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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鸿门宴背后：一顿饭吃下半个楚国》中，三解花费了10,481个字的篇幅解析了“丰沛集团”中的“沛”，接下来要具体聊聊“丰”，一个奇怪的“基本盘”， 一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明确记录为在“丰”从起的有：
赤（革朱）的职务是确定的，“越连敖”，而很明显在“丰”初从的列侯的记录里，都没有“前元年”、“汉元年”之类的时间标注，可知，其初从均为刘邦起兵时，也并没有归属其他势力，而当时刘邦所部仍未建立严密的军事组织，而是以“家吏”系统编制，具体可见，“丰”、“沛”两地的列侯身份，只有：
也就是说，在刘邦起兵的阶段，整个组织体系，就是《墨子·号令》中的“县官家吏”+“城守兵”，正好也符合刘邦当时“沛县县公”的身份，所以，赤（革朱）应该并非“丰邑”的元从，而是在“薛”加入的“越骑”统领。 除了这一群，“世家”、“列传”中还有3位在“丰”从起的，即楚元王刘交、燕王卢绾和汁方侯雍齿，总共有13位了，与砀县持平，少于沛县的18位。 但是，从起于“丰”的刘邦同乡们，到底有几个跟随刘邦“至霸上”、“入汉中”、“还定三秦”的呢？ “至霸上”共3人：王陵、王吸、薛欧； “入汉”共9人：王陵、王吸、薛欧、唐厉、陈遫、朱濞、周聚、毛泽（毛释之）、陈仓； “定三秦”共0人。 另有刘交、卢绾，应三者俱全，雍齿，于前三年以“赵将”从，可知应该属于“诸侯慕从者”之列，则其“入汉”应无问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陵的“入汉”写得很清楚“守丰”，也就是“不入汉中”而转回故乡，后守南阳，或许为项羽所派遣，作为封堵南阳郡交通要道的“钉子”。 而据《史记·高祖本纪》：
也就是说，王吸、薛欧确定是入汉中后，在回攻三秦的大军还没扫荡完关中时，即以偏师出武关至南阳，联合王陵所部迎太公、吕后，楚军出兵至阳夏阻拦，也就是说，此时砀郡仍在刘邦集团手中，王陵则为汉军提供方便。 也就是说，剩下还有6个，“入汉”却没有参与“定三秦”的“元从”，他们是怎么回事？ 这就涉及到上篇文章中提到的两支军队： （1）郦商部； （2）吕泽部。 郦商部作为刘邦派出的“偏师”，先期入汉中、巴蜀，兵力上应有加强和监视，则派出一部分“丰沛元从”领兵一同行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进入汉中后，却又不参加“还定三秦”的军事行动，而不随行走陇西郡方向，可能汉军经过了新的整编。 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尚存疑。 更大的可能是，这些“丰邑”出身的军吏，之前一直担任关东地盘的留守部队，随着项羽宰割天下后新秩序诞生，吕泽“入汉”，刘邦留守在关东的一部分“元从”部下也随行“入汉”。 一个可以理解的情况就是，冯无择虽为“丰邑”从起，却起家就是吕泽的“郎中”，也就意味着，吕氏家族与“丰邑”之间的关系并不疏远，只不过，其余诸将是以刘邦的“家吏”或“卒”从起于“丰”，并不是吕泽的“部属”，当然，重点是自始至终没有“属悼武王”或“属周吕侯”字样，他们“入汉”时的职务如下：
简言之，在汉军已经走向正规化时，这些人没有一个“高级将领”，在进攻项羽时，陈仓是唯一一个“以将军击籍”的，也和他骑兵的兵种有关，次之的是唐厉，担任过“亚将”，并在之后担任过东郡都尉、汉中尉，也就是“卿”位，没有跨越位在卿上的“将军”界限。 而王吸、薛欧，不止位列“十八功侯”，在“击项羽”时都是位在卿上的“将军”，则这些“同乡”的军吏，极有可能是追随他们两人，一同出武关，与王陵合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二 因为刘邦派王吸、薛欧“出武关”的初衷，正是为了对王陵这个从起“丰邑”的老大哥打感情牌，具体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汉书·张陈王周传》的记载也大同小异，不过就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记载大不相同：
“世家”、“列传”中的故事是王陵在刘邦大业蓬勃发展之际，仍不肯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刘邦进攻项羽，他又带着兵归属汉国了，项羽则更狠，把王陵老母抓来做人质，还东向尊崇之，想要招回王陵，结果其母深明大义，夸了一通刘邦后，自杀了，项羽一生气把王陵之母的尸体烹了，奇耻大辱之下，王陵跟着刘邦一起就把天下平定了。 而且，王陵和雍齿这个刘邦的大仇人关系很好，而且本来也不想跟随刘邦，所以封侯较晚。 而“功臣表”中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王陵绝对是汉家忠臣，在丰邑从起之后，就以“厩将”的身份独立占领了东郡、南阳郡，并跟随汉军至霸上，汉国建立后，一直守卫丰邑。 这看起来完全是两个人，好不好？ 还真就是一个人，就像上篇文章中三解解析过的，在南阳投降刘邦的“襄侯”王陵就是后来的安国侯王陵，这里“世家”、“列传”中的王陵也一样与“功臣表”中的王陵就是一个人，只是因为有些“前因后果”被刻意省略，才显得驴唇不对马嘴。 这里，需要纠正一下《鸿门宴背后：一顿饭吃下半个楚国》中的一个错误，就是关于王陵的句读。 《汉书·高帝纪》记载：
《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则是：
《汉书》比《史记》缺“西陵”二字，所以，并非王陵降刘邦、降楚，而是王陵作为分部将领，降下“西陵”。 班固著述时，不解王陵的身份角色，只见到了“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就觉得王陵是“不肯从”的小势力，三解也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事实恰恰相反，高武侯鳃、襄侯王陵分别是汉朝的“临辕坚侯戚鳃”和“安国武侯王陵”，不过，他们的“列侯”不是刘邦封的，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和楚国的“武安侯”刘邦，平起平坐的。 更进一步来说，王陵这个襄侯的封地，前人穿凿对应南阳郡的穰地，其实错了，真正的封地是在“襄邑”，地在砀郡，也就是项羽在章邯灭陈胜攻项梁时，曾经“别将”屠戮过的“襄城”，而非颍川郡的“襄城”。 由记载可知，楚怀王在项梁战败后，封刘邦为武安侯、砀郡长，项羽为长安侯、鲁公，对当时楚国最大的两支重兵集团进行拉拢： 一者负责睢水、获水、济水、菏水之间的广大地域； 一者负责泗水上游至济水下游的广大地域。 而他自己则以吕臣、陈婴这第三大重兵集团为基础，控制泗水下游至淮水、沂水流域的地盘，属于典型的“分国以赏”激励进取，同时稳固自身的实力，也不是权力斗争的庸手。 正因为不是庸手，在以刘邦牵制项氏，又在项羽头上放了个“卿子冠军”宋义之后，也并没有对刘邦完全放手，还要给他也“掺掺沙子”，比如王陵封“襄侯”，戚鳃封“高武侯”，应该就是楚怀王的权术技巧。
所以，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张陈王周传》中记载的“不肯从”的故事，并非虚构，却并不完整，必须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记载结合考虑，才能搞清楚事实的真相。 如果说“跟从”，王陵应该自起兵之后，一直跟着刘邦集团，直到兵罢戏下，刘邦入汉中，王陵回转南阳郡，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应该始终与刘邦没有建立“主从关系”，更没有成为他的“家吏”或是“臣下”，而是以“客”自居。 而他在分封诸侯后，镇守南阳郡的身份，也应该出自项羽封授，一方面利用他不肯屈居刘邦之下的特殊身份对刘邦沿汉水东进进行防备；另一方面，以他和刘邦的“楚将”身份，对秦人出身的“三秦王”占据的关中进行监视和包围。 过往的刻板印象因为有成王败寇的结果在，往往对项羽分封诸侯后对刘邦的防备不足有所指责，问题是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来看，刘邦与项羽“约为兄弟”，又原为楚将，关系远比“三秦王”更亲近，而秦朝的积威犹在，防备秦人依托关中再起，绝对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是优先级远高于刘邦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认识在，又怎么会出现《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荒诞故事：
张良一封书信，只是简单解释了刘邦想要关中，作出不敢东向的承诺，项羽就北击齐国去了，如果不是项羽本来就没有将刘邦视为威胁，并相信他的承诺，又怎么会信？ 说到底，在项羽看来，刘邦夺的是“秦人”的地盘，齐、赵却要灭楚，而且距离自己的统治中心很近，变生肘腋，当然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也不会放任不管。 而王陵之叛，恰恰与项羽的这个想法有关。 三 对于刘邦的东出，项羽肯定是有防备的，见《史记·留侯世家》：
在上篇文章里，三解提到过，初入关中的项羽最大的问题是“无立锥之地”，虽然用威势裹挟了强兵，但是并没有稳固的后方地盘，所以，他的一切所得，都是“赚”的，但是这个“生意”终归要有个基础，他选定的就是彭城至鲁县的泗水一线，恰恰也是与刘邦“共有”。 所以，他“不得不”对刘邦抱有希望，因为除了“相信”刘邦他别无选择，“不信”，就意味着“楚国”系统的内战。 但是，他又必须对自丰沛，过砀郡，再到颍川、南阳的刘邦“显势力”、“隐势力”有所打压和防备，所以，对于与刘邦走得极近的“厩将”张良，他用韩王成来牵制，相当于收押一个“人质”，希望张良不倒向刘邦。 但是，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处记载：
此事在张良投书项羽说明刘邦“如约而止”之前，也就意味着，张良骗了项羽两次，而这个第一次，应该就触发了韩王成之死。 汉二年四月诸侯罢兵，刘邦入汉中，张良送至褒中，又至韩地，又有“说”项羽和“不遣成之国”的记载，说明张良是在楚军归国途中留在了汉地，而韩王成被扣押，而作为项伯的朋友，能为汉王“请汉中地”的双方关系纽带，张良对刘邦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担保”、“保人”。 结果，依据《汉书·高帝纪》的记载：
而此事，《史记·高祖本纪》系年于汉二年八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也未记五月事，而是在八月条，记录汉围雍王于废丘与塞王、翟王降服，相当于关中大部降服，也就是结果，而汉军就算是再强悍，战斗、行军也需要时间，也就意味着，至少汉二年七月，汉军出兵夺关中的消息，已经传到彭城了，同时来的，还有田荣在齐国故地的快速“统一”。故此，项羽才有杀韩王成这个“人质”的举动，这是对张良第一次欺骗的报复，也是为了替换张良守韩地做准备。 仅仅一个月后的汉二年八月，汉军平定三秦和田荣并吞齐国的消息都已成为事实，韩王成被杀的消息自然也会传到韩地，也就引来了张良的第二次欺骗，但是，刘邦以迎接太公、吕后为名派王吸、薛欧出武关，仍旧没有“撕破脸”，所以，楚军才出兵，发兵距之阳夏，令其“不得前”，进而任命故秦“吴县县令”郑昌为韩王，并明确地要求“距汉兵”。 直白地说，就是项羽在楚地九郡的统治根本没时间建立，对砀郡、颍川、南阳诸郡的刘邦集团势力只能羁縻，对张良的羁縻手段就是扣韩王成做人质，对王陵的羁縻手段，就是拿其母做人质。 所以才有“世家”、“列传”中的戏剧性记载，其中一个明显的矛盾信息就是王陵母的遗言：
刘邦在“微时”对王陵“兄事之”，一下子变成“长者”了，可能吗？ 其实重点是先后顺序：
汉二年八月，王吸、薛欧等人至南阳时，王陵“属汉”了没有？ 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这支军队的表面名义是“迎太公、吕后于沛”，也就是说，不是来打仗的，此时的王陵部，与整个刘邦集团一样，都没有直接进攻楚军，否则，项羽也不可能“安心”地在齐地烧杀抢掠。 整个局势的打破，是在项羽杀义帝之后，负责进攻韩王昌也不是王陵，而是刘邦封的韩太尉韩信，在颍川方向最终灭掉郑昌的，也是韩王信。 所以，真正将王陵推到刘邦方面的，恰恰是项羽的“杀人质”，如果不是项羽的主动行为，何必要在王陵母伏剑自尽之后，“烹”她？不过，不管项羽是为了泄愤，还是与韩王成的命运一样，只是因为利用价值丧失，在王陵的立场上，项羽都是他的杀母仇人，除了投奔刘邦没有任何复仇的可能。 反过来看，也就可以解答前文中提出的问题了，刘邦之所以派出王吸、薛欧等一整群丰邑“老兄弟”到南阳郡，“因王陵兵”，以一个“不反楚”的理由，要求协助，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最佳的“阳谋”。 因为刘邦集团并没有完全平定“三秦”，章邯仍旧被围困在废丘，《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雍王”一列也显示，几个月后章平才被虏，汉军“拔我陇西”，如果项羽和诸侯兵西向，汉军很可能会腹背受敌，所以，在维持和项羽和平状态的前提下“拓地”，才是最佳选择。 此时的刘邦集团，军事力量集中于“西方”，而东方的“旧地”为了让项羽安心，已经逐步“抽空”，并赋予了前“厩将”张良、王陵，均名义上脱离了归属，而楚地腹地的砀郡应该已经被项羽派人接管，只剩下“丰沛”有一部分“家吏”防卫。 也就是说，东方“旧地”的“潜势力”需要“将吏”的激活，一旦有足够的军事班子输入，即可快速“发卒”，成为一个兵种齐全的“新方面军”，这也是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汉军最佳的“和平演变”策略。 所以，对王陵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借道”，而非出征，否则哪儿来的“不得进”？真打了一仗，要么胜，要么败，要么攻克，要么退走，都没有，恰恰说明“没打”。 “没打”，项羽却沉不住气，把王陵的母亲扣作人质，还死在了自己手里，恰恰是把王陵推到了刘邦一边。 结语 在基本厘定了前因后果之后，再来看“从起于丰”的10位列侯，就会发现，他们在史书的记载中的“隐形”不下于吕泽、吕释之兄弟，与谋反除国的卢绾、陈豨等人待遇近似。 这种状况，与“丰沛集团”的概念名义似乎矛盾明显，当然，从比例来说，“十八功侯”中本就只有王陵、王吸、薛欧三人列名，而他们的平生功绩则被极大地省略。 王吸封户三千一百户，记载只有：
薛欧封户四千五百户，记载只有：
要知道，樊哙、灌婴的封户只有五千户，傅宽的封户只有二千六百户，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功绩完全介乎于《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的诸位传主之间，而他们的子孙传嗣也显示并未卷入诸吕之乱，那么，在《史记》和《汉书》中对他们事迹的略省，就只能是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的记录的“源头问题”。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人，按照陈直先生在《史记新证》中的推测，“丞相宁”应该就是“丞相陵”之误写，那么，在“功臣表”中还有一人归属王陵，即武彊庄侯庄不识（《汉书》作：武疆严侯严不职）：
这位也是“至霸上”、“入汉”齐全，却无“还定三秦”之语，说明，应该也属与王吸、薛欧一同至南阳的“将吏”之一。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确认“丰沛集团”中的“丰”与“沛”的巨大不同，那就是他们虽然归属于刘邦集团，并在起兵之初以“家吏”的方式编制，又在刘邦起家的过程中随从征战建立功勋，但由于长期归属于“厩将”王陵的指挥之下，属于整个体系中的“边缘角色”，因为距离刘邦本人更远，所以在情感上，处于明显的“次要地位”，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汉帝国统治核心集团中的重要性。 所以，尽管刘邦出生在“丰邑”，“从起于丰”的诸多将吏很可能与他有旧，如“王陵”、“雍齿”，但是，正如他在面对“沛县父老”为“丰”请求“复”的优免待遇时所说的：
我忘不了“丰邑”故乡，但是也忘不了雍齿反叛我归附魏国，这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内心独白，所以，在他的统治集团之中，乡情、旧谊绝不是决定性的纽带，恰恰相反，臣下与他本人的“距离”，包括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才是真正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帝王的记忆力总是“选择性”的，见《史记·高祖本纪》：
看，他儿子也懂。 因为站在皇帝的地位上，他们已经有能力让不想回忆起来的“故事”不再存在，后人只需要记得他“提三尺剑平天下”的辉煌起点在沛县就好，至于别人，当好“背景板”就是了，还谈什么公平不公平？ - E N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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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浮生偷闲 > 《古代中国历史分析》
