果来看，这两首词的存在价值，首先是它的侑觞劝酒的功能。将侑觞劝酒作为作词的目的，在宋代词坛上实属普遍。除黄庭坚、贺铸的作品之外，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向我们透露了此中消息。仲并的《好事近》词序说：“宴客七首。时留平江，俾侍儿歌以侑觞。”[4](P1665)毛滂的《剔银灯》词序也作了同样的说明：“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4](P723)除了由词人在词序中说明其目的之外，更多的作品则未作说明，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词人创作的当初，都曾发挥过侑觞劝酒的实用功能。 （二）劝茶延客劝酒需要歌词，劝茶同样也需要歌词。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就宋词的社会功能而言，它不仅用来侑酒，还用来送茶助兴。元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正月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赵抃）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曾帅蜀）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2](P140)与这一风气相适应的，是词人们纷纷写作“茶词”。 在宋代茶词创作中，黄庭坚的创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影响最大。如黄庭坚词直接标明“茶词”的有《品令》、《惜余欢》、《看花回》、《西江月》、《阮郎归》、《满庭芳》等诸多词牌。从这些茶词中，可以知道：第一，宴后烹茶唱茶词是为了延续酒后未阑之余欢。如黄庭坚《看花回茶词》上片云：“夜永兰堂醺饮，半倚颓玉。烂漫坠钿堕履，是醉时风景，花暗烛残，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4](P521)酒歇而欢意未阑，于是便再烹清茗、唱茶词以振余欢。再如其《惜余欢茶词》下片云：“歌阑旋绕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犹整醉中花，借纤手重插。相将扶上，金鞍騕裹，碾春焙、愿少延欢洽。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4](P521)也是以碾点春茶，再唱艳歌来少延欢洽。第二，由于茶词是在酒阑宴散时所歌，故而其中还含有留客和送客的意思。黄庭坚《惜余欢》词所谓“愿少延欢洽”、“更留时霎”即是如此。此外如黄庭坚《阮郎归》词的“绛纱笼下跃金鞍。归时人倚阑”、《满庭芳》词的“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则是替客人想象家人倚楼望归的情景。 （三）娱宾遣兴所谓“娱宾遣兴”，是指作为主人的一方在迎接和招待来宾之时，运用各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使客人尽情地享受作客的乐趣。[2](P141)显然，这也是与人们的生活情趣密切相关的。在两宋时期，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他们用以遣兴的手段之一，便是唱词、作词。 清徐轨《词苑丛谈》卷六引周密《武林旧事》云：“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驾诣德寿宫，奉迎上皇观潮。百戏撮弄，各呈技艺。上皇喜，曰：‘钱塘形胜，天下所无。’上启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独。’宣谕侍臣，各赋《酹江月》一曲。”[3](P327)这里所记载的是君臣在一年一度的观潮节时，边观潮边赋词的情景。又曰：“澹庵老人胡铨《玉音问答》云：‘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时方欲易金人书稿。蒙赐金凤笺，就所御玉管笔并龙脑墨、凤咮砚，又赐以花藤席。命某视草毕，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鸭杯。初盏，上令潘妃唱《贺新郎》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上注酒，顾某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某再拜谢。《贺新郎》有所谓‘相见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数日矣。’又有所谓‘荆江旧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赖天地祖宗留卿以辅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迁坐，进八宝羹，洗盏再酌。上令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饮讫，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且谓某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上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正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时有。’”[3](P364－365)这也是君臣相聚时以作词、唱词为娱乐手段的例子。胡铨还以大臣的身份，对宋孝宗说“陛下御宇，正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时有”之类的话，让人听了觉得颇含辩证之理。 二、宋词的交际功能从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来看，他们作词大多表现为应歌、应社的创作动机。以作词相互赠答、唱和，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交际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祝寿贺诞两宋祝寿的风俗之盛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难以企及的。用于祝寿祈福的歌词，在唐五代词中并不多见。至两宋则大部分词人染指其间，使寿词创作成了一种新的词学现象。在宋代，第一个大量创作寿词的是晏殊，《全宋词》收录其存词135首，其中寿词有28首；南渡时期的曹勋存词182首，寿词有29首；南宋沈瀛存词99首，寿词有53首；廖行之存词41首，寿词有21首；而孙惟信“岁为一词自寿”；魏了翁有词186首，几乎全是寿词。据统计，现存的两宋寿词达1876首之多（其中题序标明祝“寿”的1270首，祝“生日”的400首，祝“生朝”的59首，祝“生辰”的35首，庆某某“六十”或“八十”的23首，无题序的89首），占全部宋词的8.91%。 从创作动机来看，这些寿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于自寿；一类用于他寿。用于他寿者，既有寿皇帝、太后、宰执、长官，又有寿同僚、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叔伯、妻子、儿女，对象极为广泛。不过，无论是用于自寿，还是用于他寿，寿词都是庆寿祝生的风俗行为的表征，都是一种社会交际功能的体现。 作为一种风尚习俗，祝贺寿辰，祈祷长生富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作为该行为的一种表征，寿词虽然绝大部分重复着一个不变的主题——长寿富贵，而且在近两千首寿词中，无论出自何人之手，无不洋溢着和乐吉祥的气息，在风格上明显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堪称“无谓”（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但是事实表明，当日的词人们并不以此为嫌，而是争相染指其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祝寿庆生中，自寿抑或庆贺他人寿辰，创作和进献寿词，成了他们诸多社会交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礼数”之一，具有重要的社会交际功能；另一方面在劝寿酒、唱寿词、佐清欢时，激发了词人自我生命的欲望和律动，表现了个体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因此，在赋予寿词以流行的、普泛化的情感和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丰富了祝寿的表现形式，推进了祝寿风俗的盛行，反过来，又促进了寿词的大量产生。 （二）礼仪交际众所周知，宋代词人中的一部分，其身份是“亦官亦文”的。因而，宋词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就随着其生活范围的变化而增多。如果说宋词的娱乐功能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交际功能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仕宦生涯中，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礼节、仪式之中。[2](P143)如当某一官员赴任、离任，或者是到各地巡视时，当地的官府大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迎、送仪式。于是，那些“亦官亦文”的词人便作词相赠，或恭喜，或慰籍。 据宋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记载：“侍读刘原父守维扬，宋景文赴寿春，道出治下，原父为具以待宋。又为《踏莎行》词以侑欢云：‘蜡炬高高，龙烟细细。玉楼十二门初闭。疏帘不卷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叶新声，榴花美味。南山宾客东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闲，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为《浪淘沙近》，以别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5](P149)宋祁（谥景文）即将赴寿春任职，路经维扬，维扬太守刘原父（敞）便设宴招待他，并作词“侑欢”。宋祁出于礼貌，也即席作词相赠。很显然，他们的作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礼仪交际作用。 宋代大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也经常以词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在这三年里，杭州三易太守。在后两位太守陈襄（述古）和杨绘（元素）离任时，苏轼都曾经写词相赠。其中送陈襄的有《南乡子送述古》、《菩萨蛮述古席上》等词；送杨绘的有《定风波送元素》等词。这些词很显然是与苏轼作为杭州通判的身份有关的。词人写这些词的主要目的便是出于礼仪交际的需要。 与苏轼相似，辛弃疾的不少词，也是其仕宦生涯中为某种礼节的需要而作。如《西河》（西江水）词，就是在一位名叫钱佃（仲耕）的官员，从江西转运副使移守婺州时写的，该词词序说：“送钱仲耕自江西漕赴婺州。”[4](P2429)与此相对应的是，当辛弃疾自己调任他地时，也常常以词送给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僚。即便像那首千古绝唱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最初也是出于礼仪交际的需要而写的。该词词序说：“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4](P2413)因此，这首词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那就是，宋词的社会功能有时完全能够与其审美功能完美地统一起来。 三、宋词的抒情功能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灵的表现，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所谓“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就是宋词抒情这一功能特性的最好说明。 （一）言情提及宋词，人们总是把它与唐诗并举，列为我国韵文的两大极致，并且以“诗庄词媚”来界定二者的区别，认为诗居正统地位，是“言志”的领地，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功效；而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艳科”“小道”，是“言情”的工具。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宋词中的大多数篇章确实是用来歌咏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具有“言情”的主导倾向。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一旦从阡陌流入城市，从村夫传到文人手中，便显示出它特有的审美功能，这就是它给宋代文人提供了抒发“七情六欲”的领地。这个时期有关女子怀春、男子钟情的生活内容在词中得到了表现；青年男女无视礼教而约会的情事在词中得到了展露；情人话别、夫妻分离、朋友远行、歌妓交往以及感时伤世的种种情愫在词中得到了透视。并且这些复杂的情感又因为内容的不同，分别形成了怀春词、幽会词、夫妻恩爱词、怜香惜玉词、送别词、相思词、伤春词、悲秋词、悼亡词等等。也许正是缘于一个“情”字，王国维《人间词话》才会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5](P4258)的概述。 （二）言志随着北辽、西夏的经常犯边，宋朝的国势已渐趋衰弱，加上官场黑暗，争权夺利之风盛行，政治纷争时起，文人动辄得咎，贬谪流放之事屡有发生。于是，他们在冶游欢娱的同时，也滋生了忧国忧民之心，因而感时伤世、指陈时弊之作大量出现，并且词的境界也由身边的“言情”扩大到家国的“言志”。 苏轼是一位有着敏锐才思的大词人，他不仅在词中寄予了满腔的热情，而且借词抒发了一生的忧愤。他认为自己“帕首腰刀是丈夫”（《南乡子赠行》），况且还“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很想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发挥自己非凡的济世之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经历了几起几落，尝尽人间甘苦之后，他曾总结“人生不如意”的经验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但是即使这样，他仍不改报效国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初衷，“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周邦彦也借作词表达了他在仕途中的甘苦体验和对社会、国家的高度责任感：“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兰陵王柳》）。在经历了几度的返、离汴京的羁旅生活之后，他深深地尝到了人生的艰辛，认识了人世的复杂多变。他曾经试图让自己忘却身外之事，却是“不堪听、急管繁弦”（《满庭芳》）；他也曾经自宽自解，“无事小神仙”，却“惊觉。依然身在江表”（《隔浦莲》），因而免不了生出几番感慨：“楚客忆江蓠。算宋玉、未必为秋悲”（《红罗袄》）。在这些词中，词人的情绪虽然有些抑郁，意志却是那么坚强，表现出了一个文人在仕途迷茫、情绪忧郁的情况下仍然不屑与世浮沉、不忘国家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北宋词主要反映了当时文人积极入世、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南宋词则随着国家、民族的危亡，转向了爱国主义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综观整个南宋词坛，写爱国题材、表现爱国情怀的词人不绝如缕，如李纲、张元干、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等。正是爱国文人们的这种“壮怀激烈”的心态，给宋词注入了一股浩然之气，从而揭开了宋词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并使宋词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变。于是，在宋词中，“女性形象逐渐让位于男性形象，男子汉逐步登上了词世界的统治地位”。[6](P63)因而，慷慨激壮之气，遍被词林：“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苏武令》）；“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诉衷情》）；“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水龙吟》）。听着这一声声的怒吼，谁还能够说词一定应该是“要眇宜修”、“深美闳约”的呢？ 综上所述，宋词的三大社会功能，作用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促进了宋词的大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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